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经典之一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

理论经典之一：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
英国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四篇中，严厉批判了重商主义所推行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

他把重商主义的实质，概括为“限制和管理的学说”。

他认为这种学说不让个人在平等自由和公平的条件下，按照各自的意愿，追求各自的利益，却给某些产业部门以特权，而给其他产业部门以限制，其结果只能是违背自然规律，阻碍经济发展。

他在批判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和政策之后，根据“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原则，把国家的职能缩小到仅为抵御外国侵略、维持社会秩序和建设一些公共工程的最低限度。

国家既然缩小了，国家财政支出的内容也随之缩小为国防费用、司法费用和建设费用三项。

他主张国家财政支出应当尽量节省，以建立“廉价政府”。

理论经典之二：新古典财政学
斯堪的纳维亚传统的财政学是20世纪西方财政学发展的重点，这一传统发轫于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奥意财政学者和瑞典学者对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

公共产品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公共支出分析中的应用，这一应用首先发生在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地。

奥意财政学者提出了系统的公共产品理论，虽然这只是很初步的。

奥意财政学者塔莱奥尼、马佐拉、马尔科、萨克斯等人对此做出了贡献。

潘塔莱奥尼在1983年发表的《对公共支出理论的贡献》一文中，对公共支出作了分析。

马佐拉在1980年出版的《论财政科学》一书中，对公共产品价格的形成作了系统的表述。

马尔科把国家活动视为一种特殊的受资源稀缺性约束的生产性活动。

奥意财政学者的观点虽存在差别，但这只是细微的。

他们都用边际效用理论来说明公共产品理论。

他们都认为，边际效用理论除了适用于私人产品外，还适用于公共产品。

但由于公共产品消费的不可分性，人们无法通过消费数量的调节来改变边际效益，因此只能通过改变成本（税收价格）来适应同一数量的公共产品，这就具体表现为不同的个人支付不同的税收价格。

瑞典学者也在公共产品理论的形成阶段作出了贡献，其中主要是威克塞尔和林达尔。

威克塞尔主张将公共产品带给人们的好处与个人为公共产品供应所作出的贡献结合起来，即征税应按受益原则进行。

他还指出了，意大利财政学者简单地模拟市场而忽视了政治程序对公共产品有效供应的影响的倾向，并强调了政治程序在公共产品供应中的作用。

他认为，理想的政治程序是由消费者对若干由预算支出和税收份额组成的选择方案进行投票，政府依据获得一致支持的方案来提供公共产品，但这种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因此他提出以“近似一致”
原则来取代一致原则。

威克塞尔从市场到政治的论述，指出了公共产品供应不仅仅是一个市场问题，而且还是政治问题。

威克塞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政治程序的角度指出了公共产品供应的实质。

林达尔正是在威克塞尔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关于公共产品供应的模型。

在模型中，林达尔分析了两个政治上平等的消费者共同分担公共产品成本的问题。

瑞典学者的贡献深化了奥意财政学者对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对公共产品的最佳供应问题作了数量分析。

这些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财政学上的斯堪的纳维亚传统，只是这种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并没有对英美财政学产生较大的影响。

理论经典之三：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
公共产品理论经过马斯格雷夫等人在20世纪30和40年代的努力，于50年代在英语学术界得到较大的发展，尤其是萨缪尔森的两篇经典论文，发展了公共产品的需求理论。

萨缪尔森首先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做了数学界定，并给出了现在广为人们应用的公共产品定义。

他认为，公共产品就是这样的产品，即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不会减少任何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

萨缪尔森又进一步阐述他的公共产品有效提供理论。

他假设，社会上有两个人（A与B）、两种产品（X与G），生产可能性曲线与个人消费偏好等不变，那么，所有帕累托优化条件中最优的是最终的相切条件，即：①配置给私人的一个单位的任何私人产品的社会福利意义，必须对每个人在边际上都相等；②使相对边际社会成本等于所有人边际替代率之和的帕累托最优条件，事实上已由效用可能性曲线上的极乐点（与社会福利曲线相切）给定。

