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办刊的学术性与时代性成因的历史回顾

《文史哲》办刊的学术性与时代性成因的历史回顾
作者：祁丽华王学典任元军
来源：《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2期
[摘要]《文史哲》自1951年5月创刊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学术性与时代性的办刊宗旨是《文史哲》成功立刊、闻名于世的本源所在。

“预”学术潮流的使命感是《文史哲》始终走在人文学术研究前沿，引领学术潮流的动力引擎;谨记“知出乎争”的办刊理念，是《文史哲》不断推出新的学术论点和社会热点问题的活力源泉;恪守专家办刊的传统则是《文史哲》永葆学术性和时代性的生命之源。

[关键词]“预”学术潮流;“知出乎争”;专家办刊;《文史哲》
[中图分类号]G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0）02-0116-05
Abstract：Since its founding in May 1951， th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has made a glorious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showing considerable potential. The academic and contemporary running aim of this journal is the origin of its fame and success. The mission of pre-academic trend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its leadership in academic fields， adhering to the idea that “knowledge comes from arguments” is the source of its vitality to continuously put forward new academic points and social hot issues， and abiding by the tradition of its running by experts is the source to maintain its academic and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leading academic trend;“knowledge coming from arguments”;journal running by experts;Literature， History，and Philosophy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评价《新华文摘》时说过“一个国家总得有一份刊物值得保留，起码一份，一份没有，对这个国家来说不啻是一种悲哀”。

我国最早从事编辑学研究的学者宋应离认为，“仅就学术期刊来说，山东大学创办的《文史哲》就是值得保留的一份。

”[1]《文史哲》有此殊荣，与其一以贯之的办刊宗旨和学术品格是分不开的。

创刊于1951年5月1日的《文史哲》本是份同人刊物，1953年2月转由山东大学主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高校文科学报和人文社科杂志。

20世纪50年代，《文史哲》与北京的《新建设》、上海的《学术月刊》鼎足而立，为推动新中国的学术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网络时代，高校学报的办刊方式和编辑手段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作为社会主流话语的传播者和学术建设的推动者，高校学报所承担的学术使命和为社会意识形态传播和阐释的社会责任却是一以贯之的。

素有“文科学报之王”称号的《文史哲》更是如此。

学术性和时代性是《文史哲》自创刊以来所秉持的办刊宗旨。

近70年来，《文史哲》在促进新中国的学术建设和发展，在传播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推动社会主义主流话语构建的进程中，以其独特的办刊方针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的流布与贯彻、新研究方向的开辟、新学术成果的交流、新中国学术人才的培养等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学术界和学术报刊界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一、以“预”学术潮流为办刊使命
学术性是学术期刊的基本属性，坚持学术性也就成了学术期刊得以存在的根本理由。

《文史哲》作为一本能代表中国大陆文科学术水准的老牌学报，在构建和繁荣新中国学术研究的进程中，以“预”学术潮流研究的身份参与其中，起到了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

据《文史哲》首任副社长吴富恒回忆，创刊初期的《文史哲》不仅仅是为了给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开辟一个新的学术园地，而是要通过打破旧有的、单一的学术模式，建立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新的学术范式，为新中国开辟出一片新的学术空间[2]。

从这一办刊初衷可以看出，《文史哲》不仅是研究、传承和弘扬中国古典学术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园地，也是宣传和贯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更是以挖掘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来开辟新学术领域的殿堂。

首先，在推动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转型中，《文史哲》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翻开《文史哲》创刊号，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篇社论：《<實践论>—思想方法的最高准则》，其次是《文史哲》首任主编杨向奎撰写的《学习<实践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体会》。

杨先生从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角度，指出历史学本身具有严格的阶级性，作出史学工作者“只有掌握住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辩证唯物论……才能够产生正确的概念与论理”的论断。

这两篇文章的刊发不仅表明《文史哲》是一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开辟学术研究领域的学术刊物，同时也表达了以一种学术研究者的身份参与意识形态转换，充当推动学术界观念转变和话语转换的排头兵的愿望[3]。

