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视野下川渝黔民歌“薅秧歌”音乐文化之异同

民族学视野下川渝黔民歌“薅秧歌”音乐文化之异同
作者：郑英
来源：《艺术评鉴》2024年第01期
【摘要】“薅秧歌”是我国重要的民歌种类，其历史可追溯到秦汉以前。

在长期传承传播过程中，受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语言文化和地域特色艺术等因素影响，“薅秧歌”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音乐特征。

本文通过对川渝黔不同地区的“薅秧歌”进行深入分析，从“薅秧歌”的起源和功能作用、内容唱词和音乐特征、表演形式等方面，总结并分析了川渝黔地区民歌“薅秧歌”音乐文化的共通点和差异性。

【关键词】川渝黔民歌薅秧歌民族学山歌
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4）01-0045－06
“薅秧歌”是我国一种重要的民歌种类，通常是指劳动农民在薅秧除草时自编自唱的民歌。

它在内容和形式上区别于北方以舞蹈为主的扭秧歌，也有别于近现代的秧歌剧；从功能起源上看，与北方扭秧歌表演承继于古代傩祭活动的娱神功能相比，川渝黔地区的“薅秧歌”更多是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的自娱自乐。

在狭义上，“薅秧歌”仅指秧歌中的“薅秧除草歌”这一类，并不包括栽秧歌。

但是在民族学视野下研究川渝黔民歌“薅秧歌”，并不对“薅秧歌”的类型进行细分。

本文的“薅秧歌”泛指川渝黔地区民间的生产劳动歌，特别指在水稻田间进行劳动时所唱的民间歌谣。

“薅秧歌”的起源较早，可追溯到秦汉以前。

在四川出土的汉画像砖中就有“薅脚秧”图，汉墓中也出土了站在水田中击鼓助唱的“薅秧歌”陶俑。

到了唐宋时期，水稻种植地区盛行击鼓薅秧习俗。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民族交流过程中，“薅秧歌”流传到各个地区，并受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民族文化、语言文化和当地民歌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形式和音乐特征。

一、川渝黔民歌“薅秧歌”音乐文化纵览
（一）四川地区民歌“薅秧歌”
川西的柳街薅秧歌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清初，是流传于川西坝子的原生态民俗文化。

2014年，柳街薅秧歌被列为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都江堰柳街薅秧歌的歌词内容朴实宽泛，很多是人们在薅秧过程中现编现唱的。

在薅秧时，一人唱众人合，此起彼伏，气势恢宏，就像是川西坝子上的盛大民俗交响乐。

柳街薅秧歌创作方式多为即事编唱，演唱形式多样，以
说唱为主，具有川西民歌特色。

由罗廷全采集编撰的《柳街薅秧歌300首》和《川西柳街薅秧歌史话》中，详细记录了柳街薅秧歌曲目和柳街薅秧歌的源流历史发展等。

江油云集山歌《薅秧歌》也是四川地区薅秧歌的典型代表作品。

江油，其名源自东汉时期设置的“江由戍”，意为“江水所由矣”。

因读音相通，后“江由”被写为“江油”，今江油属四川省绵阳市，因相传是诗仙李白故乡而享有“蜀道咽喉，华夏诗城”的美称。

在地理位置上，江油北抵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挨北川羌族自治县，江油市内民族多元、文化背景丰富。

在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影响下，江油山歌类型多样，形成了以“劳动号子”“情歌”“山歌”等类型为代表的云集山歌。

云集山歌与其他山歌种类起源相似，都是务农百姓在劳作时鼓舞干劲、提神解闷时创作的山歌，具有浓厚的田间气息。

江油云集山歌寄托了劳动人民的情感，主要以即兴独唱和男女对唱为主，歌词直抒胸臆、信手拈来、风趣幽默，曲调高亢、旋律跨度大、节奏自由，具有极强的山区特色和艺术生命力。

江油云集山歌以《薅秧歌》最为经典。

2011年，云集《薅秧歌》获中国民间文艺第十届“山花奖”展演银奖，2013年被列为绵阳市非遗项目。

云集《薅秧歌》由《出场曲》《太阳出来照长坡》《薅秧歌》和《号子》四部曲组成一个套曲，首尾呼应，内容连贯。

这四部歌曲分别叙述了薅秧途中和薅秧前后的故事，但是在唱腔上却不尽相同，各自具有音乐上的独特性。

《出场曲》是短小的引子，共10个小节，五个乐句，属于中华民族五声调式里的徵调式，节奏型排列紧凑，风格轻快，表现了劳动人民出门薅秧途中的见闻，表达了他们轻松愉悦的心情。

