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翻译研究述评

大理大学学报JOURNAL OF DALI UNIVERSITY 第4卷第9期2019年9月Vol.4No.9Sep.2019
［DOI］10.3969/j.issn.2096-2266.2019.09.017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一带一路”提出与沿线国家建立和平共赢合作关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其中，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翻译作为一种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1〕。

为了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翻译研究的现状，我们以“一带一路”和“翻译”为关键词对“中国知网”相关论文进行检索，对检索到的论文进行整理和述评，以此探究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一、研究概况
以“一带一路”和“翻译”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共获得学术论文119篇。

刊物分布情况大致如下：外语类学报30篇、高校综合性学报25篇、其他刊物64篇。

文章内容可大致分为翻译教学（33.33%）、特殊用途翻译（33.33%）、翻译理论（25.60%）以及翻译产业研究（7.74%）。

从占比来看，翻译教学研究和特殊用途翻译研究并列第一，是目前“一带一路”背景下翻译研究的重点，翻译理论研究次之，翻译产业研究比重较小。

各部分呈正态分布，凸显“一带一路”背景下翻译研究的重点。

二、研究主题回顾
如上所述，“一带一路”背景下翻译研究论文按照文章主题可大致分为翻译教学、翻译理论、翻译产业以及特殊用途翻译研究。

本节将以此为线索回顾各部分的研究概况。

（一）翻译教学研究
翻译教学研究涵盖汉语与英、俄、日、法等主要外语语种及非通用语种的互译，涉及翻译硕士、本科以及高职三个层次。

1.汉英翻译教学
汉英翻译教学占翻译教学研究的主体地位，论文数量庞大、研究内容广泛。

本科翻译教学是翻译教学的重中之重，研究者众多。

学者们立足于高校翻译人才培养现状及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探讨翻译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改革。

韩蕾和王晓静（2015）通过调研走访发现高校翻译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提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包括建立合理可行的评估手段、开展任务型教学和建立实践基地。

陈万明（2016）分析了翻译人才培养和研究现状，提出多元化培养的建议，包括注重现代语言服务的目标导向性和语言文化的工具性。

张长颉（2017）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翻译教学应基于翻译人才需求、语言产品需求、语言
“一带一路”背景下翻译研究述评
陈顺意，杨梓悠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510006）
［摘要］从研究主题入手简要梳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研究，发现其存在理论研究过多而实证研究不足、定性研究过多而定量研究不足、聚焦热点问题而覆盖不够全面、凸显汉外翻译而外汉翻译不足、理论引进较多而理论创新不足等问题。

针对问题提出建议与展望，以期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研究提供一点启示。

［关键词］“一带一路”；翻译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2266（2019）09-0109-07
［收稿日期］2019-01-10［修回日期］2019-06-05
［第一作者简介］陈顺意，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公示语翻译及翻译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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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应用服务需求和语言学术翻译需求。

杨正军等提出了“非通用语+通用语”和“（非）通用语+专业”的翻译课程设置模式〔2〕。

张佳崎提出了教师应引导学生积累“一带一路”相关词汇，培养“翻译+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建议〔3〕。

就地域而言，研究覆盖全国各个区域，总体上反映我国翻译研究概貌。

如陆五九（2016）探讨了西安的翻译本科教学；侯崇莹、赵晓红（2016）分析了宁夏高校翻译人才培养现状和问题；谢婷提出了云南省翻译人才培养模式〔4〕；张琦琳、徐畔（2017）提出了东北地区加强翻译技术管理和政府监督的建议；徐斌提出了湖南顺应“一带一路”倡议背景的培养模式〔5〕；吴晓曦探讨了湖北独立学院翻译教学的发展与策略〔6〕。

高职翻译教学研究相对较少，学者数量较少。

李明乐（2016）建议除了渗透文化知识外，学校还要多渠道强化高职学生的基本功并加强学生的口笔译训练。

刘琢（2017）提出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文化知识、将学生的实践成绩与教师的教学评估挂钩等建议。

伍宏捷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导入双向文化理念的重要性，并提出实践性建议〔7〕。

