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拜集郭沫若[郭沫若译《鲁拜集》文体浅论]

鲁拜集郭沫若[郭沫若译《鲁拜集》文体浅论]
波斯十一世纪的伟大抒情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留下一部四行诗集Rubaiyat，悄然离世。

此后数百年间，人们只知道他是著名的学者、天文学家，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将其诗集译为英文，才使这位被埋没的天才诗人重见天日。

又过了近一个世纪，中国人才读到了这部跟我们的绝句非常相似的作品，这要归功于首次将菲译全部转译为中文的著名诗人郭沫若。

郭译本一出，赞赏者颇多，批评者也不少，闻一多曾撰文讨论，屠岸曾去信质疑，但郭沫若认为菲氏是对海亚姆的创造性翻译，并没有忠实于原文，他也是对菲氏的创造性翻译，故虽有错，亦不改。

事实也如此，应该说郭译是瑕不掩瑜，非常成功，有论者认为：“无论是菲茨杰拉德的英译还是郭沫若的汉译，都被公认为经久不衰的佳译。

”（郭著章，1999: 68）所以后来虽有李霁野和黄克孙等的绝句译本，还有黄杲�和张鸿年等的白话译本，但都不如郭沫若的译本流行。

郭译为什么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原因自然很多，但笔者以为，文体的妙用至关重要，本文拟就这方面谈一谈自己一些粗浅的认识。

郭沫若以诗人译诗，有写诗的丰富实践经验，加以自己精深的中英文修养，自然举重若轻，坦言“有好几首也译得相当满意。

”（郭沫若，2003，6）在笔者看来，他的译本之所以胜出，就胜在文体。

李霁野和黄克孙的五、七言体，过于古奥、整齐、单一，与时代脱节，除少数热爱古诗的读者，自然乏人问津；黄杲�和张鸿年的纯白话译本，又过于直白、浅显，读来诗味大失，也难流行。

唯有郭译本不拘文体语言，文言、白话、文白相杂，甚至骚体，都信手拈来，为他所用，故译文错落有致、抑扬顿挫、精彩纷呈，既不致晦涩难懂，又不致淡而无味，真可谓恰到好处。

下文具体论述。

一、白话的魅力
郭译总的说来还是以白话为主，不过多使用文言词汇和句法。

就是这样的白话译文，读起来也有一种典雅的味道，不像后来的白话译文那样，这与译者的修养自然分不开。

不仅如此，郭译很有一种举重若轻、删繁就简的功夫在里面，读者只要和其它译文进行比较，或自己动手去译就知道了。

我在此仅举一例，即开篇第一首：
原文：
Wake! For the sun, who scatter’d into flight
The Stars before him from the Field of Night,
Drives Night along with them from H eav’n, and strikes
The Sutan’s Turret with a Shaft of Light.
译文：
醒呀！太阳驱散了群星，
暗夜从空中逃遁，
灿烂的金箭，
射中了苏丹的高瓴。

（同上，3）
此诗原文实词和虚词一共三十四个，而郭沫若的译文却只有二十九个字。

众所周知，一个英文单词译成中文，往往不止一个汉字，也就是说，一篇普通的英文资料，翻译成汉语，字数无疑要远远超过原文，更不要说是诗歌了。

而郭译居然比原作字数更少，只比一首七绝多一个字，而用的全是白话文，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连一向严格的闻一多，也满怀豪情地赞道：“便拿开张发市的第一首来讲，那层叠的句法，复杂的修辞，加以那浓缛而荒诞的东方色彩，可算全诗中最难翻译的一首了。

然而译者把握住了它的精神，很得法地淘汰了一些赘累的修辞，出之以十分醒豁的文字，铿锵的音乐，毫不费力地把本来最难译的一首诗译得最完满。

”（转引自海岸，2007, 28）然后再来看另一个著名译者黄杲�的译文：
醒醒吧！太阳已把满天的星斗
赶得纷纷飞离了黑夜的田畴，
叫夜色也随同星星逃出天庭；
阳光之箭已射上苏丹的塔楼。

（黄杲�译，1998, 3）
译者采用了兼顾诗行顿数与字数的译法，每行都是十二个字，整首诗就有了四十八个字，比郭译多出了十九个字，超过了三分之一。

当然，黄译意思更明晰了，形式更整齐了，可以说各有所长，但就简洁而言，则远远不及郭译，诗意也有所不逮。

二、文言与白话的天作之合
这样的译诗在集子里很多，是郭译的主要特色。

考虑到《鲁拜集》原作诞生于公元十一世纪，年代久远，属于古诗，译文理应古雅，使人有怀古之思，似应使用古文为宜；然而读者却生活在二十世纪，要使他们喜闻乐见，势必应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

