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_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第十三章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民主主义教育家。

一、蔡元培的前期教育实践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

出身于一个钱庄经理家庭。

六岁入家塾读书，受的是传统教育，17岁中秀才，开始自由阅读阶段，并在家中设塾课徒，自为塾师，“此为元培从事教育工作之始”，历时二年。

1885年（二十岁）乡试不中，受聘徐树兰家校书，四年后中举人。

翌年入京会试，中式，26岁补行殿试，被录为“二甲”第34名进士，授翰林庶吉士。

28岁应散官考试，授职翰林院编修。

甲午战争失败后，改良变法运动兴起，蔡元培很受刺激，始涉西学，学习外文，倾向维新。

戊戌变法失败后，蔡认为改革政治必先培养人才。

遂于1898年弃官归里，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这是他从事新式教育的开始。

不及一年，又在约两年中历经数校。

曾任剡（shan）山书院院长、丽泽书院院长、创绍兴侨农小学，在杭州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

1901年赴上海澄哀学堂任教。

一月后，到上海南洋公学任教，聘为特班总教习，此间有他从马相伯学拉丁文的故事。

1902年4月，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

并创设了爱国学社、爱国女校两所培养资产阶级革命骨干的学校。

1904年，他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被推举为会长。

1905年8月，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同盟会，蔡为上海分会会长。

1906年，蔡元培回乡出任秋瑾等人设立的学务公所总理。

因筹办师范遭阻，辞职回上海。

是年秋，蔡听说清政府打算派翰林院编修、检讨若干人出国留学，即去北京候派。

1907年5月，蔡元培以41岁之龄，前往德国，一去便是四年。

二、蔡元培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正当蔡元培在德国潜心学习之际，武昌城头义旗高举，举国兴奋。

消息传到德国，元培“为之喜而不寐”，盼望早日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后来，陈英士发来电报促其回国，蔡乃于1911年10月中旬抵达上海。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蔡元培被任命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一开始元培最注意的是选拔人才、确定教育方针和制定学制等项大事。

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于新教育方针的主张。

蔡元培在文中指出：“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

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

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
他主张对清末学部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种教育和谐发展的方针。

他说，
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对应，而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第四、第五项“则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者也”。

至于“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故可以不论，应当删去。

1. “军国民主义为体育”。

“夫军国民教育者，以社会主义僢驰①，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

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且军人革命以后，难得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

则如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

”
蔡还说：“兵式体操，军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则兼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二者。

”其他如“历史之英雄、地理之险要及战绩，军国民主义也。

”
2. “实利主义为智育”。

蔡指出：“今之世界所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力。

且武力之半，亦由财力而孳乳（生息繁育）。

而“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

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多之急者也。

”
实施实利主义教育，应“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

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木工之中。

为此要学习科学和技术。

在普通教育中，他将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学、手工等列入智育范围。

3. 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认为，实施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兵可强”、“国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以劳动家血战之惨剧”，故要“教之以公民道德。

”
所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

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他还用古代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加以诠释，使东西文化结合，以增强适应性和生命力。

他说，自由者，就是孔子所说的“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即“古者盖谓之恕”；亲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即“古者盖谓之仁”。

4. 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

蔡元培受康德哲学的影响，所持的是一种二元论的世界观。

他认为世界可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个方面。

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
现象世界——相对——有时空——可以经验——有目的——政治
实体世界——绝对——无时空——全恃直观——无目的——宗教
那么教育究竟属于哪一个世界呢？
“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

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

”
总之，联合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之事就是教育，所以教育的任务非常重大，其地位被政治家、宗教家为高。

他甚至认为一个小学教员的责任“比大总统还大些。

”（《蔡元培选集》P178）世界观教育属于实体世界的教育，是“提撕实体观念之教育”，它的任务是要培养人们对宇宙万物持有一种超然的态度，实现或达到一种不受任何政治、时间、空间约束的绝对的自由意志。

①僢驰：背道而驰。

僢（chuan），同“舛”，差错，违背。

按他的说法，世界观教育就是“消极方面，使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着；积极方面，使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

”
简单点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

”①一言一蔽之，所谓世界观教育，蔡元培意在“用自由来取代文教专制，用古今中外的哲学内容来冲破儒术独尊的单调死板。

它是理性，然而却高于理性，它是信仰，然而却绝非宗教。

”（熊）
怎样才能有效地进行世界观教育呢？蔡认为只有通过美感教育，认为美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的主要途径，是引导人们从现象世界进到实体世界的桥梁。