《太阳出来照山坡》共五个乐句，前四个乐句均为4小节一句，第五个乐句为3小节一句，乐句气息相对《出场曲》较为悠长，句子结构也更长。

歌曲中衬词衬句丰富，尾音悠长，自由延长音也较多。

这首高腔山歌的音域跨度和音高起伏大，高亢嘹亮，节奏自由富于变化。

整首歌曲热情奔放，音乐形象宽阔有气势，无论是歌词内容还是音乐形态，都反映了淳朴的民风和劳动人民热爱劳作、热爱生活的态度。

第三部分的《薅秧歌》是套曲中篇幅最长的部分，形式采用男女对唱，音乐氛围轻松，属于平腔山歌。

在这一部分中，女声先领唱、男声帮腔，唱完一遍后，再由男声领唱、女声帮腔，形成一问一答的形式，基本上是同一个音乐材料的重复再现。

这一部分运用了中华民族五声调式中的羽调式，滑音和倚音运用得较多，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

歌词中也充满了“爪子嘛”“那道原事耶”等口语化的词语，主要描写了薅秧过程中男女斗嘴场面，展现了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的休闲热闹景象。

第四部分《号子》属于农事号子的一种，具有指挥和协调劳动的作用。

这种号子因劳动强度不大，节奏较慢，主要采用一领众和的形式，通过前八后十六和附点前八后十六等节奏音型来增强音乐的律动感，使音乐充满活力。

这一部分展现了薅秧过程中劳动人民鼓舞干劲、越干越起劲的劳动场景。

与都江堰柳街薅秧歌相比较，云集《薅秧歌》方言韵味独特。

云集《薅秧歌》采用的是江油方言，除了声韵特色外，歌曲中運用了诸如“拐拐阳”“活路多”“垮跟”“背壳”等具有方言特色的语汇，成功营造出了《薅秧歌》套曲的地方特色。

云集《薅秧歌》的唱腔多为平腔与高腔相结合，唱腔悠扬高亢。

第二部分《太阳出来照山坡》高腔部分需要较高的演唱技术，需要演唱者沉下气息，声音清脆，要把声音“甩出去”，这一部分多采用假声演唱。

第三部分音乐旋律
与方言声韵相配合，真假声结合，其余两个部分都为真声演唱。

至于其《开场曲》，演唱难度不大；而《号子》则需要饱满有力。

通过不同的唱腔，这部分展现了不同的音乐形象和画面。

在演唱形式方面，云集《薅秧歌》运用到了齐唱、一领众和、男女对唱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构造出不同的音乐情绪。

川东的开江县每逢插秧时节也要唱“薅秧歌”。

开江薅秧歌曲调优美，极富川东地方特色，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开江薅秧歌主要包括高腔和平腔两类，高腔薅秧歌高亢辽远，多用假嗓；平腔薅秧歌婉转悠扬，节奏紧凑。

高腔和平腔薅秧歌在歌曲长度、调式使用、旋律起伏等方面也存在差异。

在演唱形式方面，开江薅秧歌既有一领众和的形式，也有独唱、齐唱、对唱等形式。

开江薅秧歌多配有锣鼓乐队，苏东坡描述了川东地区击鼓薅秧的场景：“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

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业，唯二人之听。

鼓之而不致，至而不力，皆有罚。

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

”开江薅秧歌歌唱风格高亢激越，场面壮观热闹。

开江薅秧歌曲目众多，如《闹年花儿红》《十月怀胎》《十二杯酒》《柳连柳》等。

川南地区的纳西民歌中也有较为典型的劳作歌《薅秧歌》，其歌词简单，大量使用当地方言，衬词的使用也让歌词极具口语化。

在旋律方面，《薅秧歌》被分为“老鹰腔”“石包
腔”“花河腔”“大河腔”四种唱腔，每种唱腔都采用了五声调式。

纳西民歌的《薅秧歌》采用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音域跨度不大，节奏平稳，易于学唱。

而且，纳西民歌《薅秧歌》中方言的语调、下滑尾音的运用与音乐旋律节奏相和，增加了作品的诙谐幽默和音乐的表现力，极具纳西地方特色。

另外，川北地区以《大田薅秧薅上梁》为代表的平昌薅秧歌也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其节奏轻快，采用五声调式和交替调式，特别是羽调式、徵调式的交替使用较多，同样采用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生动呈现了大巴山区平昌劳动人民的劳动生产场景和文化精神面貌。

