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二读者”

第36卷第1期2021年1月
靠R评乾曇俛学报
Journal of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No.1Vol.36
Jan.,2021
DOI：10.16069/ki.51-1610/g4.2021.01.003
元好问：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二读者”
孙雅洁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金代元好问的“论诗诗”，在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有重要地位和价值。

纵观宋金之际柳诗接受方向，“第一读者”苏轼首先构建起“陶渊明-柳宗元”的接受路径。

后又融入了自唐以来“陶谢”并称的传统，形成了“陶、谢、柳”以诗风相类而并论的情况。

但此时谢与柳的联系仍依赖陶渊明为纽带，他们的直接关联仅局限于比较山水诗作文本的优劣。

元好问挑战已形成的期待视野，将谢柳二人与陶区别开，并把柳宗元分置于谢灵运一脉。

改变“陶柳”同流的接受路径，走向“谢、柳”同流。

其原因在于元好问的生命磨砺，使他得以透过诗歌文辞的表面话语，转而向内里之“心”挖掘。

体察出谢柳二人志高而遭弃置，才高则述诸笔，跨越家世与朝代潜相交鸣的“寂寞”之味。

关键词：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柳宗元；接受；第二读者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8666(2021)01-0010-07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二十》：“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诗下自注：“柳子厚，宋之谢灵运。

”⑷”又《其四》注云：“柳子厚，唐之谢灵运。

”这开以柳继谢之先河，是继苏轼后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的又一大发明。

将苏轼作为柳诗的“第一读者”，前辈学者多有著述，已成定论。

陈文忠先生一文《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论及苏轼对柳诗的评价时，首先引入了“第一读者”的概念，此后学人如尚永亮先生、杨再喜先生等也对这个论点进行了继承和再阐释。

而纵观柳宗元诗歌的接受历程，元好问在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亦是重要一环，丰富了接受内涵、改变了接受方向，足当之“第二读者”①。

前辈学人如叶嘉莹先生、尚永亮先生等，对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谢客风容映古今》一首，都从“风容”之美与“寂寞”之心两个角度切入进行深入细致的诠释，指出了谢灵运与柳宗元在这两方面的共通之处。

并站在传播接受的立场上，进一步指出，元好问“以柳、谢之间深刻相似性的新发现，突破了苏轼之后柳诗接受中韦、柳近陶的主流思路，开启了后世柳诗学谢还是近陶的争议，从而使柳诗风格在接受的拓宽和深化中逐渐得以丰富。

全面地展现”⑵亦。

本文试图梳理接受史上“谢柳”同流观点的发展细脉，单独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置“谢柳”于一脉在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的意义
柳宗元诗歌的接受经历了较长历程。

唐人对其诗缺乏关注，往往就其文“韩、柳”(韩愈、
收稿日期：2020-06-19
作者简介：孙雅洁(1994—),女，江苏南通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唐文学。

柳宗元）并称、就其政治活动“刘柳”（刘禹锡、柳宗元）并称，至宋代苏东坡、严沧浪发明其义后，逐渐有诗歌风格上的“陶柳”（陶渊明、柳宗元）、“韦柳”（韦应物、柳宗元）并论；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继而又将“谢柳”（谢灵运、柳宗元）并举，给柳宗元诗歌接受赋予了新的意义层。

在元遗山此论前，宋人就有将谢灵运与柳宗元放在一起作比较的，但着眼点仅在创作的山水诗：
柳子厚诗云：“鹤鸣楚山静”，又云：“隐忧倦永夜”，东坡曰：“子厚此诗，远在灵运上。

”⑶2704（宋•苏轼《东坡题跋》）
则岂先生好奇，如谢康乐伐木开径，穷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数耶？⑷”8（宋•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记》）
谢灵运和柳宗元的山水之作皆名于世，故将二人诗作从此切入作比较，是最易于开掘的角度。