此即是一对矛盾，译者最终行了中庸之道，两种文字并用，并将其杂糅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样的例子颇多，比如第九首前两句：
君言然哉：朝朝有千朵蔷薇带来；
可是昨朝的蔷薇而今安在？（郭沫若译，2003，7）
这里的“君言然哉”和“而今安在”都是典型的文言词汇，使得诗句读起来别有风味，试把“而今安在”换成白话文“现在在什么地方”，整句就成了“可是昨朝的蔷薇现在在什么地方？”显然诗味大失，那种对于时光易逝、美景难再、生命脆弱的永恒感喟荡然无存，而变成一个写实的问句了。

再如第三十首：
请君莫问何处来？
请君莫问何处去！
浮此禁觞千万钟，
消沉那无常的记忆！（同上，19）
诗中仅用几个文言词汇“君”“莫”“禁觞”等，就把这几句诗点染
得非同寻常，魅力无限，恰似红花掩映在绿叶中，自有一番雅趣。

同样，试把前两句诗全译成白话文，就成了这样：“请你不要问从什么地方来？请你不要问到什么地方去！”这样当然简单明了，然而实在不是什么好诗。

郭译好些诗都是文白相杂，却像混血美人那样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和李金发所创造的那些诗，在语言的使用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离骚体“重出江湖”
郭译《鲁拜集》中纯文言的译作只有两首，即第五十一首和五十二首，且都是用的离骚体。

为什么译者会突然用文言译这两首诗？且位置正是一百零一首的中间，其中有什么特殊的用意？还是纯属偶然？或者与内容有关？且看前一首：
真君冥冥兮周流八垠，
速如流汞兮消汝苦辛；
自月至鱼兮万汇赋行；
万汇毁变兮真君永存；（同上，32）
后一首：
一瞬显现兮瞬即深藏，
舞台周遭兮黑暗无关，
彼自登场兮彼自观赏，
自作消遣兮为乐无疆。

（同上）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两首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第一首的末尾用的分号而不是句号，既如此，文体当然要统一，要么全用文言，要么全用白话文，要么全用文白相杂，若是一首用文言，一首用白话，就将显得不伦不类，毫无统一协调可言。

那么为什么选用古文而不用白话文呢？笔者以为这是由这两首诗的内容决定的：它们写的都是抽象的哲理，是关于造物主以及万物的形成和毁灭的，而且其中出现了一些专有名词，这样的诗若用白话译无疑会很冗长，而且枯燥乏味。

再来看译者的注释，就非常明白了：“以上两首只是一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颇
含嘲笑之意，故变调译之。

”（郭沫若，2003, 71）为便于比较，笔者再录黄杲�所译第五十二首如下，读者可自行判断：让人疑猜了片刻，回屏风后面――
那儿，戏台的周围是黑暗迷漫；
他为了打发无穷无尽的时间，
亲自把戏剧编排、导演并观看。

（黄杲�译，1998，105）虽然郭的这种处理遭到了闻一多严厉的批评（参见海岸，2007, 29），但笔者以为郭译完整传达了原作的哲学思想和精神实质，语言简练，形式统一，聊备一格，未尝不可，且丰富了整部诗集的文体形式。

事实上，整部《鲁拜集》和《离骚》在精神上确有相通之处，特别是都贯穿了一种上下求索的精神：对宇宙的探索，对人生意义的追问。

难怪林语堂在《读书的艺术》一文中写道：“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

他可以拿一本《离骚》或海亚姆的作品，牵着他的爱人的手到河边去读。

”（转引自邵斌，2011, 1）这里将《离骚》和《鲁拜集》相提并论，不是没有道理的。

或许郭沫若将之译为骚体，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无独有偶，根据绍斌的叙述，杨虚也曾将一百零一首鲁拜全部译为骚体，与郭的骚体又有异，可惜未出版，此处转引第七首为例：
惜流光以酌酒兮，
释悔恨而想忘。