（二）重庆地区木洞山歌“禾籁”
重庆垫江高峰地区的薅秧歌曲调优美，节奏高亢，在劳动过程中不断被传唱创新。

这些歌曲基本上是由劳动人民即兴编唱，歌词朴实通俗，充满民歌的浓郁情调。

唱法分为高腔、平腔和低腔三种，演唱形式多样，调式灵活，旋律悠扬。

“薅秧歌”已被列为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木洞山歌禾籁也是重庆地区“薅秧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木洞镇位于重庆东郊外的长江南岸，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巴国时期的古镇，是重要的水陆码头。

木洞山歌也历经千年的历史演变，逐渐在地域特色、生产方式、民俗文化和方言土语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独具地方韵味和民族特色的音乐形态。

木洞山歌通常包括禾籁、盘歌、啰儿调三类，其中啰儿调近似唐宋流传的竹枝词，而“禾籁”则是田间薅秧歌的别名。

旧时在芒种夏至节气，种植大户会雇请短工组成薅秧班，到田间除草保证秧苗茁壮成长。

薅秧班的领头者称为“禾籁头”，既能唱“禾籁”，也能指挥安排田间劳作。

禾籁班唱薅秧歌也称作“打禾籁”，木洞山歌中的“打禾籁”除
了人声，还会请来锣鼓、唢呐、竹笛等乐器组成的乐队造势助威。

“打禾籁”时，木洞地区的田间地头热闹非凡，成为流传数百年的独特文化景观。

具体说来，木洞山歌中的“禾籁”还被具体分为高腔禾籁、矮腔禾籁、平腔禾籁、花禾籁、禾籁尾子等类型，不同类型都具有不同的音乐特征和演唱特点。

矮腔禾籁是重庆木洞薅秧歌的核心，曲调丰富多样，旋律风格变化迥异，歌曲风格也随着唱词内容和表达情感不同呈现出不同。

具体来说，矮腔禾籁多采用民族五声调式中的徽、羽、商调式，曲式结构简洁，节奏节拍规整，演唱音域跨度小，易于传唱，受众面广。

矮腔禾籁最有特色的就是衬词衬腔的运用，除了山歌中常用的“哟嗬”“咿儿哟呀儿哟”“哎哟喂”等表达劳动时的感叹和呼喊的衬词外，矮腔禾籁还运用了拟声词（模拟打击乐），以及称谓、植物、动作相关的语汇作为衬词，衬词数量极为庞大丰富。

另外，甚至还有毫无内容的衬词组成正式的乐句，如《山歌好唱口难开》，从歌曲的第5小节一直到结尾都是没有具体内容的衬词。

衬词诙谐幽默，让整首薅秧歌独具特色，富有个性。

同时，没有任何歌词内容的衬词演唱，也让演唱者有充足的时间准备下一句歌词的演唱。

高腔禾籁高亢嘹亮，旋律上下起伏大，音域广，节奏舒缓自由，为演唱者提供了较大的发挥空间。

但其歌唱难度较大，是演唱者一展歌喉、展示高超演唱技巧的重要歌种。

平腔禾籁通常是单人清唱，可即兴创作，风格既可接近高腔禾籁的高亢自由，也可接近矮腔禾籁的轻快活泼。

花禾籁是将所有禾籁曲种进行巧妙结合，充分发挥每一种“禾籁”的优点，丰富音乐的表现力。

禾籁尾子通常不作为独立的歌曲，而是作为花禾籁的补充和延伸，增加花禾籁的表现力和艺术色彩。

其唱词中有“煞角（sha guo）”，意为“结束”，唱词直白，收尾干净，是木洞山歌中薅秧歌区别于其他区域薅秧歌的特色所在。

（三）贵州地区金沙民歌“薅秧歌”
贵州金沙县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土地肥沃，水田面積大，因此水稻种植业发达。

自明清时期起，这里就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迁入，“薅秧歌”也随之传入。

在人们的生产劳作中，传统的“薅秧歌”与贵州当地民歌相融合，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贵州金沙薅秧歌。