苏轼和汪藻彼处持论，都认为柳宗元有过于谢灵运处。

苏轼举出的两句诗，一出于《与崔策登西山》，一出于《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

这两首诗都是柳宗元山水诗作的代表，笔触细腻，描摹如画。

结合这两首诗，再以此处拈举的两句综合来看，仿佛恰好能够突出柳山水诗不同于谢的特点：山水诗中每见其积郁不平之气。

汪藻的评说也意指柳宗元的诗歌不似谢诗仅穷山水之趣，谢诗相对来说较为浮于表层。

承续以谢柳山水诗为批评视角的，有清人宋长白、沈德潜、吴汝纶、朱庭珍之辈。

他们同时也对上述宋人的观点进行了拓宽或修正:
康乐、柳州搜奇抉险，尽翻山水窠臼者，不欲以浅易近人，一览而尽耳。

⑸（清•宋长白《柳亭诗话》）
余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

永嘉山水明秀，谢康乐诗肖之；夔州山水主险绝，杜少陵诗肖之；永州山水幽峭，柳仪曹诗肖之：彼专于其地故也0：6]1526（清•沈德潜《芳庄诗序》）
古今好山水者众矣，而谢康乐、柳柳州名独著，岂非以文采照烂，足与山水相发哉O[7]167（清•吴汝纶《龙泉园志跋》）
山水诗，以大谢、老杜为宗，参以柳州，可尽其变矣。

……夫文贵有内心，诗家亦然，而于山水诗尤要。

盖有内心，则不惟写山水之形胜，并传山水之性情，兼得山水之精神。

……作山水诗者，以人所心得，与山水所得于天者互证，而潜会默悟，凝神于无朕之宇，研虑于非想之天，以心体天地之心，以变穷造化之变。

…
…康乐、工部二公以后，《广陵散》绝已久，柳州望门而未深入，不足嗣音。

⑷哄（清•朱庭珍《菠园诗话》卷一）
谢柳二人皆以山水名世，但纵观批评史发展历程，评论家们又自抒其妙。

宋长白及吴汝纶所论，不过是在众多山水诗人中拔高和推举谢柳二人。

而沈德潜和朱庭珍之言可相互参看，谢柳二人描山摹水，潜心悟会，各得山水精神：灵运诗明秀肖永嘉，宗元诗幽峭肖永州。

继以筱园持论，柳宗元游处山水时因不能忘“我”，有损其神。

不同于宋人着重于物外之意，清人更倾向于观物忘意。

谢康乐游山历水，穷山开径，自得于山水妙趣；柳柳州出贬僻远，每怀苦忧，发言为诗自有积郁。

虽然持论立场不同，苏轼与朱庭珍二人所得结论亦有所区别。

但总体而言，上述无论清人或宋人，皆不脱对谢柳这两个山水名家诗作进行优劣比较的视角局促。

依上所见，元好问“谢、柳”并举之论并非平地而起，实是有宋人将二人山水诗作比的基石。

其开辟性贡献，在于并不祖述优劣，而是创立起一种传继论。

即与上述批评视角的本质分别，在非为谢、柳诗作区别，反着眼于发其同。

在元好问之前，宋代也有一例以将谢灵运与柳宗元置于一处谈论的：“柳子厚诗雄深简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谢。

”⑼矽蔡绦将柳子厚诗置于稍让于陶、谢二人的位置上，“雄深”侧重于文辞的雄浑深沉，“简淡”侧重于风格的简朴淡泊。

这显然受到了“第一读者”苏轼的影响，苏子评韩柳诗时说：“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

”U。

]苏轼将陶渊明与柳子厚置于同一诗歌风格体系之中，突出其淡而有味的共性特征。

蔡绦显然受此启发，但更进一步以诗风为衡量维度，将谢灵运融入进来。

值得注意的是，他虽兼论陶、谢、柳三人，但往往偏重于陶、谢二人为一体，三者之间亲疏关系不同。

批评史中亦能发现其他例子来佐证：
尝谓古人之诗，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

若陶渊明、谢灵运、韦苏州、王维、柳子厚、白乐天，得其冲淡。

⑴]（金•赵秉文《答李天英书》）
则李、杜之古乐府，陶、谢、韩、柳之工而
淡，可到也。

[⑵（元•方回《跋周君日起诗册》）子厚诗在唐与王摩诘、韦应物相上下，颇有陶、谢风气o[13]191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柳子厚，斟酌陶谢之中，用意极工，造语极深。

[咖22（元•陈绎曾《文筌》）
康乐诗，记室赞许尤矣。

至其制题，正复妙绝今古……柳州五言刻意陶、谢，兼学康乐制题，如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登蒲州石矶望江口潭岛深回斜对香零山等题，皆极用意。