高职翻译研究均涉及文化知识，彰显高职学生文化知识的不足和文化知识教学在高职翻译教学中的重要性。

2.其他外语翻译教学研究
我国的翻译教学主要以英汉、汉英翻译为主，其他语种规模较小。

其他语种主要包括俄、日、法以及其他非通用语种。

相关研究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翻译教学实际，探讨其弊端和缺陷，提出相应的建议。

建议主要涉及师资力量、课程设计、教学改革和学生实践等几个方面。

崔勇（2015）分析了海南对俄语翻译人才的需求，提出培养复合型俄语翻译人才的建议。

郭远召（2016）从国内俄语翻译人才培养的问题出发，提出转变培养模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扩大基础教育阶段及高校公共俄语教学规模等建议。

孙大满和史秀珍研究了石油类俄语翻译硕士的培养模式，内容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实习基地建设、国际化联合培养和论文写作等五个方面〔8〕。

伊力米热·伊力亚斯和刘英（2017）调查了新疆高校俄语翻译人才培养和就业情况，基于现状提出了两点建议：①开设与国外大学的交流项目；②加大招生力度以满足哈萨克斯坦国内对哈萨克斯坦族俄语翻译人才的需求。

徐丽红则从生源质量、院校管理、课堂教学三个层面论述了俄语翻译人才培养的保障机制〔9〕。

汉日翻译教学方面，范莉婷以西安翻译学院日语人才培养为例，提出借鉴新行动学习模式、完善考核机制的建议〔10〕。

汉法翻译教学方面，宋元元结合西安翻译学院的法语翻译教学现状，分析了法语翻译人才培养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法语翻译人才的培养目标〔11〕。

与俄、日、法等小语种相比，其他非通用语种的翻译教学研究少之又少。

相关研究包括从整体角度考察非通用语种翻译教学的研究和聚焦某一非通用语种翻译教学的研究。

崔萌和张鑫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翻译人才的要求，建议制定相应语言战略，着重培养非通用语翻译人才以及跨专业复合型人才〔12〕。

余燕芳对“阿拉伯语现场翻译实训”的课程建设成果进行了反思，发现目前时间安排无法最大限度服务于学生就业实践，时长无法满足学生对职业能力训练的需求〔13〕，遗憾的是，作者并未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3.应用翻译教学研究
应用翻译包括某些特殊领域的翻译，如中医翻译、茶文化翻译、武术翻译，折射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部分学者对此类翻译教学展开了探讨。

宿哲骞等（2015）建议，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院校应普及双语教学和综合课程教学以培养中医药翻译人才，加强中医药语料库建设。

张伟红提出了改革中医药翻译课程、建立中医药英语资料库、组织学生参加国际性中医药会议、利用现代技术建立交流平台和鼓励创业等建议〔14〕。

杨建道发现，我国中医药翻译师资缺乏，翻译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建议以传统文化为导向，构建面向国际的中医药英语翻译人才培养机制〔15〕。

侯文静（2017）通过研究发现，当前茶学英语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缺乏应用性和实践性，建议在教学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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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融入文化内涵、从外资企业引进师资。

李婧云（2017）分析了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提倡通过加强中外学生交流和互动、通过展览会和交易会提高学生翻译水平。

毛现桩（2017）讨论了多模态理论在茶学翻译教学中的应用，包括视频教学、音乐教学和文字教学。

此外，焦丹对中国武术翻译进行了研究，建议创建武术汉英平行语料库，开设跨学科专业，培养“语言+专业”的复合型人才〔16〕。

（二）特殊用途翻译研究
特殊用途翻译研究主要针对不同内容和领域的翻译。

从收集到的文献来看，大致可分为外宣翻译、旅游翻译、文学翻译、术语翻译等。

1.外宣翻译
外宣翻译是以中国事物或事件为对象、以国外读者为目标受众的翻译，重点在于译介中国文化、宣传中国成果、报道中国事件。

孙仁姣分析了少数民族手工艺品文化、饮食文化和节日文化的翻译，从文化差异角度提出了改进意见〔17〕。

杨运和周杰从目的论视角对《贵州手工印染》英译进行了探讨，指出少数民族文化外宣翻译的根本目的是文化宣传〔18〕。

孟明（2017）探讨了《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的翻译实践，发现中西语言文化、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对“一带一路”外宣材料翻译质量产生重要影响。

