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论述

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论述
作者：吴晨
来源：《文存阅刊》2017年第04期
摘要：20世纪初期，伴随着中、俄两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相继开展和共产国际组织的建立，大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开展。

本文试图通过对共产国际反右倾斗争同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左”倾冒险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的论述，探究其经验教训，由此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
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这段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被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党中央领导在指导思想和革命斗争策略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先后出犯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和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1]面对铁的现实，我们党不否认由于当时共产党发展还不成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特点和规律未完全掌握，尚且不足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的结合在一起。

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的各级命令和指示一味的盲目服从，根本不对其做出基于中国革命实际形势的正确考虑。

在客观地审视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问题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指导思想上存在错误，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的不正确是有着直接联系的。

本文将就共产国际的反右倾的斗争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着重进行论述，以此总结经验教训[2]。

一、共产国际集中的组织原则及内部的“左”倾情绪
共产国际组织中的反右倾的斗争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这除了要考虑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行事作风外，本文认为最根本的就要追溯到共产国际组织内部制度和原则上来。

共产国际是由各个国家的共产党的组合成立的组织，是一个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

共产国际是经由列宁一手创建的，列宁的革命思想在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和组织原则中均有所呈现。

列宁领导共产国际的集中制思想原则主要通过于1919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一大”通过的《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议》和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这两个文件体现出来[3]。

《共产国际章程》中明确宣布：“共产国际的目的在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武装斗争），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斗争，为建立一个作为完全废除国家的过渡阶段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斗争。

”为实现这一神圣而艰巨的任务，《共产国际章程》认定了这个组织必须是高度集中的组织。

共产国际“二大”对共产国际这个组织作出了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硬性规定。

但事实上它着重强调“集中”这个词。

这些文件、决议和章程无形中使得共产国际领导权力的过分集中以及权利的过度膨胀。

我们还必须承认，在共产国际强调“集中”的同时，列宁并不是完全忽视了发挥党内民主和各支部的独立自主性。

在列宁领导期间内的共产国际，各党支部在各种会议上可以就革命问题自由地讨论。

但是列宁仅仅就领导共产国际五
年，后几年就主要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哈布林领导，最后就转为斯大林领导了。

虽然列宁一直恪守着自己提出的原则，但是等换到季诺维也夫等领导人早已面目全非了。

在1922年的共产国际“四大”上，季诺维也夫就宣布要把共产国际建设为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

他强烈建议要改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并且高调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应该是用来调解中央与各党支部的矛盾的，而是作为各党支部必须听令服从的机构。

[4]自此，共产国际的集中制的进一步被强化，各国的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权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1924年列宁辞世后，共产国际内部的“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

经过了一些列的改变，共产国际的集中制最终演变为高度集权。

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进一步强化和发展了共产国际的集中制。

共产国际“五大”取消了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仅仅是执行任务机构的政治的限制，以此扩大了执行委员会的权利；“五大”还对执行委员会所在国的党有权向执委会多派代表的规定做了更改，新的规定办法使各支部国的党员人数和政治地位在共产国际中没有一个能赶超苏共的。

这样通过共产国际“五大”进一步巩固了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一党独大的地位。

不仅如此，还要求各国的共产党必须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活动。

由此形成身处一隅的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对其他各国共产党干涉内政的局面。

然而，经由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证明，共产国际对其他国家的革命实行独断专行，统一领导指挥是行不通的，也必然是会犯错误的。

经由时间和实践证明，单纯得依赖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来指导各国的革命实践的想法和做法太过天真简单，是根本行不通的。

最终也免不了是要犯错的。

如前所述得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并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纯粹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一旦出现双方的意见存有异议的情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要对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

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人运动和大革命后的中国革命形势、中国国情从未作出过清晰的认识和了解[5]，其总体上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

我们先不谈论谁要对中国革命中出现“左”倾冒险主义这个错误指导思想负主要的责任，但我们深信一点就是共产国际内部的集中制原则及内部的反右倾的斗争都是造成指导思想上有“左”的错误的重要原因。

二、共产国际的“六大”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192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是标志着共产国际向左急转的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灵魂舵手是斯大林。