他认为，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边际成本与鲍温等人所说的公共产品的需求曲线由个人曲线纵向相加获得是一样的。

蒂布于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构建了一个地方性公共产品模型，进一步发展了公共产品理论。

在60年代，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及其相关的林达尔模型、萨缪尔森模型，纯公共产品、非纯公共产品和混合产品等内容，也陆续进入西方财政学。

公共产品理论大大丰富了西方财政学的基本理论分析，引起西方财政学根本思路的变化，并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核心理论的地位。

此时，不仅公共支出是为了公共产品供应而提供费用，而且税收也被视为人们为享受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

这样，整个财政学的支出和收入部分，从根本上就围绕着公共产品的供应来展开，使得西方财政学的根本思路发生了基本的变化。

理论经典之四：公共选择财政学的发展
公共选择财政学是20世纪50-70年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它促进了财政
学向公共经济学的转变。

具体地说，其作用主要有：第一，扩大了财政实证分析的领域。

实证分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可选择的财政制度在个人选择上，对私人经济中个人和集体行为的现存的和潜在的影响；（2）可选择的财政制度在公共选择上，对公共经济中个人和集体行为的现存的和潜在的影响；（3）可选择的政治或集体选择制度在公共选择上，对公共经济中个人和集体行为的现存的或潜在的影响。

公共选择理论在这几方面都扩大了财政实证分析的范围。

第二，修正了规范财政学的范围。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影响保持了古老的规范税收理论论述的正统性，而这种正统性正是把福利经济学标准用于财政学上时所缺少的。

与其他财政理论相比，公共选择财政学更重视对财政决策过程的研究，它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阿罗不可能定律以序数效用论为基础，证明了不存在一个理想的规则，能使社会或任何一个集体从个人序数偏好得出社会的偏好和选择。

如果个人偏好难以转化为社会偏好，那么，它对作为一种公共决策的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后来，森(Sen,1970)等人通过放松阿罗不可能定律的约束条件，来扭转这一灾难性的结果，这直接推动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

与以上这条数理分析思路不同，布坎南(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198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等人的理论更偏向实证分析。

他将个人之间相互交换的利益概念用到政治决策领域，使政治过程称为一种旨在获得相互利益的合作方法，但这种过程的结果取决于“博弈规则”，即广义的秩序。

这样，秩序就变得非常重要，需要立宪改革。

他认为，要向政治家提建议或对特定争议的结局施加影响往往是无效的，在给定的规章制度中，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既定的政治集团。

奥尔森通过分析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公共选择财政学作出了贡献。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奥尔森所致力于解决的是公共选择的动力、公共选择中的均衡问题（即利益集团间的冲突问题）。

根据经济人的假设，公共选择财政学还对公共部门各种主体（选民、政治家和官僚）的行为作了分析。

在六七十年代，公共选择理论开始出现在几乎所有的财政学著作中，并且逐步补充进了单峰偏好、中间投票人模型、利益集团、政党、官僚的行为和影响等内容，成了财政学内容中又一较为庞大、系统、完整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较为流行的财政学教科书，如罗森的《公共财政学》仍大量地涉及公共选择问题，这说明这一趋势依旧保持下来。

而且，现在几乎每一本西方财政学教科书都要涉及公共选择问题。

理论经典之五：萨伊的财政理论
萨伊是法国早期有名的庸俗经济学家。

他特别推崇亚当·斯密，而以亚当·斯密理论的解释者和通俗化系统化的作家自居。

实际上他是最早把斯密学说庸俗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萨伊的财政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提出所谓“无形产品”的概念
他认为无形产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们的价值一产出便消费掉；（2）人们无法在任何时候把它们储蓄起来，成为国民财富的一部分；（3）无形产品是人类劳动的果实，同时又是资本的产物。