他说：“世界观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

且其与现象世界之关系，又非可以枯槁单简之言说袭而取之也。

然则何道之由？曰美感之教育。

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

”
这种津梁的作用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认为美的感觉一旦产生，便可以使人进入“一无杂念”的境界。

“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

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

是则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也。

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

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
1912年7月在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多数代表因其“陈义过高”，不易理解，所以世界观教育就未被列入大会所通过的教育宗旨之中。

5. 五育的相互关系
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开会词》中说：“五育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
当然他也曾说，“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

”
事实上，“五育”缺一不可，都是培养“健全人格”所必需的。

他借用人体的机能构造作了比喻：“譬之人身，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

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

”
“本此五主义而分配于各教科，则视各教科性质之不同，而各主义所占之分数，亦随之而异。

……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

”
三、蔡元培的工读教育思想
蔡元培在南临教育部仅一个多月，即于2月18日由临时政府特派为欢迎袁世凯专使。

这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又注定要失败的任务。

蔡3月18日回到南京，重到教育部视事。

北京政府成立后，他坚辞以范源濂自代，未果。

后内阁党争，元培及同盟会阁员集体请辞，恰在此期间，临时教育会议于7月10日召开，由元培主持。

7月14日辞职获准，于7月25日离京去上海参与一些政治活动。

9月偕眷属再度赴德，入莱比锡大学听讲。

1913年4月因宋教仁案返国，二次革命失
①《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败后，元培又偕家眷出国到了法国。

在法三年，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蔡元培来说，在法期间值得大书特书的莫过于他提倡勤工俭学。

“勤工”和“俭学”相结合，确切说是在旅法华工的教育中出现的，是由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提倡、发起的。

早在辛亥革命前，留学法国的李石曾就和寄居法国的蔡元培等，在法国办了一个中文印刷所，还办了一个豆腐公司，工人是从中国农村招来的，为他们设立“华工学校”，“兼工与学，以发达脑与手之本能。

”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更是极力提倡支持，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并在北京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

1915年，在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的发动下，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为宗旨，创立了“勤工俭学会”，在华工教育中，创始了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产生了最初的工读主义教育思想。

1916年6月，他们又和巴黎大学历史教授法人欧乐等发起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元培任中方会长，李石曾任书记，吴玉章为会计。

在法在华均设有办事机构。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由此大兴。

许多留法的青年都得到了该组织的帮助，得益不少。

虽则因参加工读的青年人，对工读的理解，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尽相同，进而形成许多不同的流派，但他们均重视劳动的价值，进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初步尝试，其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和积极的社会意义，功绩是巨大的。

特别是蔡元培功不可没。

蔡元培虽在教育方针中未列入劳动教育，但他提倡勤工俭学的教育实践证明，劳动教育是其培养健全人格，促使人和谐全面发展的因素之一。

四、蔡元培论大学教育和对北京大学的改革
1915年底，袁世凯羞愤死后，黎元洪继位。

段祺端担任国务总理，元培的旧友范源濂、袁希涛分别任教育总长和次长。

于是有请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议。

1916年9月，蔡元培接到了驻德公使馆转去的范源濂的电报，电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

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

海内人士咸深敬仰。

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

启行在即，先祈电告。

”（《蔡元培年谱》）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就任北大校长。

（一）阐述大学的性质和任务，端正学生的求学目的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建立于戊戌维新运动中的京师大学堂，在办学上是抄袭西方大学形式，又沿袭古代太学的官员养成所性质的大学堂，初设有仕学馆（学而优则仕）、师范馆，学生规定为有科举头衔的七品以上的京官。

这样那时名义上废除了科举，实以京师大学堂代之。

于是就有名举人陈汉章，被请任教习，时年四五十岁，但到校后，却宁愿当学生。

直到辛亥革命后，1912年5月改名为北京大学，其官僚习气仍十足，一些学生带着听差上学，到上课时，听差屈膝打扦，口称“请大人上课”。

1917年1月4日，元培到校视事。

在9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元培发表演说，对大学性质作了概括。

他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校，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
对此1918年他再次申明：“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
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
蔡元培上述对大学性质的论述是直接针对当时北京大学的。

当然，也基于他对科学、学术的深刻认识。

他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

1919年他在为北京大学《月刊》所写的发刊词中又一次申明：“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之资格而已，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研究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示国粹之真相。

