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不过是长大了一点的小孩

大人，不过是长大了一点的小孩
作者：吕铭欣明文
来源：《记者观察》2022年第03期
小孩子是突然变成大人的，还是随着时间慢慢成长为大人的呢？今年过年回家，明显感觉自己的心境发生了一些变化。

儿时，总是倒数着过年的日子，去超市买各种各样的鞭炮烟花，和哥哥妹妹们一起在院子里放烟花，大年初一早早便起床，兴高采烈地穿上新衣服，跟着爸爸妈妈去亲戚朋友家里“收红包”……那时候，过年是我们一群孩子的狂欢。

大学时过年回家，我开始惦记着用自己兼职和勤工俭学的钱给爸妈买一些小礼物，爸妈通常会责备我乱花钱，然后又欣然收下，藏在柜子里珍而重之。

或者也会带一些自己发现的好吃的零食，又或者什么也不带，只带上自己的衣物行李，然后依舊兴冲冲地回家，掰着手指头数着过年的日子，大人再给红包时，开始变得羞涩和不好意思，但内心仍然期待和雀跃。

今年过年回家之前，竟然想起问爸妈是否需要买他们常吃的保健品和药品，比如钙片和健胃消食片等。

惊觉自己好像突然长大，开始关心父母的身体是否健康。

妈妈告诉我还需要买一
点护肝片，我问谁吃？答曰你爸。

一直以来好像不甚关心爸妈的身体，通过这次买药事件，才逐渐清楚他们的身体状况。

然后发现爸妈真的不太关心自己的身体，比如钙片经常忘了吃，于是我便承担起监督爸妈的责任，就像小时候我生病时他们对我那样，“今天钙片吃了吗？”“没吃。

”“来吃。

”那种感觉就好像，他们曾经是我的大树，为我遮风挡雨，而现在我也逐渐成为了他们的大树。

除了关心爸妈，也开始把父母日常唠叨的话放在心上。

少年不知秋裤好，长大了才发现，秋裤真的是“过冬神器”，穿上它全身都会暖和起来。

以前每次回家，都会被数落穿的薄，而现在，天冷时，自己就会把自己裹好，再也不用爸妈提醒。

我也不再是家里最小的一辈，慢慢有了小辈，叫我姑姑、姨姨。

以前还梃排斥，无法接受这个年纪很“大”的称呼，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呢！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逛街时看到一些小孩儿的东西，总会想着买给她们。

小孩儿的世界十分简单，你对她好，她就会对你好。

小侄女今年五岁，每次视频的时候都贴着屏幕喊着“姑姑，姑姑，你什么时候放假呀？”小奶音让我觉得心都化了。

今年回家看见她，见到我刚开心没几秒钟，才五岁的孩子居然一脸失落地问我姑姑你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啊，语气可怜巴巴，使我心有不忍。

有了小辈，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不再把自己代入孩子的角色，她们成了孩子，我自己就成了大人。

当意识到这些，我感觉突然长大，从孩子变成了大人。

细想来，其实也并不突然，只是时光流转，在这个瞬间，我意识到自己长大了。

但我妈说，我还是个孩子，只是长大了一点的小孩。

“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大体从1959年起，毛泽东便生出一个心结，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总结。

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他讲的一条理由，就是腾出更多时间去研究理论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论创新的事情，但他总感到不够理想，并且越来越有一种不那么自信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也埋怨自己，“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

”有外宾问他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毛泽东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

”他还说，“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

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

”
在理论创新方面，毛泽东很推崇列宁，认为列宁总是根据实践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

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

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

”反顾自己，毛泽东觉得新中国成立后还没有写出满意的理论新作：
“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
写出新的著作，实现理论创新，并不容易，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才有一二十年的实践经验。

但能不能通过对马列经典重新写序的方式，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融进去呢？毛泽东想到了这个主意。

理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为《共产党宣言》写了七个序言。

在这些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对《宣言》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毛泽东很重视这个做法。

1958年1月4日在杭州的一个会议上，他提出：
“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

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

《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

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
1965年5月，毛泽东准备尝试去做这件“很大的事”。

他把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
“秀才”召集到长沙，研究为马列经典著作“写序，作注”之事。

他建议先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书写序言，六人一人一篇。

毛泽东还表示，《共产党宣言》的序由他亲自来写。

可惜，后来因为注意力的转移，这件事情没有继续下去。

毛泽东是有终极情怀的人。

他把自己的著述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审视，得出的评判另有一番滋味。

1965年会见斯诺时，斯诺说他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

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

”“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
怎样看这段“文章千古”的评论？它反映的是虚无情绪吗？不是。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信念坚定，他对未来的思考总是弥漫着深刻的哲学气氛。

一千年或几千年以后，社会主义发展到新的天地，若真的像他在诗里说的，实现“环球同此凉热”，阶级、国家都消亡了，那
么有关阶级、国家的著述，岂不失去了用武之地？文章能否“千古”，并不重要，只要寸心之间蕴含的理想主义能够“千古”，就是件让人欣慰的事情了。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3月30日24版文章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