（二）论公共消费
萨伊认为，公共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整体的需要。

（三）论课税
萨伊说：“所谓课税，是指一部分国民产品从个人之手转到政府之手，以支付公共费用或供公共消费。

”
理论经典之六：瓦格纳的国家观
瓦格纳认为国家的出现和存在，必须用有机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解释。

就是说，国家不是人类自由创造，而且不能够任意废止，它在人类的社会生活方面，是不可避免的条件，是最高的形式，而且是历史的产物。

从这种国家理论来观察国家的职能，则国家的任务不应当局限于法律目的的狭窄范围以内，还应当增加文化教育的任务，而且要增加依靠国家的力量而使下级人民向上的必要设施。

换句话说，国家的职能不能仅仅限于保卫生命财产的安全，类似“夜警国家”的职能范围，它的职能必须逐步地扩大，包括发展文化教育和增进社会福利等在内。

瓦格纳把国家职能的扩大以及国家活动的不断增加，看作是一个客观规律。

他说：“把种种国家种种时代进行概括的比较……则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活动有规则地增大。

此种增大，是外延的，又是内涵的。

即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增加新的职能，同时又更有效地更完全地实现两种职能。

于是国民经济的要求可以更广泛更完满地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来满足。

”瓦格纳关于国家职能不断扩大的论述，适应了当时德国的俾斯麦政府干预经济的需要，同时也为以后的资产阶级财政学家鼓吹扩大国家职能，增加财政支出提供了理论依据。

理论经典之七：帕累托最优状态
亦称“帕累托最适度”或“帕累托最优境界”。

一种静止的、均衡的、对每个社会成员都最有利的状态。

这一概念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所提出，他认为，如果经济社会处于最优境界，则表明经济最有效率、消费者得到的满足最大，任何稍微离开这一状态的变动都不
会使每个成员的福利增加。

帕累托指出，那种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满足增加而使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满足减少的变动所导致的状态不属于最优状态，实现最优状态的前提条件是完全的自由竞争。

据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厂商长期均衡属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因为这时厂商的平均成本最低、超额利润不存在，消费者得到的满足最大。

其它如交换最优条件、生产最优条件、交换和生产最优条件的结合点，也都是帕累托最优状态。

理论经典之八：洛伦茨曲线
洛伦茨曲线是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分配问题时使用的一种分析工具。

由统计学家洛伦茨提出，是用以反映社会收入分配（或财产分配）平均程度的一条曲线。

如图：
横轴OP 代表百分比，纵轴OI 代表收入的百分比。

OY 为450线，称为绝对平等线，意味着每一定百分比的人口获得相同百分比的收入，收入分配是绝对平等的。

OPY 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最后一个人得到社会总收入的全部。

现实经济社会中，反映实际收入分配状况的曲线总是介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该曲线即为洛伦茨曲线。

它与OY 线越接近，表明收入分配越平等，与OP 线越接近，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根据洛伦茨曲线可以计算出反映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该指标称为基尼系数。

用A 表示上图中实际收入分配线与绝对平等线之间的面积，用B
表示实际收入分配线与绝对不平等线之间的面积，即计算基尼O
P （%） I （%Y
100
100
系数的公式是；基尼系数=A/(A+B)。

当A=0时，基尼系数等于0，此时收入分配绝对平等；当B=0时，基尼系数等于1，此时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

实际的基尼系数总是大于0而小于1的，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等，反之则越不平等。

应用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可以对各国收入分配状况及各种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比较。

例如，把执行某项经济政策（如增加职工教育支出）前后的洛伦茨曲线画在同一坐标图上，就可以比较出执行该项政策后对社会收入分配的影响。

此外，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还可用来分析社会财产分配平均程度的问题。

理论经典之九：基尼系数
参见“洛伦茨曲线”。

理论经典之十：乘数——加速数模型
传统的经济周期观点认为，经济产出量存在着规则性的并且可以预测的波动，而导致这些波动的正是经济结构。

根据这种观点，波动的根源是内生的，就是说，根源于经济自身；如果情况确是如此，那么经济的上升和下降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预测。

