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华夏：论五方民族概念的由来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华夏：论五⽅民族概念的由来⼀、研究缘起
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华夏，是汉代⽂献中著名的五⽅民族概念。

这⼀概念通过把“夷狄”树
⽴为“华夏”⽂化的参照⾯，在反映汉代儒家思想以“⾐冠礼仪”为⽂化准则的同时，在客观上也起
到了对“夷狄”民族这⼀⽂化他者的道德贬抑作⽤。

⼏千年来，这⼀本⾃⽂化⽽⾮民族概念的叙事
⽅式在中国历史上变成了民族志研究的标准模板，其影响⼒之深远⾄今不衰。

汉儒的五⽅民族观念
从⽂化⼈类学的⾓度来说，五⽅民族概念的内容是否准确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对提出
这⼀概念的深层⽂化动因进⾏阐释。

然⽽，通过对古代⽂献的研究，我们发现，五⽅民族概念
除了具有⽂化功能上的⾃我认可和对他者⽂化的道德惩罚功能外，其作为民族志研究的价值则
⼗分有限。

⽂化⼈类学如今越来越为历史研究者所倚重。

由于近现代以前的不少历史学者还没有办法深⼊
了解⽂化⼈类学的历史价值，因⽽在其历史研究中遭遇民族问题时，往往对五⽅民族这⼀理论
形成的⽂化原因没能引起⾜够的注意，⽽⼤多采取了因袭⽽⽤的拿来主义，甚⾄在论及夏、商
⼆代以及夏代以前的上古社会时，也机械地采取东夷、南蛮的观点来进⾏分析。

⽐如，范⽂澜
《中国通史》、王献唐《炎黄⽂化考》、徐旭⽣《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等著作中，都采⽤
了“东夷”作为上古时代的民族概念来使⽤。

近百年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对古史研究的深⼊推进，“五⽅民族”概念不可避免
地为当代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困扰。

⽐如，⾃三星堆⽂明见世以来，其鲜明的鸟崇拜就被⼀些学
者再次将“东夷”与三星堆⽂明联系了起来，进⽽抛出古代蜀⼈是源⾃⼭东的观点。

这种观点不可
避免会对三星堆⽂明研究造成影响。

因此，对“五⽅民族”这⼀概念的形成进⾏⼀次认真的梳理与
检讨是⼗分必要的。

三星堆具有鲜明的鸟崇拜特征
⼆、五⽅民族概念的形成
“五⽅民族”概念的⽂本出处，最具影响⼒的⽆疑为《史记》和《礼记》。

《史记》为⼆⼗四史之
⾸，《礼记》为儒家⼠⼦的必读书。

两千多年以来，这两本汉代⽂献以其在中国史上⽆可⽐拟
的尊崇地位，奠定了“五⽅民族”理论的巨⼤影响⼒。

⾸先，我们来看《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
欢兜进⾔共⼯，尧⽈不可，⽽试之⼯师，共⼯果淫辟。

四岳举鲧治鸿⽔，尧以为不
可，岳强请试之，试之⽽⽆功，故百姓不便。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
⽽⾔于帝，请流共⼯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
危，以变西戎；殛鲧于⽻⼭，以变东夷：四罪⽽天下咸服。

伯鲧治⽔
司马迁提到的“四罪”，亦见于先秦⽂献《尚书·尧典》：
流共⼯于幽州，放欢兜于崇⼭，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四罪⽽天下服。

《尚书》在提到“四罪”时，并没有涉及民族问题。

按司马迁说，《史记·五帝本纪》的⽂本依据来
⾃《五帝德》和《帝系姓》⼆篇⽂献。

这⼆篇⽂献均为《⼤戴礼记》和《孔⼦家语》所收录。

《⼤戴礼记》所收《五帝德》说：
流共⼯于幽州，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殛鲧于⽻⼭，以变东夷。

古代戎族多与今天的藏缅语族⼈群有关，图为嘉绒藏族
其后，汉儒戴圣糅饰先秦⽂献内容，将“四⽅民族”概念进⼀步发挥为了“五⽅民族”概念，《礼记·王制》说：
中国戎夷，五⽅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东⽅⽈夷，被发⽂⾝，有不⽕⾷者
矣。

南⽅⽈蛮，雕题交趾，有不⽕⾷者矣。

西⽅⽈戎，被发⾐⽪，有不粒⾷者矣。

北⽅⽈狄，⾐⽻⽑⽳居，有不粒⾷者矣。

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
味、宜服、利⽤、备器。

五⽅之民，⾔语不通，嗜欲不同。

古代苗蛮多与今苗瑶语⼈群有关（图为苗族）
从《尚书》到《五帝德》，再到《王制》，内容逐次扩展，顾颉刚提到的“古史层累”现象在这⾥再次出现。

然⽽，增删损益本是著书的惯⽤路数，要厘清是⾮、辨析正误，关键在于找出其中的演变路径。

上⾯提到，《五帝德》亦载于《孔⼦家语》。

翻检《孔⼦家语》，可以发现其所述的“四罪”内容与《⼤戴礼记·五帝德》有所不同。

《孔⼦家语》本《五帝德》仅⼀句话：
流四凶⽽天下服。

这样看来，《孔⼦家语》的“四凶”就是《尚书》的“四罪”。

然⽽，令⼈诧异的是，司马迁《史记》在收录了“四罪”的同时，也收录了“四凶”。

这是怎么回事呢？先看《史记·五帝本纪》原⽂：
昔帝鸿⽒有不才⼦，掩义隐贼，好⾏凶慝，天下谓之浑沌。

少皞⽒有不才⼦，毁信
恶忠，崇饰恶⾔，天下谓之穷奇。

颛顼⽒有不才⼦，不可教训，不知话⾔，天下谓
之梼杌。

此三族世忧之。

⾄于尧，尧未能去。

缙云⽒有不才⼦，贪于饮⾷，冒于货
贿，天下谓之饕餮。

天下恶之，⽐之三凶。

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
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凶⼈也。