”①蔡元培的上述观点，以殷殷之情，使学生明白了上大学的目的，这对改变北大的校风，树立良好的求学观念起了积极作用。

（二）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广延优良师资
蔡元培认为，只有那些有积学且热心的教员，才能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

为此他对北大师资队伍进行了整顿，延揽了各方面新派学者，退聘了一批不称职的中外教员。

他聘请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邀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其他如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理科方面聘请了李四光、丁燮林、王星拱、翁文灏等。

与此同时还聘用旧学深厚的黄侃、刘师培、陈焕章等，加上原有的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夏元瑮、马寅初等，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师资队伍。

相反对那些不学无术者一概解聘，尤其是辞退外籍教员曾阻力重重。

元培聘请教授，不受年龄和学历的限制。

当时教授中有很多年轻人。

如徐宝璜25岁，朱家骅26岁，刘文典、胡适都是28岁，最年轻的梁漱溟只有24岁。

而梁漱溟不但没有大学学历，且投考北大未被录取，元培看了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就请他来北大教印度哲学。

元培还尤其注意延请世界知名学者到北大讲学。

1919年5月，哲学家杜威曾应邀到北大及各地讲学二年，以后有罗素、班乐卫（法数学家）、泰戈尔等，也曾有邀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之议，只是未能实现。

“为了提高北京大学的学术水平，培养学生从事学术研究，进而创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学风。

”改变昔日北京大学学生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腐败学风，蔡元培号召、提倡和促成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课余业余团体。

举其要有：进德会、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演讲团、地质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教育研究会、体育会、静坐会、音乐研究会、学生储蓄银行等。

此外，北大刊物也极盛。

有《北京大学日刊》（1917.11.16）、《北京大学月刊》（1919.1）、《国学季刊》、《自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文学季刊》（1922年）；教授办的刊物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及《国故月刊》；师生办的有《少年中国月刊》；纯学生办的有《新潮》、《国民》等。

经蔡元培的积极提倡和努力，一个腐败沉寂的旧北大，焕然一新，变为生意盎然的新北大，使它真正成为全国最高学府。

这一切取决于蔡氏气度恢宏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想。

他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足以形容之。

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
①《蔡元培选集》第66页。

而实相成。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①
为此他“（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②对此，蔡元培在致林琴南的信中更加明确作了阐明。

（三）讲求学术并进，文理沟通，实施选科制和推行课程改革
蔡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

他认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

”故“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无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
“学必借术的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

”要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或一国之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

从这一理念出发，蔡非常重视大学的研究活动，在北大设立研究所，并强调文理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

在创办一流大学成为时代共识，重视基础研究，昌明学术的蔡元培大学理念值得我们借鉴。

（四）对北大领导体制和学校管理的变革。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其自由与并包方针的贯彻，从根本上改变旧式的学院作风，蔡元培在领导体制上推行了以所谓“教授治校”为内容的民主管理体制。

蔡元培说：“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

”
他认为这不妥，于是第一步组织评议会，每5名教授选举评议员1人，任期一年，校长是当然评议长。

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立法和权力机关。

主在制定与审定学校各种学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与学生成绩，提出学校预决算。

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公举教授会主任，任期二年，重在规划本系教学工作。

继而由各教授会主任组成全校统一的教务处，负责全校教学工作。

教务长由各教授会主任推举，任期一年，马寅初是第一任教务长。

此外，还按各事务的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

当时还有一个行政会议的组织，由各委员会委员长、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议长。

教授治校的思想，旨在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内行来领导内行，以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学校蓬勃发展。

蔡元培认为，“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是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么？”他一半时间不在职，北大一仍其旧，未受大的影响，这是它创立此制度之功。

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单位制（学分制），这是蔡元培改革北大教学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尊
①《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

②《蔡元培选集》第289页。

重个性、发展个性是蔡元培提倡实行选科制的思想基础。

他在《歧点》（1918）中说：“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他反对强求一律，主张因材施教。

当时北大实行年级制，各科都是必修，蔡元培认为这与“小学校无异”，其流弊是，“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

”于是他主张仿美国大学，实行选科制，此在1917年10月，教育部召开的北京各高校代表会议上获得通过，并决定在北大试行。

1919年，北大开始实行选科制。

规定本科生读完80单位即可毕业。

其中一半必修，一半选修，选修课可选外系课程。

同时他指出，实行选科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要有教员加以指导和审定。

①
选科制的实行，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个性得到了充分发展，这是符合人才发展规律的。

