朱元璋与贪官污吏 豪门富户的殊死搏斗

朱元璋与贪官污吏豪门富户的殊死搏斗
作者：李亚平
来源：《领导文萃》2008年第13期
沈万三的故事，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可以相当典型地看出朱元璋对这些豪门富户的态度。

此人名叫沈富，字仲荣，号称天下首富。

据说，帝国首都南京城的城墙、官府衙门、街道、桥梁有一半是该人捐资修建的。

这使皇帝朱元璋的心里很不舒服。

恰在此时，沈万三为了破财免灾，讨好朱元璋：便自说自话地提出申请，说是愿意再捐一大笔钱，供天子犒赏军队。

结果，这个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

朱元璋大怒，曰：一介平民，却要犒赏天子的部队，必是污长犯上的乱民，其罪当诛。

后来，多亏那位马皇后讲情，认为人家送礼出钱，本是好意，不该杀头。

于是，皇帝终于开恩，免其死罪，将他全家迁徙充军到了云南。

此后，朱元璋还曾数次取天下富户填充到帝国首都南京。

这种强制迁徙与性质有所不同的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据说涉及人口，累计达到了至少百万人以上的规模。

与此同时，帝国实行了一项“粮长”制度。

规定每一万石税粮为一个纳税区，由当地最富户担任粮长，负责税粮的催征输解。

这是实行“许拿下乡官吏”之政策，割断了政府官员们假借税粮鱼肉百姓后的一个替代性方案。

朱元璋为此项发明相当得意，说这是“以良民治良民”的高招，并且给予这些粮长们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优惠待遇，直至从中直接选拔帝国官员，甚至高级官员。

谁知，一些有财有势的粮长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希望更快捷迅速地得到更大的财与势。

他们想出的主意相当富有中国特色，比如，将自己及其亲友们应当缴纳的税粮，分摊到纳税区的众人头上；比如，除了该缴纳的正粮之外，再加上各种附加费，这些附加费的名目可以达到十八种之多，通常是正粮的数倍以上；比如，将收缴上来的税粮当作高利贷放出去，再对上申请延期交纳，等等。

朱元璋对此类人物一般采取的措施就是杀之，并抄其家。

在他的《大诰三编》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一次杀头抄家160个粮长的记录。

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曾经至少发起过六次大规模整肃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的运动。

有学者认为，在这些大清洗中，大约有10万到15万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被杀死。

因此，有国内外学者将其称之为“有计划的屠杀”。

这些屠杀的情形不尽相同。

其动机与目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的目标针对着贪官污吏，如洪武四年的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洪武十九年的“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大约可以归入这一类。

朱元璋习惯上将此类获罪者称之为“不肖无福之徒”。

另一类则主要针对可能威胁他的皇位，或者可能威胁到他的继承人皇位的那些开国功臣们。

这一类基本上属于政治谋杀。

包括从洪武十三年一直绵延到洪武二十六年的“胡蓝党案”和洪武二十三年的“罪妄言者”。

朱元璋将此类人称之为“奸党”。

在针对第一类目标的战场上，朱元璋的胜利短暂而暧昧。

在打击这些所谓“不肖无福之徒”时，朱元璋显得随心所欲，但却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尽可能地扩大打击面，最好将那些豪门富户们牵扯进来，同时，不惜采用最为严酷的手段。

“空印案”，几乎是当时人人皆知的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

其缘起，用今天的语言描述相当简单，大意可以表述为：户部，即帝国最高财政机关，在每年审核各地例行财政报表时，要求严格，精确到了小数点以后的多少位数字，稍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

于是，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人员为了少跑冤枉路，就在进京时，携带了盖好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与中央机关核对过数字后，或者在遭受到刁难时，就地重填。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当时没有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等，最远的省份来回一趟需要几个月时间，且不算时间、精力、花费等等，个中情形，相当苦恼。