从《文史哲》1951年5月的创刊号到1958年12月的第1次停刊，其所刊发的学术文章，内容相当丰富，涵盖文史哲各学科。

仅就哲学方面而言，《文史哲》连载了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以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和意义，这不但极大地满足了从民国过来的知识文人欲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及其哲学，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形而上学思想的现实需求，而且也为山大教职员工快速转变自己的意识观念，建立起符合时代需求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文史哲》的这一做法实为开时代之风气，为开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文史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

例如，《文史哲》在1951—1952年连续刊发的华岗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不仅开了新中国“鲁迅学”之先河，还以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方法论对鲁迅的历史观、科学观、文艺观以及妇女观等热点和焦点问题的精要阐释和分析，为“鲁迅学”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学术范式或曰研究理路上的示范，具有很强的学术导向性;《文史哲》所刊发的关于“鲁迅学”的文章，不但带动了一批新型的“鲁迅学”学者，诸如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等，而且通过刊发他们撰写的鲁迅研究论文，使得《文史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

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格局大洗牌期间，《文史哲》起到了积极的导向和推动作用。

继《光明日报》在5月11日刊发该报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之后，《文史哲》在1978年第5期刊发了该评论员胡福明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在学术界展开了“真理标准”讨论。

此后，《文史哲》的办刊方向也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刊发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对推进“新时期”人文学术研究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例如《文史哲》在同年第6期刊发的蔡尚思、李华兴的《学习毛主席关于孔子论述的一些体会》以及周振普的《孔子论礼》，对孔子评价问题展开了正面交锋。

蔡先生认为，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派留下的是份珍贵的遗产，应该通过注入新的内容加以继承，而不应一味地打到;周先生则大胆地为孔子的学说作了辩护，认为孔子论礼包含着积极的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而《孔子论礼》一文也被认定是“文革”之后较早为孔子翻案的著作之一。

再譬如，《文史哲》1984年第1期刊发的庞朴《需要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不但在学术界率先发出了“应该注意文化史”研究的时代性呼声，而且还通过会同蔡尚思的《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张维华的《关于历史上的民族文化交流》、向仍旦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刍议》、祝明的《中国文化史与世界文化史》等几位学者的文章，共同倡导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推动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研究热潮①。

再次，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时期，《文史哲》编辑部率先组织的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笔谈，不仅将我国学术界肇端于1978的关于“儒学是否宗教”之争从初始阶段推向了第二阶段（高潮阶段）[5]②。

还标示着《文史哲》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进一步摆脱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束缚，进一步深层次地探讨相关问题和相关概念”的过程中，具有身先士卒的开拓引领作用。

参加《文史哲》组织的这次“儒学是否是宗教”笔谈的有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郭齐勇、张立文、李申等学术界知名学者，他们在笔谈中就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1.儒学是“学”还是“教”？2.若儒学是“教”，那么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3.若儒学是宗教，那么是汤因比的“是指一种人生态度”的宗教，还是蒂利希的“就最基本的意义而论……是终极的关切”的神学信仰体系？自《文史哲》将此次笔谈的文章推出之后，这三个问题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将由来已久的“儒学是否宗教”的讨论推到了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的关于儒学研究的话题，如：“如何理解儒家、儒学或儒教的本质，如何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如何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如何进行中外文化比较、世界闻名对话”，等等[6]。

迄至今日，“儒学是否宗教”的讨论仍在向纵深发展。

二、以“知出乎争”来深化《文史哲》办刊的学术性与时代性
“知出乎争”是儒家遗训，也是《文史哲》一直以来的办刊理念。

宣传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方针办刊，是《文史哲》创刊的初衷，但在论及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学术关系的时候，首任社长华岗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学术的关系，是前者指导后者，而不是代替学术研究。

当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时，出现不同的理解，出现不同的见解，乃是正常与难免的现象，并不说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问题。

解决这类不同意见的分歧，只能通过充分与自由的讨论，没有别的好办法。

” [7]近70年来，《文史哲》也是一以贯之地主张并鼓励学者们在学术问题上各抒己见，开展争鸣。

这不但使得《文史哲》在办刊思想上呈现出很大的自由性和包容
性，而且这种办刊理念也构成了《文史哲》的独特气质。

这一气质不但使得《文史哲》甫一问世，就搅动了一江春水，吸引了全国学界的视线，并在文史哲范围内，组织了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以及《红楼梦》研究的讨论;还使得与中国社会形态密切相关的“五朵金花”有三朵盛开在《文史哲》杂志上。