在现代农业发展普及之前，金沙县茶园、安底、平坝、岩孔等地都流传着各具特色的“薅秧歌”。

其唱词多为七言两句或者四句，即使是长短不一的句子也都按照贵州方言押韵，唱词中常穿插方言语汇和衬词，平实朴素且充满机智幽默。

在唱腔方面，金沙薅秧歌高亢悠扬，节奏自由，或舒缓自由，或欢快激扬。

其演唱形式是一领众和的方式，领唱者也被称作“提腔人”，偶见两人对唱或男女对唱形式。

在内容方面，也都是表现劳作场景，展现劳动人民的豁达乐观心态。

目前传唱较广的金沙薅秧歌主要有“老鸹调”和“薅秧调”两种曲调。

“老鸹调”通常是在曲段一三句末尾模仿乌鸦的叫声，这种模仿来源于人们劳作时逗引、模拟田埂间的乌鸦场景，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艺术体现。

其曲调为五声调式中的徵调式，曲式结构通常是三个乐句构成的单乐段的变化重复。

歌词中具有方言特色的衬字衬词也极富地方特色和生活韵味。

“薅秧调”是“薅秧歌”的主要曲调，在演唱形式上，由一人提腔，众人应和，最终形成整个田坝薅秧的民众
一齐应和，四面声起，场面十分壮观。

领唱与齐唱的对比映衬也让人在歌声中心情愉悦放松，不觉得劳作的辛苦。

“薅秧调”的曲式结构通常是由长达9小节或10小节的乐句组成的乐段变化重复，每一乐段都会带尾声。

乐句悠长徐缓，结尾的“吔”由真声转为假声，自由延长，这既能让感情得以充分地表达、释放和升华，同时也让歌曲呈现出宽阔辽远的景象，富有意境。

川东的开江县每逢插秧时节也要唱“薅秧歌”。

开江薅秧歌曲调优美，极富川东地方特色，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开江薅秧歌主要包括高腔和平腔两类，高腔薅秧歌高亢辽远，多用假嗓；平腔薅秧歌婉转悠扬，节奏紧凑。

高腔和平腔薅秧歌在歌曲长度、调式使用、旋律起伏等方面也存在差异。

在演唱形式方面，开江薅秧歌既有一领众和的形式，也有独唱、齐唱、对唱等形式。

开江薅秧歌多配有锣鼓乐队，苏东坡描述了川东地区击鼓薅秧的场景：“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

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业，唯二人之听。

鼓之而不致，至而不力，皆有罚。

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

”开江薅秧歌歌唱风格高亢激越，场面壮观热闹。

开江薅秧歌曲目众多，如《闹年花儿红》《十月怀胎》《十二杯酒》《柳连柳》等。

川南地区的纳西民歌中也有较为典型的劳作歌《薅秧歌》，其歌词简单，大量使用当地方言，衬词的使用也让歌词极具口语化。

在旋律方面，《薅秧歌》被分为“老鹰腔”“石包
腔”“花河腔”“大河腔”四种唱腔，每种唱腔都采用了五声调式。

纳西民歌的《薅秧歌》采用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音域跨度不大，节奏平稳，易于学唱。

而且，纳西民歌《薅秧歌》中方言的语调、下滑尾音的运用与音乐旋律节奏相和，增加了作品的诙谐幽默和音乐的表现力，极具纳西地方特色。

另外，川北地区以《大田薅秧薅上梁》为代表的平昌薅秧歌也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其节奏轻快，采用五声调式和交替调式，特别是羽调式、徵调式的交替使用较多，同样采用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生动呈现了大巴山区平昌劳动人民的劳动生产场景和文化精神面貌。

（二）重庆地区木洞山歌“禾籁”
重庆垫江高峰地区的薅秧歌曲调优美，节奏高亢，在劳动过程中不断被传唱创新。

这些歌曲基本上是由劳动人民即兴编唱，歌词朴实通俗，充满民歌的浓郁情调。

唱法分为高腔、平腔和低腔三种，演唱形式多样，调式灵活，旋律悠扬。

“薅秧歌”已被列为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木洞山歌禾籁也是重庆地区“薅秧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木洞镇位于重庆东郊外的长江南岸，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巴国时期的古镇，是重要的水陆码头。

木洞山歌也历经千年的历史演变，逐渐在地域特色、生产方式、民俗文化和方言土语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独具地方韵味和民族特色的音乐形态。