[切71②（清•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六）
上所列举，都同涉陶渊明、谢灵运、柳宗元三人。

可每一则里，陶、谢二人都是连带出现的。

柳宗元则与他们在论述中距离较远，都间隔有他人或他语。

梳理一下接受史发展的细脉，这里其实存在着两条接受线索的交融：一是上文提及的苏轼论及的“陶柳”关系，二是唐代就有的“陶谢”并称③刚320的传统。

虽然在一则评说中同时出现了陶、谢、柳三人，但若单独拈举出谢与柳两人，并没有直接的深层关联。

同涉陶、谢、柳，或更与其他诗人放在一处谈论，仅限于一种诗歌风格上的归类。

以陶渊明为中介，既开掘了柳、陶、谢诗风的相似处，但同时也对相异处进行了遮蔽。

元好问本人在《＜东坡诗雅〉弓I》的一段中，也同时提到了陶谢柳，“五言以来，六朝之唐，谢、陶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为近风雅，自余多以杂体为之”，更进而点出了他对“第一读者”苏轼观点的直接接受：“近世苏子瞻绝爱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至，诚亦陶、柳之亚但他并没有将三人混同一谈，而是极力将陶渊明剥离开，单独提举出谢柳二人深层源流上的承继关系。

《论诗三十首•其四》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这一首乃是评说靖节诗，诗下小注“柳子厚，唐之谢灵运；陶渊明，晋之白乐天”⑷切。

按说这首诗评说靖节，单言后一句陶、白关系即可，前句又突然提及谢灵运与柳宗元，正是要努力破除在“陶谢”“陶柳”关系线影响下将“陶、谢、柳”混谈一处的现象。

元好问另一首“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将柳宗元置于谢灵运一脉，认为二人有直接的源流承继关系。

此首小注“柳子厚，宋之谢灵运”与其四小注“柳子厚，唐之谢灵运”是同一个意思。

结合起来看意指，唐朝的柳子厚就是南朝宋的谢灵运，进一步明确和重申自己的论断。

而他立论的关键，在于《其二十》后两句“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中的“寂寞”二字。

遗山此论见地特出，后世评论者如翁方纲“柳诗继谢之注，至此发之”刚丽、查慎行“以柳州接康乐，千古特识”抄]72,都予以了认可和推重。

二、谢、柳二人诗歌“寂寞”之意旨
谢、柳二人都因政治上受挫败，在山水间寄寓此身，这也是他们创作的高峰时期。

谢灵运的山水诗几乎都作于永嘉、会稽，寂寞之情又自庐陵王义真死后尤甚；柳宗元的诗文在被贬后愈加淘砺精思，“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1201252,又“子厚遭贬谪后，文格较前进数倍”[21]8o
但二人被贬后的心态是不同的：谢灵运出身高门士族，承蒙族荫，被贬后仍可以山水适志；柳宗元虽也出身累世官宦的河东著姓，但至他一代已经渐趋衰败，退保无力。

又加以主流思想引导，南朝推崇玄学自然无为，唐朝盛行儒学经世致用。

二人同样创作于贬后的山水诗，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游山诗，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
…永州山水主幽山肖，柳仪曹称之。

”冋352（清•沈德潜《说诗碎语》）造语灵秀与幽山肖，不应局限于客观自然环境特点的影响，更应是主体心理态势发诸文辞的外在呈现。

谢灵运笔下的“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芟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㉔遍（《石壁精舍还湖中作》）、“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

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血]269（《石门岩上宿》），是含有乡怀温情的。

与柳宗元“桂岭瘴来云似墨”[24]^（《别舍弟宗一》）、“海畔尖山似剑错，秋来处处割愁肠”⑵]357（《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这样峭硬幽拔的笔触，截然不类。

风格之别固与江浙、荆湘山不同的山水颜色有关，但更有主观心理的投射。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元好问前，评论者会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作缺少柳诗那种深刻感痛的情绪。

在元好问前论及谢诗，“清”是对其诗风的主流看法：“谢诗如芙蓉出水，，[25]16°（钟喋《诗品》）；“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沟以（韩愈
《荐士》）；“公独思康乐，临流诵句清"[27]182（梅尧臣《许昌晚晴陪从过西湖因咏谢希深苹风诗怆然有怀》）……谢灵运谈玄论道，在族荫之下纵情山水，后人对其诗内在情绪的认知有一个历程。

