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林奶奶

杨绛：林奶奶
林奶奶小我三岁。

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她忽然到我家打门，问我用不用人。

我说：“不请人了，家务事自己
都能干。

”她叹气说：“您自己都能，可我们吃什么饭呀？”她介绍自己是“给家家儿洗衣服的”。

我就请她每星期来
洗一次衣服。

当时大家对保姆有戒心。

有人只因为保姆的一张大字报就给揪出来扫街。

林奶奶大大咧咧地不理红
卫兵的茬儿。

她不肯胡说东家的坏话，大嚷：“那哪儿成？我不能瞎说呀！”许多人家不敢找保姆，就请林奶奶去
做零工。

我问林奶奶：“干吗帮那么多人家？集中两三家，活儿不轻省些吗？”她说做零工“活着些”。

这就是说：自由些，或主动些;干活儿瞧她高兴，不合意可以不干。

比如说吧，某太太特难伺候，气得林奶奶当场左右开弓，打了自己
两个嘴巴子。

这倒像旧式妇女不能打妯娌孩子的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

据说，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干活儿
的时候把钟拨慢“十好几分钟”（林奶奶是论时记工资的），和这种太太打什么交道呢！林奶奶干了这一行，受委
屈是家常便饭，她一般是吃在肚里就罢了，并不随便告诉人。

她有原则：不搬嘴弄舌。

她倒是不怕没有主顾，因为她干活儿认真，衣服洗得干净;如果经手买什么东西，分文也不肯占人家的便宜。

也许她称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过这种词儿一般不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

人家只说她“人靠得住，脾气可倔”。

她天天哈着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一年来，一年去，背渐渐地弯得直不起来，不到六十已经驼背，身上虽瘦，肚皮却大，其实那是徒有其表。

只要掀开她的大襟，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噜是倒垂的裤腰。

一重重的衣服
都有小襟，小襟上都钉着口袋，一个、两个或三个：上一个，下一个，反面再一个，大小不等，颜色各异。

衣袋
深处装着她的家当：布票，粮票，油票，一角二角或一元二元或五元十元的钱。

她分别放开，当然都有计较。

我
若给她些什么，得在她的袋口别上一两只大别针，或三只小的，才保住东西不往外掉。

我曾问起她家的情况。

她的丈夫早死了，她是青年守寡的。

她伺候了婆婆好多年，听口气，对婆婆很有情意。

她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

她把儿子栽培到高中毕业。

女儿呢，据说是“他嫂子的，四岁没了妈，吃我的奶”。

死
了的嫂子大概是她的妯娌。

她另外还有嫂子，她曾托那嫂子给我做过一双棉鞋。

林奶奶得意扬扬抱了那双棉鞋来送我，一再强调鞋子是按着我的脚寸特制的。

我恍惚记起她哄我让她量过脚寸，可是那双棉鞋显然是男鞋的尺码。

我谢了她，领下礼物，就让给默存穿。

想不到非但他穿不下，连阿圆都穿
不下。

我自己一试，恰恰一脚穿上，正是按着我的脚寸特制的呢！那位嫂子准也按着林奶奶的嘱咐，把棉花絮得
厚厚的，比平常的棉鞋厚三五倍不止。

簇新的白布包得厚厚的，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比牛皮底还硬。

我双脚穿
上新鞋，就像猩猩穿上木屐，行动不得;稳重地站着，两脚和大象的脚一样肥硕。

林奶奶老家在郊区，她在城里做零工，活儿重些，工钱却多。

她多年省吃俭用，攒下钱在城里置了一所房子，花了一二千块钱呢。

恰逢文化大革命，林奶奶赶紧把房“献”了。

她深悔置房子“千不该、万不该”，却倒眉倒眼地笑着用中间三个指头点着胸口说：“我成了地主资本家！我！我！”我说：“放心，房子早晚会还给你，至少折了价还。

”我问她：“你想‘吃瓦片儿’（依靠出租房屋生活）吗？”她不搭理，只说“您不懂”，她自有她的道理。

我从干校回来，房管处已经把她置的那所房子拆掉，另赔了一间房给她——新盖的，很小，我去看过，里面
还有个自来水龙头，只是没有下水道。

林奶奶指着窗外的院子和旁边两间房说：“他住那边。

”“他”指拆房子又盖房子的人，好像是个管房子的，林奶奶称为“街坊”。

她指着“街坊”门前大堆木材说：“那是我的，都给他偷了。

”她和“街坊”为那堆木材成了冤家。

所以林奶奶不走前院，却从自己房间直通街道的小门出入。

她曾邀一个亲戚同住，彼此照顾。

这就是林奶奶的长远打算。

她和我讲：“死倒不怕，”——吃苦受累当然也
不怕，她一辈子不就是吃苦受累吗——“我就怕老来病了，半死不活，给撂在炕上，叫人没人理，叫天天不应。

我
眼看着两代亲人受这个罪了……人说‘长病没有孝子’……孝子都不行呢……”她不说自己没有孝子，只叹气说“还是
女儿好”。

不过在她心目中，女儿当然也不能充孝子。

她和那个亲戚相处得不错，只是房间太小，两人住太挤。

她屋里堆着许多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摆着一大排花盆——林奶奶爱养花，破瓷盆、破瓦盆里都种着鲜花。