按理说，用这种报表是造不出有价证券来的，人们也很难靠这里的数字徇私舞弊。

因此，此种做法已经普遍应用，为各方所默认接受。

谁知，朱元璋偶然知道了这个情形后，认定自己发现了一个官员相互勾结、舞弊欺诈的泼天大案。

于是，这位缺少财务知识的皇帝立即发雷霆之怒，下令将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印官，即一把手全部处死，副手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边疆。

“郭桓案”则号称是洪武朝最大的贪污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年。

这位郭桓时任户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全国最高财政经济部门二把手。

据说，在这个官员勾结舞弊的大贪污案件中，被贪污了的财物总计可以折合精米2400多万石。

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税粮收入。

朱元璋要求对此案一追到底。

就是说，要从中央部门开始，一级级地追查出所有犯罪终端。

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中央六个部和全国各地、各级的大部分官员被牵连进去。

朱元璋自己说，此案“天下诸司尽皆赃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

《明史》的《刑法志》记载：自六部左右侍郎，即从中央六部每个部两位副部长开始的以下官员全部处死，全国各地各级官员处死者数万人。

由于“寄赃遍天下”，所以，“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

就是说，朱元璋毕其功于一役，将天下的贪官污吏和豪门大户一网打尽了。

其中有多少冤魂怨鬼基本无从查考。

最后，为了化戾气为祥和，平息人们的怨恨与恐惧，朱元璋把办这个案子的专案负责人员也拿来杀了，并相当郑重其事地布告天下说：“我让他们除奸，谁知他们反而生奸，来扰害我民。

这种人哪里可以纵容?今后再有这样的坏蛋，将不在赦免之列!”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如此大面积打击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即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就又有一百多人犯了贪赃害民之罪，闹得我们的洪武皇帝朱元璋也是一头雾水。

他连连感叹说：“唉，唉!杀的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亲眼所见。

怎么前边的尸体还没有挪开，后人就脚跟着脚地开始为非作歹了呢?人们难道都不拿法律当回事儿吗，如此前赴后继地贪赃枉法?吁!可谓之难教者欤，难禁者欤!”意思是——真称得上是难教育、难禁止呀!
按照帝国法律的正式规定，对于刑事犯罪者包括一切贪官污吏的惩罚，只能使用五种刑法：
笞——鞭打，杖——棍打，徒——监禁，流——流放，死——处死。

朱元璋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大约是杀人杀得手滑兴起的缘故，他索性完全踢开了这些规定，把我国历史上那些极富创意的杀人手段大多搬了出来。

其中，为朱元璋最广泛推广使用的，则是剥皮实草。

就是把人皮剥下来，将里面塞满草，然后放置在官衙门的办公桌旁。

据说，当时，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的官衙门前，都有一个剥皮场和一个挑贪官人头的长竿，其核心理念是震慑那些心存贪渎之念的官吏。

以至于一百五十多年后，当这个帝国基本烂透了时，那位以青天之名著称于中国史册的海瑞，还大声疾呼，希望恢复祖宗创立的以剥皮实草为主的刑法。

从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著作中，罗列了凌迟、枭首示众——就是把头砍下来挂在高处示众、种诛——就是灭族、弃市——杀头等种种刑罚案件至少万例以上，其中许多都是成批处置的。

在手段应用上，朱元璋算是达到了千古罕见的极致。

他与帝国官吏阶层、豪门富户阶层的殊死搏斗，也真正达到了数千年来前无古人的程度。

对此，朱元璋并不满意。

他相当感慨，说：“我效法古人任用官吏，岂料，刚刚提拔起他们时，每一个人都忠诚且有原则，时间一长，一个个全都又奸又贪。

我只能严明法纪，予以惩处。

结果，能够善始善终的没有多少，家破人亡的很多。

”
由此，表明他对这场战争的结果相当困惑。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帮家伙到底犯了什么毛病，怎么连怀里揣着的官印都还没捂热，就急急忙忙地去贪赃枉法?前任官的人皮就在他们眼前的桌子边上，怎么就偏得到了刑场上才知道后悔?（摘自《帝国政界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