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不宜一步到位

经济体制改革不宜一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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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现代工商》2012年第12期
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真正起飞了。

经过将近20年的高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如何解读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了“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经济体制问题。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崛起
“中国模式”论倡导者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不过，这种解释虽然能够燃起某种民族主义的自豪感，却也留下了不少的疑问。

例如，如果说驾驭整个社会的强势政府和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强大国有经济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中国同样拥有强势政府和比如今更为强大的国有经济，中国人得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苦难，一次大饥荒就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生命？
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时，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后30年和始终未能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前30年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特别是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接着，从1994年初开始，中国根据早些时候确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和对企业、市场体系、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改革的方案设计，进行了整体推进市场化改革。

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为民间进行创业活动提供了机会，使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约束的生产力，促使90年代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这具体地表现为：
第一，为平民创业开拓了一定的空间。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逐步松动了对私人创业的准入限制。

特别是1997年认可“非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了民营经济一定的活动空间。

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户的民间企业。

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的发展最基础的推动力。

第二，大量原来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

在改革开放后的年代中，中国有高达2.5亿左右的处于低就业状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从事工商业。

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于爱尔兰国土面积的约7万平方公里的农用土地转为城市用地。

生产要素大量向相对高效部门的转移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第三，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

20世纪90年代，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实施，利用了发达国家储蓄率偏低造成的机会，扩大出口，用净出口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拉动了产出的高速度增长。

同时，通过引进外国的先进装备和先进技术，在大规模人力资源投资还没有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这一切足以说明，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30年高速度增长的真正秘密所在。

经济体制尚处于过渡性时期
质疑“中国模式”论的人们认为，中国社会虽然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迄今为止，市场化改革还有许多大关并没有过，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处于过渡时期。

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

具体表现在：（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commanding heights），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这样一来，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以退回到统制经济的过渡性体制。

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不仅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求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地推进。

正像一些东亚国家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的，一切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都需要打破特殊既得利益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alism）的转型。

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这方面的任务就更加繁重和艰巨，说明经济体制改革应有过渡期。

所以，很需要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配合起来推进：一方面，从一个由行政权威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交换的经济；另一方面，就是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

行政权力如何提升市场作用
中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虽然短时期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一方面，由于所谓“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和由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消费在GDP中占比下降、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缓慢，以及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愈演愈烈。

中国在经历了十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种种病象。

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警示：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毋庸讳言，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

在1988年-1998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学家曾经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要求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说的社会溃散的“亚洲戏剧” 在中国上演。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也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的财路。

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

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弄清楚政府加强作为的方向是什么：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制市场和取代市场？不同的取向将决定政府领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