据葛懋春回忆，《文史哲》之所以能够较早地在全国开展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的讨论，主要是由于华岗在领导《文史哲》的工作中，十分重视组织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总是鼓励持不同意见的人写文章，并刊发在《文史哲》上[8]。

正是在华岗社长的这种鼓励下，童书业在《文史哲》1951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的文章，并以此拉开了《文史哲》创刊后引发的首场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童先生的这篇文章不仅关乎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更关系到对中国发展规律的认知和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所以在当时很快吸引了几乎整个历史学界的力量参与其中。

讨论中的各种论证观点，包括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都在《文史哲》得到了充分发表的机会，《文史哲》也因此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刊载古史分期討论文章最多的刊物，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

在此后《文史哲》组织的一系列学术讨论和笔谈中，也都贯彻了这个精神。

譬如，《文史哲》凭借赵俪生《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大起义》一文，引发了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争鸣;凭借童书业的《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拉开了波及整个社会科学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序幕，并在20世纪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两个讨论高潮。

随着李希凡《典型人物的创造》在《文史哲》1954年第2期的发表，《文史哲》扶持小人物的传统得以呈现，而李希凡和蓝翎合作撰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的刊发，不但《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确立，而且因此文的刊发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使得《红楼梦》研究成为整个文化学术界的中心话题，极大地推动了山东大学古典文学史研究在全国的专业地位。

有学者认为，《文史哲》在20世纪50年代所发起的古史分期、农民战争、《红楼梦》问题、典型问题等的学术讨论，“成为中国学术界自上世纪50年代初至改革开放前数十年热烈谈论的重要话题……影响了或掌控了学术界数十年的话语权”[8]。

《文史哲》以事实说明，只有注重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才能真正推动学术的研究，这也是《文史哲》之所以能如余英时所言“……自问世以来即波澜壮阔，一展卷而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尽收眼底”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格局大洗牌期间，《文史哲》起到了积极的导向和推动作用。

继《光明日报》在5月11日刊发该报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之后，《文史哲》在1978年第5期刊发了该评论员胡福明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在学术界展开了“真理标准”讨论。

此后，《文史哲》的办刊方向也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刊发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对推进“新时期”人文学术研究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例如《文史哲》在同年第6期刊发的蔡尚思、李华兴的《学习毛主席关于孔子论述的一些体会》以及周振普的《孔子论礼》，对孔子评价问题展开了正面交锋。

蔡先生认为，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派留下的是份珍贵的遗产，应该通过注入新的内容加以继承，而不应一味地打到;周先生则大胆地为孔子的学说作了辩护，认为孔子论礼包含着积极的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而《孔子论礼》一文也被认定是“文革”之后较早为孔子翻案的著作之一。

再譬如，《文史哲》1984年第1期刊发的庞朴《需要注意文化史
的研究》一文，不但在学术界率先发出了“应该注意文化史”研究的时代性呼声，而且还通过会同蔡尚思的《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张维华的《关于历史上的民族文化交流》、向仍旦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刍议》、祝明的《中国文化史与世界文化史》等几位学者的文章，共同倡导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推动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研究热潮①。

再次，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时期，《文史哲》编辑部率先组织的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笔谈，不仅将我国学术界肇端于1978的关于“儒学是否宗教”之争从初始阶段推向了第二阶段（高潮阶段）[5]②。

还标示着《文史哲》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进一步摆脱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束缚，进一步深层次地探讨相关问题和相关概念”的过程中，具有身先士卒的开拓引领作用。

参加《文史哲》组织的这次“儒学是否是宗教”笔谈的有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郭齐勇、张立文、李申等学术界知名学者，他们在笔谈中就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1.儒学是“学”还是“教”？2.若儒学是“教”，那么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3.若儒学是宗教，那么是汤因比的“是指一种人生态度”的宗教，还是蒂利希的“就最基本的意义而论……是终极的关切”的神学信仰体系？自《文史哲》将此次笔谈的文章推出之后，这三个问题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将由来已久的“儒学是否宗教”的讨论推到了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的关于儒学研究的话题，如：“如何理解儒家、儒学或儒教的本质，如何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如何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如何进行中外文化比较、世界闻名对话”，等等[6]。