为了弄清楚内在力量如何引起波动，假定经济最初处于衰退时期而产出开始增加，就像1983年的情形那样。

假定经济状况的好转是由增加1亿美元的出口启动的，而乘数为2.5。

因而国民收入增加2.5亿美元。

由于销售额增加了2.5亿美元，厂商认为它们需要装备新的生产能力或资本品。

如果加速数是2（加速数是为生产更多的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品的增加数——投资），那么销售额增加2.5亿美元引起投资增加5亿美元。

现在，增加5亿美元的投资，通过乘数过程，引起产出增加12.5亿美元（5亿美元×2.5）。

销售额增加加强了乐观情绪。

为了和销售额保持同步增长，厂商把投资增加到25亿美元（产出现在增加了12.5亿美元，所以它们认为需要新增加资本品25亿美元）。

更大的投资导致更多的产出。

经济最终会遇到约束因素；例如，劳动短缺可能对经济扩张施加限制。

一旦遇到这些约束因素，经济便停止扩张。

或者至少不再按那么快的速度扩张。

但是当经济按照一个更低的速度扩张时，投资需求便会减少。

由于存在乘数效应，这会减少总需求。

因此经济开始走向衰退。

由于产出下降，投资下降得更多，这又进一步推动了产出下降。

直到投资完全停止。

但是最终旧机器设备会被损耗掉或者老化。

即使衰退时期生产低水平的产出，也需要新投资。

这种新投资会刺激需求，需求又会刺激投资。

于是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这种把经济周期和经济内在运行联系起来的方式被称作乘数——加速数模型。

它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首先提出来的。

理论经典之十一：公共选择论
这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主要流派——福利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现代西方财政学的理论渊源之一。

产生于本世纪中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肯尼思·阿罗、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等。

公共选择论把帕累托“最适度准则”从经济理论领域推广到政治决策领域，以“大多数原则”为公共选择原则，来分析和说明政治选举制度是如何选择或决定各项公共决策的。

这就为经济政治决策，特别是财政决策奠定了基础。

它在解释政府政策决策时认为，政府的作用反映了政治家们的选择，如同市场决策反映买卖双方的选择一样。

政治家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非为社会谋福利，如议员们为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和再次当选而倾向于增加预算支出，而非增税，最终导致预算赤字。

现代西方财政学通常利用公共选择论来说明财政收支规模与结构的决定问题，它构成现代西方财政理论的重要内容。

理论经典之十二：亚当·斯密关于公共收入源泉的理论
亚当·斯密认为，一国每年支出的费用，不但有国防费和君主养尊费，而且有国家宪法未规定由一定收入来开支的其他必要政费。

这些费用的开支，有两个来源：第一，专属君主或国家，而与人民收入没有什么关系的资源；第二，人民的收入。

亚当·斯密在讨论各种特定赋税之前，首先提出了一般赋税的四大原则，即公平、确实、便利和经济。

这四个原则对于资产阶级财政学一直影响很大，但是这四个原则有很大缺点，它完全忽视了赋税的阶级性，忽视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赋税是资产阶级国家掠走劳动人民的工具。

