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学思想的维度

中国古代教学思想的维度
“因材施教”是公认的优秀传统教学思想之一。

孔子注意观察了解学生，“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即看学生的所作所为，了解学生的经历，以及学生的兴趣爱好。

对于学生不仅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而且还“退而省其私”（《论语·为政》），即考查学生课后私下的言行举止，全面掌握学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

他对学生的性格特点了如指掌，有时从其优点方面分析，有时从其缺点方面分析，有时对不同学生作比较分析。

他针对学生不同的性格特点，有的放矢，循循善诱，而不是千篇一律地说教。

有时学生问同一个问题，他却做出不同的回答。

据《论语·先进》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

子曰闻斯行之。

赤也惑，敢问。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这就是因材施教。

孔子还主张针对学生智能的高低进行不同的教学：“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论语·雍也》）
孟子继承发挥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强调教学方式的变化。

他说：“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尽心上》）；“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宋代张载主张教学应顾及学生的内心要求，使学生的智力得以充分发挥，他说：“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

”若教人“不尽材，不顾安，不由诚，皆是施之妄也”（《语录抄》）。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孔孟的因材施教思想赞不绝口：“圣贤施教，各因其材。

”王守仁认为教学要注意学生的年龄特点：“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
摧挠之则衰痿。

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

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

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也。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他认为人的资质是不同的，施教须“随人分限所及”（《答黄以方向》），因人而异，不可躐等。

“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与刘源道书》）。

教学应注意各人长短优劣的特点，譬如治病，要因病发药，教学亦与治病一样，要因人施教。

总之，中国古代教育家认为学生的个性是存在差异的，每个学生的自然禀赋也不一样，所以教学方法也应因人而殊。

他们反对用一个模式去束缚学生，而主张通过教育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

在教学方法上，中国古代教育家特别重视启发诱导，去开发每个学生的智力潜能。

孔子有一句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朱熹《四书集注》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

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启，谓开其意。

发，谓达其辞。

”孔子经常运用启发式来教学，有一次他的学生子夏读到一首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问孔子这诗的含义，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

”子夏领悟到老师的意思说，作画须先有素洁的底子，以此比喻“礼乐”须建立在“仁义”的思想基础上。

但子夏对这一想法还不能十分肯定，于是进一步问：“礼后乎？”孔子听后高兴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八佾》）这首诗的原意如何，暂且不论。

从教学法的角度看，孔子在这里避免用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利用形象思维的作用，由生动具体的画面，引向抽象的道德观念，以便使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主动地去认识“仁义”的意义，从而自觉地接受“礼乐”的教育和约束。

这可以说是一次启发式教学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