木洞山歌通常包括禾籁、盘歌、啰儿调三类，其中啰儿调近似唐宋流传的竹枝词，而“禾籁”则是田间薅秧歌的别名。

旧时在芒种夏至节气，种植大户会雇请短工组成薅秧班，到田间除草保证秧苗茁壮成长。

薅秧班的领头者称为“禾籁头”，既能唱“禾籁”，也能指挥安排田间劳作。

禾籁班唱薅秧歌也称作“打禾籁”，木洞山歌中的“打禾籁”除
了人声，还会请来锣鼓、唢呐、竹笛等乐器组成的乐队造势助威。

“打禾籁”时，木洞地区的田间地头热闹非凡，成为流传数百年的独特文化景观。

具体说来，木洞山歌中的“禾籁”还被具体分为高腔禾籁、矮腔禾籁、平腔禾籁、花禾籁、禾籁尾子等类型，不同类型都具有不同的音乐特征和演唱特点。

矮腔禾籁是重庆木洞薅秧歌的核心，曲调丰富多样，旋律风格变化迥异，歌曲风格也随着唱词内容和表达情感不同呈现出不同。

具体来说，矮腔禾籁多采用民族五声调式中的徽、羽、商调式，曲式结构简洁，节奏节拍规整，演唱音域跨度小，易于传唱，受众面廣。

矮腔禾籁最有特色的就是衬词衬腔的运用，除了山歌中常用的“哟嗬”“咿儿哟呀儿哟”“哎哟喂”等表达劳动时的感叹和呼喊的衬词外，矮腔禾籁还运用了拟声词（模拟打击乐），以及称谓、植物、动作相关的语汇作为衬词，衬词数量极为庞大丰富。

另外，甚至还有毫无内容的衬词组成正式的乐句，如《山歌好唱口难开》，从歌曲的第5小节一直到结尾都是没有具体内容的衬词。

衬词诙谐幽默，让整首薅秧歌独具特色，富有个性。

同时，没有任何歌词内容的衬词演唱，也让演唱者有充足的时间准备下一句歌词的演唱。

高腔禾籁高亢嘹亮，旋律上下起伏大，音域广，节奏舒缓自由，为演唱者提供了较大的发挥空间。

但其歌唱难度较大，是演唱者一展歌喉、展示高超演唱技巧的重要歌种。

平腔禾籁通常是单人清唱，可即兴创作，风格既可接近高腔禾籁的高亢自由，也可接近矮腔禾籁的轻快活泼。

花禾籁是将所有禾籁曲种进行巧妙结合，充分发挥每一种“禾籁”的优点，丰富音乐的表现力。

禾籁尾子通常不作为独立的歌曲，而是作为花禾籁的补充和延伸，增加花禾籁的表现力和艺术色彩。

其唱词中有“煞角（sha guo）”，意为“结束”，唱词直白，收尾干净，是木洞山歌中薅秧歌区别于其他区域薅秧歌的特色所在。

（三）贵州地区金沙民歌“薅秧歌”
贵州金沙县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土地肥沃，水田面积大，因此水稻种植业发达。

自明清时期起，这里就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迁入，“薅秧歌”也随之传入。

在人们的生产劳作中，传统的“薅秧歌”与贵州当地民歌相融合，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贵州金沙薅秧歌。

在现代农业发展普及之前，金沙县茶园、安底、平坝、岩孔等地都流传着各具特色的“薅秧歌”。

其唱词多为七言两句或者四句，即使是长短不一的句子也都按照贵州方言押韵，唱词中常穿插方言语汇和衬词，平实朴素且充满机智幽默。

在唱腔方面，金沙薅秧歌高亢悠扬，节奏自由，或舒缓自由，或欢快激扬。

其演唱形式是一领众和的方式，领唱者也被称作“提腔人”，偶见两人对唱或男女对唱形式。

在内容方面，也都是表现劳作场景，展现劳动人民的豁达乐观心态。

目前传唱较广的金沙薅秧歌主要有“老鸹调”和“薅秧调”两种曲调。

“老鸹调”通常是在曲段一三句末尾模仿乌鸦的叫声，这种模仿来源于人们劳作时逗引、模拟田埂间的乌鸦场景，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艺术体现。

其曲调为五声调式中的徵调式，曲式结构通常是三个乐句构成的单乐段的变化重复。

歌词中具有方言特色的衬字衬词也极富地方特色和生活韵味。

“薅秧调”是“薅秧歌”的主要曲调，在演唱形式上，由一人提腔，众人应和，最终形成整个田坝薅秧的民众
一齐应和，四面声起，场面十分壮观。

领唱与齐唱的对比映衬也让人在歌声中心情愉悦放松，不觉得劳作的辛苦。

“薅秧调”的曲式结构通常是由长达9小节或10小节的乐句组成的乐段变化重复，每一乐段都会带尾声。

乐句悠长徐缓，结尾的“吔”由真声转为假声，自由延长，这既能让感情得以充分地表达、释放和升华，同时也让歌曲呈现出宽阔辽远的景象，富有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