宋欣羽、李珊应用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翻译伦理评析“一带一路”历时英译，发现“读者友好”意识有助于外国受众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19〕。

王梅、张宝换以习近平主席联合国讲话英译为例，论述了外宣翻译的方法，包括：音译、直译、意译、省略、增补〔20〕。

庞明（2016）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研究了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重要论述的新闻报道翻译，发现分类、及物性和情态体现报道人的意识形态。

2.旅游翻译
“一带一路”的任务之一是向沿线国家推介中国的旅游资源，因此旅游翻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学者们围绕“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旅游翻译展开了讨论。

张亚丽（2016）分析了山西首届“一带一路”古城古镇国际旅游节宣传册文本中的误译，建议使
用增译法和类比法，以实现跨文化交际目的。

张韵（2016）列举新疆旅游翻译存在的错误，分析错误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张琳琳（2017）立足南京旅游景点翻译，强调跨文化意识对景点译文可接受性的影响。

魏微（2017）列举陕西红色旅游翻译的种种问题，建议提高译者语言文化素养、加强监管。

刘云航（2017）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审视西安市公示语翻译现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这些研究看似具有地域性，实则具有普遍性。

研究不足在于过于就事论事，未上升到理论高度，且多为“纠错型”，未提出避免这些问题的根本路径及方法。

3.文学翻译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部分。

而文学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在于翻译，相关研究势在必行。

杨君君与张辩辩（2016）从文化交流角度重新审视19世纪英美人的典籍英译。

孙晓红、张红以动态阐释循环圈理论为理论工具，探讨了葛浩文《狼图腾》的翻译路径，发现译本通过作者、文本、读者和文化的媾和使作品原貌得以保存〔21〕。

王晓惠等从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翻译四步骤理论视角探讨了《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的英译，发现四步骤理论对民俗文本中民俗文化特色词、数量词、无主句和比喻句翻译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22〕。

莫旻荧论述了刘三姐山歌的翻译及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23〕。

4.术语翻译
严格来说，“一带一路”翻译始于术语，统一规范的术语翻译有助于“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术语翻译本身值得研究。

毛亚丽等（2016）通过对比“中国梦”和“一带一路”两个术语的不同译文，发现“Chinese dream”和“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最能反映二者的内涵。

朵宸颉（2016）对比分析了“一带一路”阿拉伯语译文及其读者反应，发现我国的外宣策略对阿拉伯主流媒体的翻译以及受众的接受有着重要影响。

邢立博选取“一带一路”文件《愿景与行动》中英平行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发现术语管理中存在的问题〔24〕。

李媛等（2015）从功能对等理论视角评析了“一带一路”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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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译理论研究
就理论而言，现有“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研究主要涉及翻译原则、规范、伦理、策略等。

孙圣勇（2015）提出了商务汉英翻译的7大原则：动宾连接原则、时态原则、主语确定原则、谓语最小化原则、句群逻辑关系原则、连接原则、减少of原则、词组与从句互译原则以及要词原则。