这种反右斗争在1928年间在苏联党内开始蔓延。

鉴于当时共产国际是受苏联共产党领导支配的，继而各个国的共产党也只能听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安排。

共产国际谈及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势是世界革命进入到第三阶段，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的局势发生动荡，很可能会助长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趋势。

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右倾。

1929年斯大林在他的《论联共产党内的右倾》演说中进一步指出和强调了反对各国党内的右倾分子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因而共产国际“六大”和斯大林的演说中对这一时期新形势的分析，对指导各国国内革命有直接的影响[6]。

如上所述，依据关于新时期形势的理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9年专门给中共中央下达一封指示信。

信中特别强调各国共产党身处的国际环境这个大背景中存在右倾的危险，而中国革命中的右倾现象尤为严重。

从此，共产国际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及其内部反右倾为主的指导思想在，在这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毫无保留地均被中国共产党视为分析我国革命形
势和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出发点了。

“立三路线”就是如此。

此前中共“六大”中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判断是符合中国当前革命形势实践情况的。

但“六大”也有错误。

中共“六大”上对我国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均未作出客观和正确的理解。

虽然中共“六大”认识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并不代表说中央已经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

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通过了《职工运动决议案》中格外强调了“工人运动比较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中之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

”这句话充分显现了当时中央领导人欲搞城市运动的想法。

加之共产国际这封来信中深信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到全国最危机的时刻了，中国当下的情势可以准备发动群众实施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并积极开展和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

李立三等人不加分析中国当时实际的国情就照猫画虎蛮干起来。

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做法大加赞扬，于是李立三就更加肆无忌惮起来了。

[7]此外，相比共产国际的纵容，国内革命形势在无形之中也助长了李立三路线的进一步发展。

李立三深信只要坚持紧紧跟随共产国际的步伐，坚持其指示命令，中国的革命才才会重现光明。

总的来看，立三路线的出现要归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下，立三路线直接受到了共产国际主义的干扰，对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中间阶级的区分和作用为能正确梳理和分析，不能把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和民族阶级加以区分，往往强调两者的一致性，把他们混为一谈。

其次，在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把握上，往往只强调对敌人不利的一面，夸大了对革命发展有利的一面。

不能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

最后就是对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认识，只笼统讲他们的一致性，在策略上主张打倒一切，不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

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历史教训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和共产国际的“左”的错误思想，是一种典型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导命令化的错误倾向。

中国革命以及中共中央深受其害。

如前所述，由于未能正确把握和认识国内的革命形势以及共产国际提出的“第三时期的理论”作为确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从而使得在我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内部先后出现了多次“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即使共产国际及时纠正了立三路线，但不久之后在党中央内部出现了一个比这个路线更“左”的“左”倾主义。

鉴于此情况，毛泽东于1930年专门写过《调查工作》的文章，后来在1964年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

这篇文章的出世是当时为了反对中共中央领导这种错误思想。

反对本本主义即是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单是因为它是由上级领导机关提出的，而是因为领导机关提出的战略的内容是适合于主客观情况的。

不根据实际的形势盲目地执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这种纯粹遵照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行事的态度和作风是错误的。

结语：
通过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立三路线的考察得出的经验教训，对今天我们建设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党取得成功的必须之路。

各国共产党党内的情况千差万别，任何时候都不能盲目跟风，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经验。

第二，虚心接纳各方的意见，任何革命的任何时期，总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作为革命的领导者要不同的意见，由此避免或者尽量减少错误。

如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中，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革命形势，毛泽东发表了对当时工人运动和群众关系的意见。

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肆意断言中国革命形势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依然固执己见，丝毫不虚心听取和接受不同的声音。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越来越“左”。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和本党的内部事务。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从本国和本党的实际情况出发。

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我们在借鉴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的同时要杜绝对其经验的照搬照抄。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

参考文献：
[1]周文琪.《史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19-199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
[2]黄修荣.《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9
[3]勾令民.共产国际的反右倾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的“左”倾错误，常熟高专学报，1999年第3期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5]珍妮·德拉各斯.《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作者简介：
吴晨，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山东师范大学长清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