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兰红色旅游背景材料

东兰红色旅游背景材料
红七军前委旧址――魁星楼位于东兰县城西南部32公里的武篆镇政府内，清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武篆民众筹款建筑。

是座木石结构的4层六角塔，底宽7米、高17.5米。

1923年，韦拔群组织农民攻打东兰县城时，设战指挥部于此楼。

1926年至1927年间，为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和武篆区农民协会办公所在地。

1930年春夏，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前敌委员会设于此楼，前委书记邓小平和军长张云逸就在楼上办公和住宿，领导右江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这期间，邓小平在武篆旧州屯兴办了党员领导干部培训班，在魁星楼上彻夜挑灯编写《土地革命政策和口号》、《党的问题》、《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3本教材书，发给学员并亲自给学员讲课。

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等同志经常在楼上召开重要会议，运筹革命大计，魁星楼的灯火成为右江革命人民心中的指路明灯。

红七军主力北上后，桂系军阀重兵镇压右江革命，下令将魁星楼上的尖项拆掉，改为平项，红色楼身也用石灰刷成白色，但作为革命精神和力量象征的魁星楼依然铭记在各族人民的心中，根据地人民心头的革命之火永不熄灭。

解放后，党和政府于1958年拨款重修魁星楼，楼顶加高，增加了第四层，既保持原貌又使魁星楼显得更加雄伟庄严。

1963年2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魁星楼确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再次拨专款维修，恢复土地革命时期的原貌，1978年对游客开放，1995年被指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东兰县革命烈士陵园位于县城西更闹坡上，占地面积150亩，建筑面积3038平方米，建筑物依山势由低而高逐级建成，由农军战斗群雕、革命纪念馆、烈士石雕、烈士纪念塔、韦拔群烈士墓五大部分组成，园内松柏繁茂，花卉竞妍。

作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腹地，东兰县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全县有9000多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有6339人被敌人杀害，仅记录在册的烈士就有2227人，位居全广西各县之首，县团级以上烈士就有26人，其中军师级烈士5
人；经过革命战火的洗礼，由农家子弟成长成为人民共和国将军的有5人。

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1954年4月18日，东兰县人民委员会决定修建“韦拔群烈士陵园”，中央人民政府为此拨款20万元建园专款，1957年12月工程竣工时改名为“革命烈士公园”，当年曾在东兰与韦拔群并肩战斗的张云逸亲笔题写了园名“革命烈士公园”和塔名“革命烈士纪念塔”，1963年，广西区人民政府把东兰县烈士公园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6年10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东兰“革命烈士公园”被列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园名更名为“东兰烈士陵园”，1995年被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列宁岩原名北帝岩，位于东兰县武篆巴学村，分别距县城、武篆镇38公里和4公里，是个天然石洞，洞口宽64米，洞高43米，纵深137米，洞内宽敞明亮，干燥平坦，可容纳数千人。

洞的深处有清泉，又有曲径通山后。

原是神庙，清朝时曾作为私塾的课堂。

1922年3月，韦拔群在此组织革命同盟，发表《敬告同胞书》，1925年9月，韦拔群、陈伯民等在洞内开办东兰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右江东兰、凤山、百色、凌云、恩隆、思林、果德、河池、都安等县农运骨干276人，结业后，学员们返回各地，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使右江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为创建设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1930年2月，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来到武篆，认为韦拔群在北帝岩宣传了马列主义，提议改名为“列宁岩”，东兰县苏维埃政府专门开会讨论，同意了张军长的建议。

1962年6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称为“广西东兰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197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拨款修缮列宁岩，依照1925年的原貌进行修复，并设陈列橱窗。

1978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题写了“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放大后刻在岩洞口。

1995年被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东兰县革命烈士纪念馆位于东兰县革命烈士陵园内，是
一栋琉璃瓦盖顶的砖木结构平房。

纪念馆于1978年经自治区民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其前身是1957年广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拨款兴建的革命文物陈列馆。

纪念馆占地面积1060平方米，在长达110米的陈列橱窗里，陈列着东兰县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剿匪、抗美援朝和自卫反击战争等战争中抗击敌人使用的大刀、长、粉枪、土炮等武器及先烈们的遗物，有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的各种文物、照片、文献、图表等353件，其中还有邓小平、张云逸为纪念韦拔群牺牲30周年的题词。