李宁（2016）提出了“一带一路”术语英译的概念等效原则和传播效果原则。

陈弈西建议译者遵循操作规范和期待规范〔25〕。

宋欣羽、李珊评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历时英译的翻译伦理〔19〕。

张闯（2017）论述了直译、增译、减译和改写的旅游翻译策略。

李丹等（2017）认为中医翻译应该选用直译加注法。

谢瑶（2017）论述了茶文化翻译中的增译法、注释法以及互文法。

王婷婷（2017）探讨了茶文化翻译的主要翻译技巧：直译和意译。

刘洪静（2018）将中国经典作品中人名翻译方法归纳为直译、音译和转译。

刘静提出用音译加注和直译加注的方法进行文化类专有项的翻译〔26〕。

冯欢、潘春静（2018）提出“二元共存”（即归化和异化并存）的外宣翻译策略。

李晶、郭菲（2017）讨论了企业外宣翻译中的异化策略以及加注。

赵滢泉（2016）提出了民族特色词翻译的处理方法。

郑慧莹（2016）论述了“一带一路”文本翻译中的加词、减词、词类转换、成分改变、合理断句、反向着笔等翻译方法。

科托娃·瓦列里娅（2017）指出词汇翻译应使用转换法和增词法，句子翻译应注意语序调整和切断。

（四）翻译产业研究
翻译产业研究包括翻译产业发展研究、翻译工作研究和翻译出版研究。

翻译产业发展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银杉等（2016）分析了翻译产业面临的困境和机遇，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提出了规范化、专业化、合作化的发展路径。

陈海英通过分析河南省翻译产业现状，提出了翻译产业发展路径：政府保障、翻译人才培养和产业升级〔27〕。

无独有偶，董晓波、胡波建议政府通过立法规范翻译政策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引导〔28〕。

“一带一路”背景下，翻译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只有摸清现
状才能辨明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

翻译工作研究主要探讨翻译工作态势以及翻译人才需求等问题。

韩蕾、王晓静（2015）通过访谈了解陕西翻译人才市场需求及其特点，并对未来五年的人才需求进行预测。

秦妍（2015）运用企业战略分析工具SWOT检视三门峡外事翻译工作，指出翻译人才发展方向，提出外事翻译工作制度建设思路。

刘禹彤（2017）从语言规划视角调查分析了辽宁语言服务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区域性语言服务发展策略。

冯艳（2018）分析了广西外事翻译工作的优劣、机遇和挑战，提议建立系统化培训体系和外事翻译人才库。

宝羿（2018）调查了内蒙古师范大学2012届俄语翻译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分析影响就业的因素，建议调整培养计划以顺应行业发展和就业需求。

此外，王翔（2016）运用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理论分析了俄语翻译状况，评价当前翻译形式并提出建议。

翻译出版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相关研究少之又少，笔者仅找到一篇论文。

何明星（2015）梳理了2009年至2013年中国图书翻译出版情况，在此基础上建议立足中华文化传播，用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手段进行管理。

三、问题与展望
（一）问题
自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出以后，翻译界同仁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多个维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体现了鲜明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本。

然而，从总体上看，相关研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局限。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研究过多，实证研究不足
虽然部分翻译教学研究、特殊用途翻译研究以及翻译理论研究均以具体高校或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但从整体来看，理论研究占比较高，实证研究比重较低。

理论研究往往停留在理论的思辨层面，与实际情况和问题脱节，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从而导致理论研究成果丰硕，却没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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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性研究过多，定量研究不足
现有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即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得出定性结论。

与使用数量来界定研究对象的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容易流于主观，且无法对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做出客观、科学的评判。

由于缺乏足够的定量研究，目前“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研究整体呈现缺乏客观数据支撑研究结论的现象。

3.聚焦热点问题，覆盖不够全面
从研究问题来看，“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研究集中在翻译教学、特殊用途翻译、翻译理论、翻译产业四个方面。

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外宣翻译、旅游翻译、文学翻译、术语翻译等方面。

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相对有限，导致其他问题和内容未获应有的关注。

就现有问题和内容而言，某些内容（例如翻译产业）研究数量明显不足。

在凸显研究热点的同时，也暴露了对非热点问题的忽略，从而导致研究成果过于集中，研究范围不够宽泛。

4.凸显汉外翻译，外汉翻译不足
“一带一路”的使命之一在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这就意味着汉译外必定占据更大的比重。

在特殊用途翻译研究以及翻译理论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探讨了汉外翻译及其策略。

然而，在外汉翻译研究方面，研究笔墨较少，研究比重明显不足。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及其研究中，我们需要处理好汉译外和外译汉的关系，孰轻孰重，谁的比重应该更大，似乎无需讨论。

然而，加强外汉翻译及其研究可以展示沿线国家有益的文化和成功经验，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