抛冬衣于春火兮，
飞鸟迅而翼张。

（转引自邵斌，2011, 82）
四、对称结构的妙用
诗歌，尤其是中国的古诗，非常讲究对称结构，对偶句的使用即是明证。

外国诗同样讲究对称，只是不如对偶句那么严格罢了。

翻译这样的诗歌，如能保持这种对称结构，甚至变为对偶句，无疑是锦上添花，妙不可言。

郭译《鲁拜集》中不乏此类佳译，这里且引几处为证：
第八首：
莫问是在纳霞堡或在巴比伦，
莫问杯中的是苦汁或是芳醇，
生命的酒浆滴滴地浸漏不已，
生命的绿叶叶叶地飘坠不停。

（郭沫若译，2003, 6）
此诗结构非常对称、整齐，由两组不规则的对偶句组成，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听觉上的愉悦。

若不是有两个外来地名，给人的感觉并不像译作，倒像是地道的中文创作。

再如第二十九首：
飘飘入世，如水之不得不流，
不知何故来，也不知来自何处；
飘飘出世，如风之不得不吹，
风过漠地又不知吹向何许。

（同上，19）
还有第七十四首：
昨日已准备就今日的发狂；
明日的沉默、凯旋、失望：
饮罢！你不知何处来，何故来：
饮罢！你不知何故往，何处往。

（同上，45）
这些美丽的诗行，莫不采用对称结构，把人生的至理，向读者娓娓道来，令人感叹唏嘘。

我们感谢海亚姆！感谢菲茨杰拉德！同样感谢郭沫若，没有他精彩传神的译笔，我们怕要与这绝世美人失之交臂。

五、文体的不和谐之处
前文围绕文体谈了不少，大抵都是唱赞歌，是否这部译诗就完美无缺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它无疑也有很多缺点，主要在两个方面，即文体的杂和一些过于古奥的词。

文体的杂前边笔者把此点列为郭译的最大优点大谈特谈，这里却将之列为缺点，似乎有出尔反尔、自相矛盾之嫌。

然而，物极必反，对于杂得有理、杂得自然、杂得和谐的，自然应该肯
定；对于杂得无理、杂得生硬、杂得勉强的，自然应该批评。

郭译中就有这样的败笔，虽少，但不可不提及，如第十首中的“去休，听随他们去休，”实在不知所云，大约是为了和下面的“.....与我何有”一句押韵吧；第二十六首的“伊古以来的圣哲”也大可不必，不就是自古以来吗，何必弄得不伦不类。

尤其第三十四首：我便去扣问那帷幕后的“我中汝”，
举起我的两手求灯照我的暗途；
我听见有声如自外来――
“汝中的我呀乃是盲瞽！”（同上，21）
这一首读起来的确令人难受，文言和白话杂在一起，毫无自然、和谐可言，显得不伦不类，实在有凑韵之嫌，假如押韵的牺牲如此之大，何必再押呢？难怪闻一多直言批评：“全篇还有一个通病，便是文言白话硬凑在一起，然而终竟油是油，水是水，总混合不拢。

”（转引自海岸，2007，29）如前所述，笔者并不赞同这是全篇的通病，但用来批评这一首和集中少数译诗，则再恰当不过了。

过于古奥的词鉴于郭译大都采用文白相杂的文体，诗中出现一些文言词实属必然，不足为怪，但这些词应该是常见的、容易理解的，毕竟针对的是现代的读者。

遗憾的是，其中有一些词过于生僻、古奥，不易理解，甚至完全成为理解的障碍，就该受到非议了。

如第十三首中“何有于远方的�鞑的鼓音”一句中的“�鞑”一词；第十八首中“啊，你呀，你做些陷阱蹄筌”一句的“蹄筌”；第八十六首中“世人都在嘲笑我苦窳歪斜”一句的“苦窳”；第九十九首中“我们从新又照着心愿抟拟”一句的“抟拟”，等等。

这些词对普通读者来说，无疑过于古奥，会影响他们的阅读理解，更不要说审美享受了。

六、结论
诗歌翻译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关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定论。

本文从文体的角度讨论郭
译《鲁拜集》，认为其成在文体的杂，败也在文体的杂，并从白话、文言、文白相杂以及对称结构等方面加以讨论，扬其优点，但也不隐其缺点。

应该说，郭译瑕不掩瑜，是一个创造性的、优秀的译本，理应保存下去，但它并不排斥其它译本的存在，更不妨碍新译本的出现。

作为《鲁拜集》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它的开创之功不可没，它的借鉴作用不可忽视，并将继续为新的译本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