1995年被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自开放以来，纪念馆已接待了国内外参观者近40万人，中央领导人乔石、张云逸、韦国清等曾到此瞻仰，越南、老挝、泰国、日本、新西兰等国的友人也曾来参观考察。

韦拔群(1893―1930年) 东兰县武篆镇人，壮族，就读过桂林政法学堂、贵州讲武堂，毕业后曾任川军某部参谋长。

1921年开始从事农民运动；1923年到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业后被委派为中央农运特派员回东兰。

1926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继而参加了百色起义，曾任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红七军21师师长，红军北上抗日后，韦拔群率21师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1932年不幸被叛徒告密杀害。

韦拔群烈士故居位于武篆镇东里村东里屯特牙山腰上，分前后两幢泥砖瓦房，总面积250平方米。

前屋为一幢内立四排屋架分成五个开间，屋顶设有了望台，屋内置韦拔群半身塑像一尊，四壁有韦拔群烈士生前革命活动简介，这里是当年韦拔群接待革命同志来往开会、研究工作和住宿的地方。

1930年，邓小平、韦拔群等在此领导试办“共耕社”，开设农民政治夜校，推动了右江地区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

距拔群故居约100米，为韦拔群祖父母、父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等烈士的墓地，其家属共有17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1981年拔群故居被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韦国清将军故居位于东兰镇弄英村、弄英屯，有陈列室两间，存有韦国清将军生前图片、文献、办公用品、生活用品等文物100余件。

东里三潭位于武篆镇韦拔群烈士故居东里村，由仁潭、皇潭和小龙潭组成。

仁潭座落在一片田畴中间偏东方位，潭面约5000-6000平方米；皇潭靠西面山麓，宽约3000多平方米；小龙潭居于村北，它半露半隐。

1924年4月，韦拔群从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后，即在潭里挑灯办公，编写和印制农讲所各种学习资料和革命传单，当时人们称之为“秘密印刷所”，是东兰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银海洲位于武篆镇那烈村，是座海拔747.3米，顶宽3万平方米的大土山。

明代东兰州土司韦虎臣曾设跑马道、演武厅于此。

现陈迹尚存。

1922年重阳节韦拔群召集东兰、凤山、百色等地进步青年百余人在此举行同盟，提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现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旧州屯训练班邓小平到河池寻找李明瑞、张云逸，因两位将领均率部到黔桂边打游击，会晤未果，毅然决定重返东兰。

于是，他二渡红水河来到武篆，住在魁星楼，与韦拔群和陈洪涛、雷经天一起开会，研究右江根据地建设，并决定以东兰、凤山为重点，掀起一场右江土地革命，解决广大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

为了使广大干部认识和掌握土地革命的意义、任务、内容和策略，1930年4月，邓小平在武篆旧州屯举办为期20多天，有东凤两县干部和第三纵队干部100多人参加的党员干部训练班。

邓小平亲自编写了《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党的问题》、《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等教材油印发给学员，并亲自登上讲坛给学员授课。

东里共耕社邓小平在武装夺取右江胜利后，决意开展土地革
命运动。

为了摸索经验，邓小平和韦拔群一起到韦拔群的家乡东里村办起了右江地区第一个共耕社，即东里共耕社。

随后，邓小平还根据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实践和东兰、凤山两县试点的经验，与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等研究制定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共耕条例》两个重要文件。

右江苏维埃政府分别于1930年5月1日和15日正式颁布了这两个《条例》。

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当月中旬，东兰县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给群众发了《土地使用证》，东兰人民从此结束了几千年来多数人无地或少地的历史。

无比喜悦的群众唱起山歌赞颂邓小平领导开展的土地革命：“跟随共产党，翻身齐有分；不论老和少，人人有田耕；田地都均分，吃穿也平衡；分田又分地，没有谁争论。

”东兰、凤山两县的土地革命，由于有邓小平的具体指导和第三纵队的具体帮助，土地革命进展很顺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3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在《目前广西的政治形势》的报告中说，“在右江，土地革命运动最普遍最深入的地方，首推东兰、凤山两县。

