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宫廷音乐机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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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太乐；鼓吹；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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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音乐机构是中国古代官制的组成部分，也是古代音乐的唯一管理机构， 不了解历代音乐机构的设置情况，就无法认清古代音乐发展的社会背景，也就无 法进一步探究古代音乐发展的真正动力，正如先有乐府，而后乐府诗歌盛行；先 有清商署，而后清商乐盛行。所以，音乐机构与音乐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二是，在宋齐宫廷音乐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音乐机构的简单化。自宋大明 以来。人多尚“郑卫淫俗”，而“雅乐正声”却鲜有好者。所以，大量民间音乐涌书·乐志》云： “孝武大明中，以《辫》、《拂》、 杂舞合之钟石，施于殿庭。”这样，太乐署内就出现了雅、俗共存的两种音乐形式。 《南齐书·崔祖思传》云：“今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宋后废帝） 时校试千有余人。”所以，处于此种境况的宋齐政府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复杂而又庞 大的音乐机构。
“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又其任也。文帝黄初初，改为中 书令，又置监…中书监令始於此也。及明帝时，中书监令号为专任，其权重矣， 晋因之，置监令（各）一人…魏晋以来，中书监令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 书，以其地在枢近，多承宠任。”
所以，“九卿”之一的太常已不在有任何实权，其职能逐渐由中书监取代。而 中书监是皇帝的近臣，故象国家祭祀这样的大事势必会由中书省来兼管。
另外，两晋政府管理太乐署的最高领导不是太常，而是中书省，这与秦汉两 代是截然不同的。《晋书·律历志》云：
“武帝泰始九年，中书监苟勖校太乐、八音不和……泰始十年，中书监苟勖、 中书令张华出御府铜竹律二十五具，部太乐郎刘秀等校试。”
这是由这一时期中央机构的调整决定的。汉末“九卿”的职务逐渐卑落，变
成闲散职位。魏晋以后，对中书省的官员特别看重，皇帝常委以机要重任。于是， 中央机构的主要权力便逐渐转移到中书省，《通典·职官二》云：
所以，太乐署不是在魏明帝太和初复名的，而是早在建安十三年，曹操改革 “三公”时便恢复使用了，但由于当时政治、经济的限制，太乐署仅是一个虚设， 真正行使其国家职能，应在曹丕建立曹魏政权以后，即黄初元年。
二、两晋太乐署
西晋音乐机构设置基本上沿袭了曹魏旧制，而东晋音乐机构则有所简省，这 是因为永嘉之乱后，“中朝典章，咸没于石勒”，致使晋室南渡后无力恢复西晋旧 制，《晋书·律历志》也云：“及元帝南迁，皇度草昧，礼容乐器，扫地皆尽，虽 稍加采掇，而多所沦胥，终于恭、安，竞不能备。”
以上两则史料在记载太乐复名的具体时间上存在矛盾。《杜夔传》载黄初之前 已有“太乐事”，黄初以后有“太乐令”，而《宋书》则将太乐复名的时间推迟到 魏明帝太和初年。对于这一矛盾，有学者认为：
“太乐令至明帝太和初始由东汉大予乐复旧，黄初中不当称太乐令，此处当 是未加细辨，可能杜夔在曹操在世时即负责太乐事，曹魏建立后，正式由军谋祭 酒转为大予乐令，而陈寿径称太乐令。”国
第一章太乐署
在古代宗法制度下，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一切祭祀和军国大事等社会 政治活动均集中予宗庙，所以，宗庙祭祀是非常认真、隆重的，太乐之职，正是 掌太庙乐舞，故太乐署是古代宫廷音乐机构中的主要官署，隶属太常，通常有令、 丞各一人，有时根据情况会增加人数。
太乐署很可能是对西周大司乐的沿袭，卢植《礼注》云：“后汉大予乐令如古 大胥。”秦汉二代均设太乐署，后汉依谶改西汉太乐为大予乐。古大胥、古小胥 皆隶属于大司乐，而太乐令、太乐丞又都属于太乐署，所以，太乐署可能是在大 司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三、南朝太乐署
宋齐两代，太乐署是宫廷音乐机构的唯一官署，《宋书·百官志》太常署官有： “太乐令，一人。丞一人。掌凡诸乐事。”《南齐书·百官志》太常署官有：“太乐 令，一人。丞一人。”
宋齐由太乐署掌管一切乐事，其原因在于：一是，宋齐受东晋乐事发展不完 备的影响。《宋书·乐志》云：“晋世曹毗、王殉等亦增造宗庙哥诗，然郊祀遂不 设乐。”曹毗生卒年不详。王殉生于公元３５０年，卒于公元４１０年，其创作宗庙歌 诗当在太元（３７６．３９６）中以后。因为，首先，王殉此时正值壮年，定在朝中任职； 其次，太元中“破符坚，又获乐工杨蜀等”，有识乐之人，于是“四厢金石始备”。 东晋灭亡是在公元４２０年，离王殉卒年仅距十年，可见，晋末政府郊庙乐舞仍没 有确立。而宋承晋制，在乐事和音乐机构方面自然也较为简陋。南齐是一个短命 王朝，萧道成及其后继者，奢侈腐化，贪得无厌。从齐武帝死（４９３年）到南齐政 权的灭亡（５０２年），短短八年内，换了五个皇帝，如此混乱的宗室内争，南齐政 权根本无暇顾及乐事的修建，到武帝永明末才设立太乐署，《通典·职官七》太乐 署条云：“齐太乐及诸陵令，永明末置，用二品三品勤。”
一、曹魏太乐署
曹魏太乐署建于黄初元年，杜夔任太乐令，其弟子任太乐丞。《三国志·杜菱 传》云：“太祖以夔为军谋祭酒…黄初中，为太乐令…弟子河南邵登、张泰、桑馥， 各至太乐丞。”
关于曹魏太乐署之事，《宋书·乐志》也有相关记载：
“（魏）明帝太和初，诏日：‘武皇帝庙乐未称，其议定庙乐及舞，舞者所执， 缀兆之制，声哥之诗，务令详备。乐官自如故，为太乐。’太乐，汉旧名，后汉依 谶改太予乐官，至是改复旧。”
别纂录。乃委一旧学，撰为乐书，以起千载绝文，以定大梁之乐。” 是时对乐者七十，≮家，但“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词，皆言乐之宣改，不言改
乐之法”，最后，还是梁武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而梁武 帝在位之时，国家政局一度稳定，国库充足，文化繁荣，所以，太乐署得到了扩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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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方 向：中国古代音乐史