元好问没有因袭前人成见，而是透过表层话语的遮蔽，点出他诗中潜藏的“寂寞”之味。

这也是他将柳归于谢之一脉，而非陶渊明一路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只他一人切入了谢柳二人山水历游表层动作之下，遥相契合的寂寞心境。

寂寞的情绪从二人诗歌文辞本身着眼，随处可见：
谢灵运:
宋辱易永久，事勞难处心。

盒*始无慰，克多终可求。

劭游非情叹，會皮理谁通?经湖*瞻眺》）（《登池上楼》）（《东山望海》）（《于南山往北山
结念属霄汉，劭景莫与谖。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麻，修竹茂林》）
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

（《登石门最高顶》）
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

（《石门岩上宿》）冋
柳宗元：
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

北望间亲爱，南瞻杂夷蛮。

（《构法华寺西亭》）
劭赏诚所悼，暂欣良足褒。

（《尤南亭夜还叙志七4*韵》）
竟夕谁与言？但与竹素俱。

（《《读书》》）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处鸣？劭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

（《入黄溪闻猿》）'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况我万里为孤囚。

（《放鹳鹄词》）
屏居负山郭:岁暮惊离索。

（《郊居岁暮》）网°°
“寂寞”“孤”这样的字眼反复出现，透露出他们身处山水地之时，内心孤独感亦最为浓烈。

创作于被贬之时，是上文所举诗作的一个共性特征。

统计谢、柳二人诗作，“寂寞”及“孤”字眼在谢诗中共出现8次，柳诗中共出现17次，创作于被贬时期的分别占100%及94%。

用词频率实际反映的是一种心理态势，是主观潜意识的客观投映。

因此可以说“寂寞”之情直接导源于贬官经历，无论是谢灵运还是柳宗元，由京都至地方,都非自己主动选择。

地理上由朝廷至山水，心理上由进取趋于寂寞。

据史料对二者贬谪经历略加梳理，以观察这种打击对他们寂寞心境的直接作用：
谢灵运，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刘裕即皇帝位，因换代依例由康乐公降为县侯，太子左卫率；永初三年，少帝即位，为司徒徐羡之等患，由太子左卫率出为永嘉太守，在永嘉前后一年辞官归始宁；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帝唯以文义见接，意不平，由秘书监之职赐假东归；同年，复因游娱宴集为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归始宁南山；元嘉八年，任临川内史，在郡游放为有司所纠，又兴兵抗收，徙付广州，元嘉十年受弃市刑。

柳宗元，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永贞革新失败，贬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为永州司马，废锢十年；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因武元衡等排挤，复出为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卒于贬所。

谢、柳二人山水诗呈现出的整体风格虽有差异，但屡遭贬弃后投寄山水的内心寂寞之情则一，发言于诗，俱为可哀。

何三本《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笺证》言：“比较灵运与宗元生平，论家世门第，宗元自远逊灵运；然夙负才名，好功嗜进，而卒不得志，放情山水，则与灵运类。

二人同写山水诗，诗中俱呈现寂寞不遇之心情，正由于此种类似之遭遇使然也”血],虽门第有异，但精神相类、际遇相仿，情志为一。

寂寞，从词源上讲是无人声的意思，未必无人相伴，但是无人相惜。

谢、柳都在遇与不遇间挣扎，但他们的政治悲剧是注定的。

谢灵运表面是富贵士族，但有着皇权与士权斗争漩涡下的士族之悲。

他一面带着家族的荣光自矜门第、恃才傲物，一面又要努力争取权位维系家族地位，这两点都深为王权忌惮。

虽有庐陵王相知，但刘义真实则也站在皇族的利益立场，仅将谢灵运视作一般文人之流游处。

柳宗元的悲剧命运亦是自身性格和政治环境决定的。

他自幼目睹社会黑暗，与一批同志之人得到顺宗赏识，急切地欲有所作为。

但刚激的举措触动了既得利益者，他们对革新党人多加曲解诬蔑之辞，使柳宗元等陷入了“名益恶，势益险的境地。

谢灵运和柳宗元都是怀有才情和政治理想抱负的，但个性与大环境的冲突使他们受到排挤，从政治中心被迫退身山水。

无论家世背景与时代背景如何，谢、柳落寞的心境无异。

他们二人亦文才甚高，《毛诗序》说，“诗
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
中，而形于言o''[30]15将悲懑发诸笔端在柳诗中显然能见，但就谢诗而言，则难从山水描绘与哲理叙说中得到直接观感。