”
红军渡即东兰县东兰镇安篓古渡口，因邓小平与红七军曾在这里三渡红水河，故取名为“红军渡”。

1930年4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代表、红七军政委邓斌（邓小平）骑着韦拔群战马，由卫士队及红七军第三纵队第七、第九连队护送，从东兰前往河池寻找红七军主力，传达中共关于实行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巩固根据地的指示，中午时分进抵安篓渡口，因渡口仅只有一只船已到上游送货，部队只好进驻安篓村，次日清晨，部队才分批过渡，进驻河池长老街。

1930年5月上旬，邓政委在河池长老街与红七军主力汇合，部队休整两天后，邓政委与李明瑞、张云逸、龚楚等军部领导率第一、第二纵队自红水河东岸渡过安篓渡口，途经东兰、武篆，进军收复百色。

1930年10月底，邓政委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邓岗）取道巴马燕洞，进入武篆，向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传达军部关于全军集结河池进行整编，准备北上的命令。

韦拔群坚决执行命令，毅然率部队2000余人与邓小平、
邓岗在安篓渡口渡过红水河，按时到达河池长老街，参加著名的红七军河池整编。

侧山顶战斗1930年4月7日，邓小平从东兰县城启程，前往河池寻找红七军军部，会见红七、八军总指挥李明瑞、红七军军长张云逸。

为确保安全，韦拔群派第三纵队营长黄?P日带两个连的士兵护送，首渡红水河向河池进发。

当队伍行至东兰与河池交界处的侧山顶时，忽遭东兰民团副司令（后为司令）陈子怀部200百余名土匪的伏击。

年仅25岁的高级军事指挥员邓小平，经验极为丰富，他沉着镇定，准确判断，认为聚集在这一带的土匪，不过是残兵败将、散逃苟生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于是，他命令黄?P日营长率部队从正面和侧面同时进攻。

果然，不到半小时，这股土匪被打得落花流水，死的死、伤的伤，有的被活捉，残匪四处逃命，队伍又继续前进。

“收复百色”1930年5月初，邓小平得知红七军主力部队攻克贵州榕江县城后凯旋河池的消息，便决定三渡红水河前往河池与李明瑞总指挥和张云逸军长会面。

为了确保安全，韦拔群陪送邓小平到县城后，即派特务连指导员牙美元带一个警卫班负责护送。

5天后安全到达目的地河池，与军部张云逸军长和李明瑞总指挥会合，向军部和党员传达中央的指示。

在河池2天后，邓小平和张云逸、李明瑞、雷经天率部四渡红水河，回到东兰县城。

邓小平率军部和所属机关到武篆与韦拔群会合。

到武篆的第二天，邓小平在魁星楼上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明确阐述收复百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具体商讨收复百色的作战计划。

最后，会议作出了“收复百色”的决定，并制定了作战计划。

在武篆期间，邓小平还多次和张云逸军长到红七军设在列宁岩下善学村（今巴学）的临时后方野战医院，看望慰问在隆安和亭泗战役中受伤的红军伤病员，勉励伤病员安心养伤，争取早日出院，重返前线战斗。

此外，他还视察了设在武篆勉俄屯的兵工厂，鼓舞士气。

收复百色，韦拔群也率部一同出发。

红七军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和激烈战斗，百色重新回到
了人民的手中。

邓小平五渡红河、四进东兰、三到河池从1930年3月至11月，邓小平同志五次渡过红水河，四进四出东兰县、三次到达河池县，亲自开办党政培训班、进行土地革命试点、编写《土地革命》和《党的问题》等重要文件，领导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

1930年10月初，邓小平在右江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恩隆县平马镇主持召开了中共红七军前委会议。

会议根据中央精神，决定改变红七军一、二、三纵队的编制，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师，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陈洪涛任政委，留守右江。