生
级：二Ｏ Ｏ四级
研究生姓名：删
导师姓名、职称：塑垡垦堂
完成 日 期：三旦里主生里旦
论文主题词：魏晋南北朝／宫廷音乐
中文摘要
古代宫廷音乐官署是中国古代音乐历史发展中唯一的管理机构，自两周至清 代，宫廷音乐机构从形成、发展和演变，前后共经历了２７００余年的时问，其中， 魏、晋、南北朝是宫廷音乐官署的重要发展、变革和成熟的时期，突出地表现为， 太乐署地位的确立与巩固、鼓吹署的设置与发展、清商署的创制与覆灭，白此以 后，太乐、鼓吹一直是宫廷音乐官署的主要组成部分。
。刘怀容《魏晋乐府官署演变考》．《衬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４《通典·职官》云：“秦改【＝Ｉ奉常，涣初目太常……建安中鹅奉常。”
２
为实际意义上的皇帝。同年九月，降刘琮，获杜夔。那么，太乐之名的恢复很可 能在曹操罢三公之时，因为东汉是依谶改太乐为大予乐，而曹操最讨厌神仙法术， 还曾颁布过禁止神仙道士活动的禁令，所以，曹操是不可能在改制后沿用大予乐 之名的。
至梁陈之际才扭转了这一衰退局面，宫廷音乐出现了繁荣景象，尤其太乐署， 除管理祭祀乐舞外，还兼管清商乐。《隋书·百官志》云：“太常统……太乐等令 丞……太乐又有清商署丞……陈承粱，皆循其制官。”
梁陈太乐署规模的扩大，起决定作用的是梁武帝萧衍，虽贵为皇帝，却不仅 精通文学，而且也精通音乐，在建梁之初，他曾发起了一场访求古乐的运动。《隋 书·音乐志》云：
其三，“汉末大乱，众乐沦缺”，国家宗庙祭祀恢复的时间是在曹操迎帝都许 之后，《三国志·武帝纪》云：“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自天子西迁， 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
汉献帝曾先后三次被迫迁都：董卓之乱，由洛阳迁至长安：长安之乱，又由 长安迂回洛阳；最后，洛阳残破，终定都许昌。都城如此之变动，朝廷定无暇准 备庙乐，故在定都许昌之后，“宗庙社稷制度”才得确立。另外，建安十三年六月， 曹操对当时的中央机构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不仅罢免了秦汉时期的最高行政长 官——三公，同时也改后汉“太常”为“奉常”，。并自封为丞相，独揽大权，成
笔者认为此说有可商榷之处。其一，《三国志》成书早于《宋书》，且陈寿乃 西晋人，近于曹魏，因此，《三国志》应比《宋书》更可靠。
其二，关于“军谋祭酒”一职，这是曹丞相府内设置的宫职，《资治通鉴》卷 六十五《孝献皇帝庚》云：“操疑融所论建渐广……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奏。”胡 注：“军师祭酒、军谋祭酒皆操所雹。”军谋祭酒属于幕府属吏中的军事幕僚，其 职相当于现在的参谋长，因此，军谋祭酒不属于中央机构，而杜夔也应是曹操的 幕府属吏，那么，他所参与的“太乐事”，有可能指的是为曹操自己撰写的宗庙乐 舞。
“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僚日：。夫声 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而《韶》、《护》之称空传，《咸》、
《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 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旧事匪存，未获厘正，寤寐
有怀，所为叹息。卿等学术通明，可陈其所见。” 于是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沈约奏日： “乐书沦亡，寻案无所。宜选诸生，分令寻讨经史百家，凡乐事无小大，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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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魏晋南北朝宫廷音乐机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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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名 称：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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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代宫廷音乐机构都不是一呈不变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会影响它的设 置。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内有宗族，士族之间的政治斗争，外有 与少数民族的民族战争，从而使它成为历史上朝代更替最频繁的阶段，那么，它 的音乐机构也会随着政权的转移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本文通过对其主要宫廷音乐 机构的考证，一方面理清其乐署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认清政治与音乐之间的关 系。
东晋政府曾先后对乐署进行了两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元帝司马睿南渡后省 太乐署并鼓吹令，《晋书·乐志》云：“江左初立宗庙，……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 人，省太乐并鼓吹令。”第二次是成帝成和中又重设太乐署，《晋书·乐志》云：“成 和中，成帝乃复置太乐官。”
东晋太乐署与鼓吹署分分合合，主要原因是东晋乐官、伶人及乐器的流失， 严重影响了雅乐的建设。永嘉之乱，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攻破洛阳，不仅掠走 了大批中朝乐人及乐器，同时也有一批乐人流落于民间。因此，东晋政府虽有乐 器，但无识乐之人，故“礼容乐器＂‘‘终于恭、安，竞不能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