迄至今日，“儒学是否宗教”的讨论仍在向纵深发展。

二、以“知出乎争”来深化《文史哲》办刊的学术性与时代性
“知出乎争”是儒家遗训，也是《文史哲》一直以来的办刊理念。

宣传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方针办刊，是《文史哲》创刊的初衷，但在论及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学术关系的时候，首任社长华岗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学术的关系，是前者指导后者，而不是代替学术研究。

当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时，出现不同的理解，出现不同的见解，乃是正常与难免的现象，并不说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问题。

解决这类不同意见的分歧，只能通过充分与自由的讨论，没有别的好办法。

” [7]近70年来，《文史哲》也是一以贯之地主张并鼓励学者们在学术问题上各抒己见，开展争鸣。

这不但使得《文史哲》在办刊思想上呈现出很大的自由性和包容性，而且这种办刊理念也构成了《文史哲》的独特气质。

这一气质不但使得《文史哲》甫一问世，就搅动了一江春水，吸引了全国学界的视线，并在文史哲范围内，组织了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以及《红楼梦》研究的讨论;还使得与中国社会形态密切相关的“五朵金花”有三朵盛开在《文史哲》杂志上。

据葛懋春回忆，《文史哲》之所以能够较早地在全国开展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的讨论，主要是由于华岗在领导《文史哲》的工作中，十分重视组织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总是鼓励持不同意见的人寫文章，并刊发在《文史哲》上[8]。

正是在华岗社长的这种鼓励下，童书业在《文史哲》1951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的文章，并以此拉开了《文史哲》创刊后引发的首场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童先生的这篇文章不仅关乎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更关系到对中国发展规律的认知和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所以在当时很快吸引了几乎整个历史学界的力量参与其中。

讨论中的各种论证观点，包括西周封建说、战
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都在《文史哲》得到了充分发表的机会，《文史哲》也因此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刊载古史分期讨论文章最多的刊物，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

在此后《文史哲》组织的一系列学术讨论和笔谈中，也都贯彻了这个精神。

譬如，《文史哲》凭借赵俪生《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大起义》一文，引发了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争鸣;凭借童书业的《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拉开了波及整个社会科学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序幕，并在20世纪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两个讨论高潮。

随着李希凡《典型人物的创造》在《文史哲》1954年第2期的发表，《文史哲》扶持小人物的传统得以呈现，而李希凡和蓝翎合作撰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的刊发，不但《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确立，而且因此文的刊发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使得《红楼梦》研究成为整个文化学术界的中心话题，极大地推动了山东大学古典文学史研究在全国的专业地位。

有学者认为，《文史哲》在20世纪50年代所发起的古史分期、农民战争、《红楼梦》问题、典型问题等的学术讨论，“成为中国学术界自上世纪50年代初至改革开放前数十年热烈谈论的重要话题……影响了或掌控了学术界数十年的话语权”[8]。

《文史哲》以事实说明，只有注重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才能真正推动学术的研究，这也是《文史哲》之所以能如余英时所言“……自问世以来即波澜壮阔，一展卷而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尽收眼底”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格局大洗牌期间，《文史哲》起到了积极的导向和推动作用。

继《光明日报》在5月11日刊发该报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之后，《文史哲》在1978年第5期刊发了该评论员胡福明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在学术界展开了“真理标准”讨论。

此后，《文史哲》的办刊方向也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刊发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对推进“新时期”人文学术研究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例如《文史哲》在同年第6期刊发的蔡尚思、李华兴的《学习毛主席关于孔子论述的一些体会》以及周振普的《孔子论礼》，对孔子评价问题展开了正面交锋。

蔡先生认为，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派留下的是份珍贵的遗产，应该通过注入新的内容加以继承，而不应一味地打到;周先生则大胆地为孔子的学说作了辩护，认为孔子论礼包含着积极的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而《孔子论礼》一文也被认定是“文革”之后较早为孔子翻案的著作之一。