元好问敏锐地觉察到了旁人未及之处，叶嘉莹先生在《从元遗山论诗绝句谈谢灵运与柳宗元的诗与人》一文中给予了更为具象的阐发：
反而正是这种缺少直接的体验与感动的叙写，才正是谢氏真实的心境的表现。

因为谢氏的遨游山水与述说哲理，原来都只是他自己在寂寞烦乱的心情中，想要从外在获得慰解的一种追求而已。

而事实上谢氏对于山水之追求，既未能使精神与大自然泯合为一，达到忘我的境界；对于哲理的追求，也未能使之与生活相结合，做到修养的实践。

因此他的诗乃极力刻划山水的形貌，又重复申述哲理的空言，便正因为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他在烦乱寂寞之心情中，想要自求慰解的一种徒然的努力而已。

⑶眄41
谢灵运在山水之间看似平静乐处，但在表层略显枯燥的文辞之下，翻涌着对苦痛的努力压抑和对自求慰解的希冀。

谢灵运自矜自傲的性格注定，他不会把情绪泣血而出。

而克制隐忍之下被掩盖和遮蔽的心境，至元好问被一语点破。

“第二读者”元好问在接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可从后人以柳州宗灵运的论调中予以印证。

他立论的核心“寂寞”二字，也因后人的进一步申发而更为明晰：
“一语天然万古新，……未害渊明是晋人。

”此章论陶诗也。

而注先以柳继谢者，后章“谢客风容”一诗具其义矣。

盖陶、谢体格，并高出六
朝。

而以天然闲适者归之陶，以寥孚殍考者归之谢，此所以为“初日芙蓉”，他豪莫•及•也;
其不以柳与陶并言，而言其继谢，不以陶与
韦并言，而言其似白者，盖陶与白皆萧散闲适之品，谢与柳皆蕴酿神秀之品也。

⑶皿04（清•翁方纲《石洲诗话》）
陶、谢并称，韦、柳并称。

苏州出于渊明，柳州出于康乐，殆各得其性之所近o[33]24M（清•刘熙载《诗概》）°
苏长公、严沧浪皆谓柳子厚五古胜韦左司。

渔洋论诗云：“柳州那得并苏州。

”不知柳州宗大谢，苏州宗靖节，□彳刍自芋，未易优劣。

[34]?15（清•施山《望云诗詁》°）''
元好问穿透接受传统中陶、谢、柳平淡诗风相似性的遮蔽，将陶渊明与谢、柳二人区分开。

清人翁方纲阐释得更加清晰：陶与谢、柳，一为“天然闲适”，一为“蕴酿神秀”。

“天然闲适”指文辞上的不加修饰和性情上的悠游自在，陶渊明和白居易可以称之，放在谢灵运和柳宗元身上显然不合适。

他们二人的“蕴酿神秀”，乃是经时间和生命的砥砺淘洗，方脱胎换骨、神采秀发。

刘熙载点出谢、柳“性”之近，心性的相近导源于相同的“寂寞”之心。

三、结语
《论诗三十首》呈现的诗美观念，尚建安慷慨豪强的风云之气，亦尚陶柳的平淡自然之风,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言：“元好问论诗虽尚豪迈,但于陶、柳之诗亦深致推许。

此与苏轼诗风虽才气奔放，近于一泻无余，而其论诗则重在’天成’'超然’之意相近。

苏轼'南迁二友’乃是陶、柳二集，元氏论诗推崇陶、柳，亦是此意。

”山72元好问继承了苏轼豪气奔泻与天成超然这两种诗风并加推许的传统，而又在风格表征之下更进一步，提出潜藏之“心”，即诗人的表层文辞之下的真实话语。

元好问对“心”的开掘和关注，几乎出乎本能，也是他独开一面之处。

除了本文论及的指出谢柳“寂寞心”外，又有“老阮不狂谁会得”（其五），点出阮籍外狂非真狂,实出自内心的悲凉郁愤之情；“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禹°（其六），跳脱出潘岳自我塑造的诗文形象，指出其私人话语与公共话语的表里不一……元好问的追求是真心，是“心声传心”。