那个亲戚住了些时候走了，我怀疑她不过是图方便，难道
她真打算老来和林奶奶做伴儿？
那年冬天，林奶奶穿着个破皮背心到我家来，要把皮背心寄放在我家。

我说：“这天气，正是穿皮背心的时候，藏起来干吗？”她说：“怕被人偷了。

”我知道她指谁，忍不住说道：“别神经了，谁要你这件破背心呀！”她气呼呼
地忍了一会，咕哝说：“别人我还不放心呢。

”我听了忽然聪明起来。

我说：“哦，林奶奶，里面藏着宝吧？”她有气，可也笑了，还带几分被人识破的不好意思。

我说：“难怪你这件背心鼓鼓囊囊的。

把你的宝贝掏出来给我，背心你
穿上，不好吗？”她大为高兴，立即要了一把剪刀，拆开背心，从皮板子上揭下一张张存款单。

我把存单的账号、
款项、存期等一一登记，封成一包，藏在她认为最妥当的地方。

林奶奶切切叮嘱我别告诉人，她穿上背心，放心
满意而去。

可是日常和仇人做街坊，林奶奶总是放心不下。

她不知怎么丢失了二十块钱，怀疑“街坊”偷了。

也许她对谁
说了什么话，或是在自己屋里嘟嚷，给“街坊”知道了。

那“街坊”大清早等候林奶奶出门，赶上去狠狠的打了她两巴掌，骑车跑了。

林奶奶气得几乎发疯。

我虽然安慰了她，却埋怨她说，“准是你上厕所掉茅坑里了，怎能平白冤人
家偷你的钱呢?”林奶奶信我的话，点头说：“大概是掉茅坑里了。

”她是个孤独的人，多心眼儿当然难免。

我的旧保姆回北京后，林奶奶已不在我家洗衣，不过常来我家作客。

她挨了那两下耳光，也许觉得孤身住在
城里不是个了局。

她换了调子，说自己的“儿子好了”。

连着几年，她为儿子买砖、买瓦、买木材，为他盖新屋。

是她儿子因为要盖新屋，所以“好了”;还是因为他“好了”，所以林奶奶要为他盖新屋?外人很难分辨，反正是同一回
事吧?我只说：“林奶奶，你还要盖房子啊?”她向我解释：“老来总得有个窝儿呀。

”她有心眼儿，早和儿子讲明：新
房子的套间——预定她住的一间，得另开一门，这样呢，她单独有个出入的门，将来病倒在炕上，村里的亲戚朋
友经常能去看看她，她的钱反正存在妥当的地方呢，她不至于落在儿子、媳妇手里。

一天晚上，林奶奶忽来看我，说：“明儿一早要下乡和儿子吵架去”。

她有一二百元银行存单，她儿子不让取钱。

儿子是公社会计，取钱得经他的手。

我教林奶奶试到城里储蓄所去转期，因为郊区的储蓄所同属北京市。

我
为她策划了半天，她才支支吾吾吐出真情。

原来新房子已经盖好了。

她讲明要另开一门，她儿子却不肯为她另开
一门。

她这回不是去捞回那一二百块钱，却是借这笔钱逼儿子在新墙上开个门。

我问：“你儿子肯吗?”她说：“他就是不肯!”我说，“那么，你老来还和他同住?”她发狠说，“非要他开那个门不可。

”我再三劝她别再白怄气，她嘴里
答应，可是显然早已打定主意。

她回乡去和儿子大吵，给儿媳妇推倒在地，骑在她身上狠狠地揍了一顿，听说腰都打折了。

不过这都只是传闻。

林奶奶见了我一句没说，因为不敢承认自己没听我的话。

她只告诉我经公社调停，捞回了那一小笔存款。

我
见她没打伤，也就没问。

林奶奶的背越来越驼，干活儿也没多少力气了。

幸亏街道上照顾她的不止一家。

她又旧
调重弹“还是女儿好”。

她也许怕女儿以为她的钱都花在儿子身上了，所以告诉了女儿自己还有多少存款。

从此后，林奶奶多年没有动用的存款，不久就陆续花得只剩了一点点。

原来她又在为女儿盖新屋。

我末了一次见她，她的
背已经弯成九十度。

翻开她的大襟，小襟上一只只口袋差不多都是空的，上面却别着大大小小不少别针。

不久林
奶奶就病倒了，不知什么病，吐黑水——血水变黑的水。

街道上把她送进医院，儿子得信立即赶来，女儿却不肯来。

医院的大夫说，病人已没有指望，还是拉到乡下去吧。

儿子回乡找车，林奶奶没等车来，当晚就死了。

我相
信这是林奶奶生平最幸运的事。

显然她一辈子的防备都是多余了。

林奶奶死后女儿也到了，可是不肯为死人穿衣，因为害怕。

她说：“她又不是我妈，她不过是我的大妈。

我还
恨她呢。

我十四岁叫我做童养媳，嫁个傻子，生了一大堆傻子……”(我见过两个并不傻，不过听说有一个是“缺心
眼儿”的)。

女儿和儿子领取了林奶奶的遗产：存款所余无几，但是城里的房产听说落实了。

据那位女儿说，他们乡间的生活现在好得很了，家家都有新房子，还有新家具，大立柜之类谁家都有，林奶奶的破家具只配当劈柴烧了。

林奶奶火化以后，她娘家人坚持办丧事得摆酒，所以热热闹闹请了二十桌。

散席以后，她儿子回家睡觉，忽
发现锅里蟠着两条三尺多长、满身红绿斑纹的蛇。

街坊听到惊叫，赶来帮着打蛇。

可是那位儿子忙拦住说“别打，
别打”，广开大门，把蛇放走。

林奶奶的丧事如此结束。

锅里蟠两条蛇，也不知谁恶作剧;不过，倒真有点像林奶奶干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