再譬如，《文史哲》1984年第1期刊发的庞朴《需要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不但在学术界率先发出了“应该注意文化史”研究的时代性呼声，而且还通过会同蔡尚思的《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张维华的《关于历史上的民族文化交流》、向仍旦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刍议》、祝明的《中国文化史与世界文化史》等几位学者的文章，共同倡导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推动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研究热潮①。

再次，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时期，《文史哲》编辑部率先组织的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笔谈，不仅将我国学术界肇端于1978的关于“儒学是否宗教”之争从初始阶段推向了第二阶段（高潮阶段）[5]②。

还标示着《文史哲》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进一步摆脱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束缚，进一步深层次地探讨相关问题和相关概念”的过程中，具有身先士卒的开拓引领作用。

参加《文史哲》组织的这次“儒学是否是宗教”笔谈的有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郭齐勇、张立文、李申等学术界知名学者，他们在笔谈中就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1.儒学是“学”还是“教”？2.若儒学是“教”，那么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
“教”？3.若儒学是宗教，那么是汤因比的“是指一种人生态度”的宗教，还是蒂利希的“就最基本的意义而论……是终极的关切”的神学信仰体系？自《文史哲》将此次笔谈的文章推出之后，这三个问题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将由来已久的“儒学是否宗教”的讨论推到了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的关于儒学研究的话题，如：“如何理解儒家、儒学或儒教的本质，如何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如何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如何进行中外文化比较、世界闻名对话”，等等[6]。

迄至今日，“儒学是否宗教”的讨论仍在向纵深发展。

二、以“知出乎争”来深化《文史哲》办刊的学术性与时代性
“知出乎争”是儒家遗训，也是《文史哲》一直以来的办刊理念。

宣传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方针办刊，是《文史哲》创刊的初衷，但在论及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学术关系的时候，首任社长华岗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学术的关系，是前者指导后者，而不是代替学术研究。

当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时，出现不同的理解，出现不同的见解，乃是正常与难免的现象，并不说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问题。

解决这类不同意见的分歧，只能通过充分与自由的讨论，没有别的好办法。

” [7]近70年来，《文史哲》也是一以贯之地主張并鼓励学者们在学术问题上各抒己见，开展争鸣。

这不但使得《文史哲》在办刊思想上呈现出很大的自由性和包容性，而且这种办刊理念也构成了《文史哲》的独特气质。

这一气质不但使得《文史哲》甫一问世，就搅动了一江春水，吸引了全国学界的视线，并在文史哲范围内，组织了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以及《红楼梦》研究的讨论;还使得与中国社会形态密切相关的“五朵金花”有三朵盛开在《文史哲》杂志上。

据葛懋春回忆，《文史哲》之所以能够较早地在全国开展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的讨论，主要是由于华岗在领导《文史哲》的工作中，十分重视组织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总是鼓励持不同意见的人写文章，并刊发在《文史哲》上[8]。

正是在华岗社长的这种鼓励下，童书业在《文史哲》1951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的文章，并以此拉开了《文史哲》创刊后引发的首场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童先生的这篇文章不仅关乎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更关系到对中国发展规律的认知和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所以在当时很快吸引了几乎整个历史学界的力量参与其中。

讨论中的各种论证观点，包括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都在《文史哲》得到了充分发表的机会，《文史哲》也因此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刊载古史分期讨论文章最多的刊物，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

在此后《文史哲》组织的一系列学术讨论和笔谈中，也都贯彻了这个精神。

譬如，《文史哲》凭借赵俪生《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大起义》一文，引发了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争鸣;凭借童书业的《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拉开了波及整个社会科学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序幕，并在20世纪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两个讨论高潮。

随着李希凡《典型人物的创造》在《文史哲》1954年第2期的发表，《文史哲》扶持小人物的传统得以呈现，而李希凡和蓝翎合作撰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的刊发，不但《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确立，而且因此文的刊发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使得《红楼梦》研究成为整个文化学术界的中心话题，极大地推动了山东大学古典文学史研究在全国的专业地位。

有学者认为，《文史哲》在20世纪50年代所发起的古史分期、农民战争、《红楼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