古代北⽅的匈奴民族（图源：搜狐）
查阅先秦⽂献可以知道，《史记》的这段内容源⾃《左传》⽂公⼗⼋年，原⽂如下：
昔帝鸿⽒有不才⼦，掩义隐贼，好⾏凶德；丑类恶物。

顽嚚不友，是与⽐周，天下
之民谓之浑敦。

少皞⽒有不才⼦，毁信废忠，崇饰恶⾔；靖谮庸回，服谗搜慝，以
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

颛顼⽒有不才⼦，不可教训，不知话⾔；告之则顽，
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

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
恶名，以⾄于尧，尧不能去。

缙云⽒有不才⼦，贪于饮⾷，冒于货贿，侵欲崇侈，
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三凶，谓之
饕餮。

舜⾂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
螭魅。

《左传》只有四凶，没有四罪；《尚书》只有四罪，没有四凶。

⽐较两个版本的《五帝德》可以知道，《史记》和《尚书》的“四罪”即《孔⼦家语》的“四凶”。

那么，《孔⼦家语》的“四凶”或者说《史记》中的“四罪”是否就是《左传》的“四凶”呢？孙诒让《尚书今古⽂注疏》引郑⽞语、张守贞《史记正义》和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均指出：浑敦即欢兜，穷奇即共⼯，梼杌即鲧，饕餮即三苗，可证四凶、四罪本为⼀指。

四罪所流放之地，⼜有马融注：
幽州，北裔；崇⼭，南裔；三危，西裔；⽻⼭，东裔。

（见《尚书今古⽂注疏》）
可见，《左传》“四凶投四裔”即《尚书》“四罪放四地”，并⽆疑问。

从⾏⽂来看，《五帝德》“四罪”（四凶）均本⾃《尚书》是没有疑问的。

此外，《五帝德》还有⼀个可疑的⽂本来源，即《管⼦》。

《管⼦》有《⼤匡》、《中匡》、《⼩匡》三篇，叙述管仲助齐桓公“⼀匡天下”⽽成霸业的事情。

其中《⼩匡》有如下⼀段⽂字，⽈：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诸侯国，莫不宾服。

这⾥四⽅民族与⽅位的配合与《五帝德》全同。

然⽽，以《⼩匡》⼀⽂通篇观之，夷、戎、蛮、狄四称并⾮特定⽅位下的民族专名，乃是⼀种为⾏⽂⽣动⽽便宜相称的笔法。

如《⼩匡》
叙齐桓公之功业有：
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蔡陵，割越地。

南：据宋、郑，征伐楚，使贡丝于周室，荆夷不违其命。

北：伐⼭戎，制泠⽀，斩孤⽵，九夷始听。

西：征攘⽩狄，拘泰夏，西服流沙西虞，秦戎始从。

可见，在《管⼦》⽂中，夷、戎、蛮、狄都并⾮民族的专名，更⽆法与⽅位准确对应。

此外，《国语·齐语》亦载齐桓公霸业之事，但却⽆“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诸侯国”⼀语。

因此，我们不能排除《管⼦·⼩匡》本是汉儒在齐国旧档的基础上杂糅五⽅民族说⽽形成的⽂本。

三、总结
从上⾯的材料可以看出，⽂本中“五⽅民族”的概念是历史形成的，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实际上，除了夷、蛮、戎、狄四字外，古代⽂献还有氐、羌、羯、越、貉、胡等⼤量的表族属义的⽤字，这都说明五⽅民族并不能反映先秦时代部族分布的实际情况。

童书业《春秋史》在提到夏商周三代的形成时指出：
周⽂王在《孟⼦》中记为西夷
夏商周三代原是三个不同的⽒族。

殷商起⾃东⽅，⾎统与东⽅夷族很是接近，从种
种⽅⾯看来，或竟与淮夷为⼀族。

夏⼈起⾃西北，其种族来源不可确知，但与周⼈
的关系必很密切。

周⼈起⾃西⽅，⾎统与西⽅戎族很是接近，从种种⽅⾯看来，或
竟与氐、羌为⼀族。

⾄于姜姓各国，更是西羌的近⽀，近⼈已论定了。

春秋时时⼈
所谓“华夏”，实是⽂明伟⼤的意思；所谓“中国”，便是天下之中的意思；其意义只是
⽂化的与地域的，种族的意义很少。

如果讲起种族来，则当时所谓“夷蛮戎狄”不
是“诸夏”的⾎族，也都是他们的近亲。

如童⽒所⾔，“华夏”这个概念在春秋时代并⾮种族意义上的，并且“夷狄”与“华夏“具有种族上的亲缘性，⽆疑这个判断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