理论经典之十三：拉弗曲线
供给学派用来阐述税率与税收之间经济关系的函数图形。

因最早于1974年由美国供给学派主要代表阿瑟·拉弗所提出，故称为拉弗曲线（见图）。

该曲线在于说明税率与税收收入或GDP之间的函数关系。

图中的纵轴代表税率，横轴代表税收收入或GDP，原点O表示两者皆为零，税率逐步提高到B点为100％，则税收收入或
GDP的函数呈OAB，即为“拉弗曲线”。

当税率提高到A点时税收收入或GDP最大；当税率超过A点继续提高时，税率越高，税收收入或GDP越少；当税率提高到B点即100％时，税收收入或GDP为零。

因而图中的阴影部分被视为课税的“禁区”。

该曲线提出了供给学派税收理论的三点重要结论：
1．所得税率有一个临界点，在这一点上可以获得最高数额的税收。

超过这一点，即使提高税率，也会导致税收收入下降。

2．一定数额的税收，既可以通过一个高税率来征得，也可以通过一个低税率来取得。

3．相同的税额虽然可以由不同的税率征得，但不同税率对税基却有着不同的影响。

高税率削弱税基，降低经济活力，因而必须大幅度削减税率。

因减税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可以通过刺激经济增长后的财政收入予以弥补。

理论经典之十四：哈伯格三角形（Harberger T riangle）
运用补偿需求曲线说明税收超额负担依据的是消费者剩余理论。

所谓消费者剩余，就是指人们愿意为某一种商品支付的金额和实际支付金额之差，它表示消费者从这一商品消费中获得的净收益。

下图显示了如何运用补偿需求曲线与消费者剩余理论来说明税收的超额负担。

A
P’
P0
0 Q T Q0 B
在上图中，AB为某一产品的补偿需求曲线。

假设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常数，税前的边际成本为MC，则税前均衡价格为P0，产量为Q0，税前消费者剩余为A P0C。

若政府对该产品征收从量税T，则边际成本曲线MC向上平易至MC’，此时均衡价格为P T，产量为Q T，消费者剩余为AP T E。

将税前消费者剩余与税后消费者剩余相比，税收使消费者剩余减少了P T EC P0，，即税收给消费者造成的福利损失。

但政府收到的税收收入仅为P T ED P0，，三角形ECD即为税收的超额负担。

它是消费者失去的而政府又没有得到的额外效率损失，因此又被称为无谓损失。

它完全是因为税收改变了相对价格，消费者为了尽可能少纳税而改变了原有的有效选择，从而导致的资源低效率配置所致。

理论上将三角形ECD称为哈伯格三角形，通过计算这一三角形的面积即可计量税收的
超额负担。

计算公式为
S=(T·△Q)/2
该公式中，T为单位产品的税额，△Q为因价格变动而引起的需求量的变动额。

如果用r来替代需求曲线的斜率T/△Q，则上式可改写为
S=T2/2r
理论经典之十五：亚当·斯密的税收原则
英国古典学派主要代表亚当·斯密关于税收规范的理论见解。

其具体内容是：（1）“一国人民，都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赋税，维持政府。

”（2）“各国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

完纳的日期、完纳的方法、完纳的数额，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

”（3）“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方法，须予纳税者以最大的便利。

”（4）“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

”这四项简称为“平等、确实、便利和经济（最少征收费）”的原则，是亚当·斯密于1976年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的。

其理论基础是国家活动的非生产性及其消极的财政观。

理论经典之十六：最优税收理论概述
最优税收理论是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的一种税制选择理论。

该理论在个人效用能够加总、可供选择的税收工具（税种）既定、政府税收收入水平既定的约束下，研究如何选择税收工具，确定税制，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该理论是对税收原则理论（特别是税收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的细化和综合，具体包括：最优商品税理论、最优所得税理论和最优税制结构理论。

（一）最优商品税理论
最为著名的最优商品税理论有拉姆齐法则、科利特—黑格法则等。

拉姆齐法则要求课税之后，人们对各商品消费等比例下降，即课税不会改变人们对各商品的消费比例结构。

这是英国经济学家拉姆齐对最优税收理论的开创性研究成果。

拉姆齐研究了政府在个人效用受损最小的条件下征收一定数额的税收问题。

他所研究的是只有一个人（一个家庭或具有同质的许多人）的竞争性经济体，该经济体不存在国际贸易，政府也不会将税款用于增加个人养老金等转移性支付，这样就简化了税款使用的分配效应问题。

政府根据个人对社会各种商品的消费进行征税，不同商品的消费适用不同的税率。

拉姆齐得出的结论是，商品税率的设计应该能保证使所有商品消费数量等比例下降，这就是拉姆齐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