因此，在保持汉译外强劲势头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外译汉及其研究。

5.理论引进较多，理论创新不足
从前文可知，“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研究运用各种理论探讨相关问题。

然而大部分理论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原版理论，国内学者独创的理论较少。

众所周知，理论有一个适用性的问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几乎不存在。

某些理论是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这些理论契合当时的地理、历史条件，但并不一定
具有普适性。

换句话说，我国应该有适合自己的理论，引进的理论如果不加改变，机械地应用，未必能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

现有研究折射出国内学者理论创新的不足。

此外，还存在相关性不强的问题。

有些论文与“一带一路”并无直接关联，却戴上“一带一路”的帽子，显得牵强附会。

有的学者为了迎合当下的时尚，给本不相关的学术成果戴上“一带一路”的帽子，使其显得高大上。

然而，乱戴帽子并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

（二）展望
展望未来，“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研究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后续研究应处理好几对关系，平衡发展。

1.理论与应用平衡发展
现有研究重理论而轻应用，理论研究过多而应用研究不足。

事实上，理论和应用是翻译研究的两翼，缺一不可。

理论研究有利于翻译学科发展，应用研究旨在解决实际问题。

在今后的研究中，理论与应用的结合将会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研究应服务于“一带一路”国家倡议，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因此，从本质上而言，“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研究是一种应用型、实证性研究，应将目光更多地放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方面，运用相关理论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后续研究应突出应用研究，实现理论与应用平衡发展，从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丰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研究。

2.定性与定量平衡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研究存在定性研究过多、定量研究不足的问题。

定性研究多为思辨型，容易导致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足。

定量研究用数字描述研究对象，使研究结果更具有客观性。

同时，定量研究的结果可以解决同一问题的定性研究之争。

一定数量的定性研究会引导定量研究对其进行探索，而定量研究的结果也会对定性研究起反作用，促成新的定性分析。

定性与定量的平衡发展互相促进、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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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热点与冷点平衡发展
现有“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翻译教学、特殊用途翻译以及翻译理论研究三大领域，聚焦这三大领域内的热门问题。

然而，焦点过于集中往往容易导致其他非热门问题受到忽视。

数据显示，三大热门领域占研究总量的92.26%，而翻译产业研究则只占7.74%。

事实上，学术研究并无热点与冷点之分，任何有价值的研究都是对学术的贡献。

在某些热点已有充分研究的情况下，学界应避免盲目跟风、一窝蜂炒作，应将视野投射到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探索未知领域。

4.汉外与外汉平衡发展
从综述可以看出，学者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汉译外研究方面，而对外译汉则笔墨较少。

这一方面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另一方面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

然而，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互动的，单向的文化传播无法产生理想的效果，也不利于文化的双向交流和良性互动。

鉴于此，汉译外研究将继续讲好“一带一路”中国故事，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同时加强外译汉研究，吸收国外先进的思想、经验和智慧，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发展愿景。

5.引进与创新平衡发展
引进与创新是所有研究中的一对矛盾。

从上文综述可以看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研究中，对国外理论的引进远远超过自身的理论创新，前者的比例远远大于后者。

鉴于此，我们应该反思引进与创新的问题，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引进是一种输入，而创新是一种产出。

我们应处理好输入与产出的关系，在积极引进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注重自身的理论创新，即中国“一带一路”翻译理论的建设。

同时，将自身的创新理论积极介绍到国外，使局部理论发扬光大。

通过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翻译研究现状的综述，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分布在翻译教学、特殊用途翻译、翻译理论和翻译产业四个领域。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研究具有视野开阔且视角多样、内容丰富且覆盖面广、理论生动且着眼
实际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特点。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包括理论研究过多而实证研究不足、定性研究过多而定量研究不足、聚焦热点问题却覆盖不够全面、凸显汉外翻译而外汉翻译不足和理论引进较多但理论创新不足。

针对这些问题，学界需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理论与应用平衡发展、定性与定量平衡发展、热点与冷点平衡发展、汉外与外汉平衡发展、引进与创新平衡发展。

综述的目的在于昭示现状、展望未来，为后续“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研究提供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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