正如蔡元培所说：“盖世界为有机的组织，有特长者不可强屈之以普通。

世界有进化的原则，有天才者尤当利用之以为先导。

此后新教育，必将渐改年级制而为选科制。

”②特别要谈到的是1920年，北大招收了女大学生，这是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学生之始，开了大学男女同学之先河。

蔡元培对于北大的改造和办理，是其一生从事教育最为光彩照人的一段。

从名义上讲，从1917年1月至1927年7月，他居北京大学校长之位十年有半，但实际在校不过五年半。

在这期内，明显的辞校长职之事还不下七次。

分别是（1917.7.3）（1918.5.21）（1919.5.8）（1919.12.31）（1922.10.19）（1923.1.17）（1926.7）
其中，1920年10月，他又以北大男女同学这一点引为口实，被政府派往欧美考察各国大学。

先到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意大利——荷兰——英国——丹麦——法国——美国——日本，于1921年9月15日抵上海，18日回北京。

后因政客彭允彝被任教育总长，曹锟贿选等辞校长职，于1923年7月再次出国，在比利时、法、英、德国研究和交流学术。

因辞职未获准，所以这次出国只不过是北大准假出国，共二年四个月，1926年2月回国。

此后一直未“到校一次”。

其所居校长名义，他自己说是至1927年7月试行大学区制后，北大并入北平大学区后才取消。

事实上，大学区制当时仅在江、渐两省试行，而此时奉系教育部却曾于1927年7月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由教育总长刘哲兼任校长，蔡元培校长之名事实上已被取消。

蔡元培出国期间，校长由蒋梦麟、余文灿、陈大齐等先后代理。

元培在北大的十年是中国教育史上，也是蔡氏本人一生中最光辉的十年。

事实上，蔡元培的教育理论，着重在高等教育方面，蔡元培的教育实践，也以大学的经验为丰实。

他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

”③
五、关于“教育独立”与试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
①《蔡元培选集》第176页。

②《蔡元培选集》第59页。

③《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自回国以后，蔡元培往返于江浙各地，宣传、支持参与北伐。

还参与了1927年的“清党运动”，对此不应回护其事，也不能由为之辩。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此后，蔡元培在其内任职有：国民政府委员及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央监察委员，还代理过司法部长，被推为监察院长（未就）。

“在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职务期内，元培全力以赴的工作是改变教育行政制度的一项大计划，即设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教育行政的最高机构和在全国逐步实行教育区制。

这是他的一个重大理想，也是一项新的教育制度。

然此议一出，此事一行，逐成为众矢之的，扰攘不休，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
元培之所以提出设立大学院和实行教育行政区制，有其思想渊源和社会背景。

近代中国，封建军阀轮流把持政权，教育部长五年换了十几个，加之连年混战不止，教育经费无从保证，实难谋教育之发展而有所成效。

1919年、1920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三次议决要教育经费独立，裁兵兴学。

1922年2月，李石岑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教育独立议》的论文，进而提出改造教育行政机关，曾引起广泛共鸣。

同月，“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该会发表的宣言不仅要求教育经费独立，还要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的独立。

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上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进而从理论上论证了教育必须超脱政治和宗教的控制而独立。

提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

”另外，他认为“教育是要个性和群性平均发展的。

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

”“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

”“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

”对于宗教，他说：“教育是进步的，凡是学术，总是后胜于前；……教会是保守的，无论什么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成说，更绝对不许批评。

”“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

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

”
他在论文中还提出了实施教育独立的具体办法：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一大学。

中等以上专门学校和学术部门都设在大学里，区内中小学和社会教育，统由大学管辖。

大学由教授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推举校长。

各大区的大学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互相关系的事务。

教育部只办理高教会议所议决事务中有关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

教育总长须经高教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影响。

各学校不得有宣传教义课程，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等。

各区教育经费，由本区税收充用，较贫困之区，由中央政府补助。

“他提出的这个办法，兼采了法英美德各国制度，为其在1927年提出大学院和大学区计划之先声。

”①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增补蔡元培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蔡认为时机成熟了。

1927年6月6日，国民党举行中央政治会议，元培代表教育行政委员会呈文，请求仿法变更教育行政制度，设立大学区作为教育行政单元，区内之教育行政事项，由大学校长处理之。

6月
①唐振常：《蔡元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