以“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

何谓本？诚是也”少]予以佐证，他认为唐诗的高绝处，正在以诚为本。

遗山自身的诗歌实践亦是立足于诚心、本心，闻名于世的丧乱诗，就是经离乱而作的诗。

赵翼《题遗山诗》评说元好问诗“赋到沧桑句便工”聞772,“工”之一境的到达必经“沧桑”的淘洗磨砺。

这组论诗诗创作于兴定元年，此时的元好问已深有感于现实。

虽年仅二十八，但他已历经三次科举失利，且在蒙古军进逼中多年辗转逃避，对国家危亡坎坷和自身政治前途有深刻的体悟和忧虑。

论诗诗的精到与他对人生痛感的独到体验密不可分，故能直击其它诗人心灵深处，从文平淡辞中见出命运的砥砺低徊。

也只有怀抱同理心的读者，才能够切中肯緊地理解诗歌文字下的内蕴。

所以他读谢柳诗，除却肯定浅层
的“风容”之美、“遗音”千古，更点明内里从未明说“寂寞”之心。

并据此改变了“第一读者”苏轼以柳继陶的接受方向，将柳宗元诗转到了谢灵运一路中去。

《论诗三十首》大致是以朝代顺序评论历代诗人之诗，其八至其二十基本是评述唐人。

《其二十（谢客风容映古今）》一诗,虽谢柳二人兼论，但按此推测当更偏重于论柳。

元好问编纂的《中州集》，收录了周昂一首《读柳诗》：“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

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

”⑶n”柳宗元诗歌中低徊的情感特色，乃出自忠而被黜的经历磨洗，元好问对此是认可的。

又在自己的诗论评价体系中将柳诗上溯起源至谢灵运，推动柳诗与谢诗形成跨越时代的交鸣。

至清代文人翁方纲,直接承继遗山此论并进一步阐发，对元遗山在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的地位加以确认。

通过以上论述，观照元好问在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的地位。

首先他继承了“第一读者”苏轼“陶柳”并举的论述，也受到了苏轼之后“陶、谢、柳”以诗风并论观点的影响。

但他敏锐地体察到谢、柳二人与陶渊明内在情性的相异，将谢灵运与柳宗元建立起直接联系。

通过发掘谢、柳不平的人生际遇和凋敝的内心世界，将柳宗元以“寂寞”之心为共通点转换入谢灵运一源中，改变了苏轼“陶柳”同流的接受方向。

概而论之,作为“第二读者”的元好问进行了三步努力，即承继、融合和开立。

在“第一读者”苏轼给予的期待视野基础上重新挑战，建立起自己的诗学批评体系，并影响了许多清代学人。

注释：
①德国文艺理论家姚斯提出：“第一位读者的理解，将在代代相传的接受链上保存、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这样得以确定，其审美价值也得以证明。

”“第一读者”的理解及阐释，给予后世读者一种先验性的审美期待，同时对接受活动也形成制约。

尚永亮先生在《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一书导论中，开创性地从“第一读者”的概念中引申出“第二读者”，指“那些能突破'第一读者'诠释之约束、转换接受角度，并同样可以引导接收方向的读者”。

本文中认为的“第二读者”，首先继承了“第一读者”造就的期待视野，其次又进行修正或拓宽，以此创造了新的接受方向，形成了新的接受期待。

②这则材料提供了柳宗元学谢灵运的另一接受视角，即从制题出发。

因与文旨关联不大，此处仅略表一二。

对历朝诗题的关注，清代乔亿《剑溪说诗》卷下就有云：“论诗当论题。

魏晋以前，先有诗，后有题，为情造文也。

宋齐以后,先有题，后有诗，为文造情也。

诗之真伪，并见于此。

谢康乐制题辄多佳境。

唐人制题简净。

”乔亿认为魏晋诗题为情造文，宋齐以后为文造情，而又特拈举出谢灵运制题，可见其制题当是情文并茂。

不同于唐人诗题的简净，谢灵运的诗题呈现的突出特点是凝练地写入人物、地点、行为这些要素中的几个，其中又尤以交代地点要素为主要特色。

陈衍此处所举柳宗元诗题，不同于《江雪》《读书》这类简洁的诗题，着重点明写作地点，此类与谢灵运相类。

③如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焉得思如陶谢手。

”见文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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