十九、二十两个师离开右江向外发展。

会议还决定全军到河池集中，举行阅兵礼，召开全军党代会。

恩隆会后，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风尘仆仆赶到东兰武篆。

这是邓小平第四次到东兰，他在武篆逗留了10多天，就右江的党、政、军和群众等各项工作，给韦拔群作了明确的指示和具体的布置。

特别强调，加紧土地革命工作，扩大红军，以东、凤为中心用游击战术向都安推进。

邓小平布置完工作后，于10月底与邓拔奇、韦拔群一起率红七军第三纵队，五渡红水河往河池整编、开会、阅兵、北上。

邓小平在东兰，亲自指挥了一场战斗，起草并颁布了两个条例，工作历经三个月，四次进出东兰，五渡红水河，做了六件具有关键意义的革命工作。

他在东兰驻留时间，占了他在广西领导革命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二，且在东兰不少山水村寨留下深深的足印，在东兰各族人民心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农讲所的开办1925年夏，韦拔群仿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做法，在东兰县武篆区先后开办了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来自右江地区东兰、凤山、百色、凌云、恩隆（今田东县）、思林（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属平果县）、河池、都安等县农运骨干600人参加了学习。

结业后，学员们返回各地，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使右江农民运动迅猛发展。

东兰农讲所成为右江农运的摇篮。

百色起义的筹备1929年夏，在中共广西党组织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韦拔群在东兰、凤山、巴马、都安、大化、河池等县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整顿壮大农军队伍，推翻土豪劣绅政权，相继解放了东兰、都安、凤山等县城，使东凤一带与右江下游各县连成一片，成为中共党组织完全控制的区域，为百色起义创造了条件。

红七军临时后方医院和兵工厂的建立1930年春，红七军在右江革命根据的大后方东兰县武篆区建立了临时后方医院和兵工厂。

医院主要治疗几百名在隆安和亭泗战斗中的受伤的指战员；兵工厂，有生产工人50多人，分修械、造枪、制子弹、制地雷、打刀等组，每天可生产步枪1至3支，修枪十多支，翻制子弹500至1000发。

红七军前委进驻武篆1930年6月，红七军前敌委员会进驻东兰县武篆魁星楼，前委书记邓小平和军长张云逸就在楼上办公和住宿，领导右江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以东兰为中心的今河池市西部各县成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腹地，成为根据地党政、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中心地带和大后方。

反击桂系军阀的重兵“围剿” 1931年初至1932年底，韦拔群领导红七军二十一师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群众先后粉碎了国民党桂系军阀对根据地三次大规模（敌先后投入兵力2万7千多人）的军事“围剿”。

在数以百计的战斗中，涌现了凤山县恒里岩300多军民与数倍于我、武器精良的敌军浴血奋战11个月、天峨县拉好岩红军营长蓝志仁等7名战士战斗至弹尽粮绝、最后抱敌跳崖同归于尽、谱写右江地区“狼牙山壮士”壮丽篇章等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河池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三打东兰城“三打东兰城”是韦拔群开展农民运动早期最重
要、最著名的一次武装斗争，这次斗争其实就是韦拔群组织“三三革命同盟”和“九九革命同盟”后，领导农军清算大恶霸韦龙甫的斗争。

韦龙甫，东兰县城人，任六区团总，是官吏出身的大恶霸。

他上交衙门官吏，下结土豪劣绅，勾结军阀老爷，互相利用，欺压百姓，包揽拆讼，私设牢房，承包税捐，霸占田产，追租逼债，敲诈勒索，窝匪抢劫，强奸妇女，谋财害命，无恶不作，群众对他无不切齿痛恨。

1923年6月，韦拔群在武篆召集农民“自治会”领导骨干黄大权、陈伯民、黄榜呈、黄榜巍、牙苏民、覃孔贤等同志开紧急会议。

会上决定以武力攻打东兰县城，举行武装起义，并对起义的军事行动作了具体部署。

会后，韦拔群又亲自到西山弄京峒召开500多人的群众大会，用瑶语深刻地说服了瑶族人民世世代代穷困的原因，号召他们和壮`汉族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打倒豪绅地主，砸碎旧世界.。

瑶族群众提高了觉悟，有几百人在会上报名参加“自治会”和“农民自卫军”，拿出100多支粉枪和许多大刀、长矛，决心跟随韦拔群为争取翻身解放而斗争，与此同时，黄榜巍、黄大权、牙苏民、覃孔贤等同志也分别在武篆、兰泗、长江、都邑各区联络组织了一大批武装力量，农民自卫军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有各种枪支200多支和许多大刀、长矛。

这支新生的人民革命武装队伍，斗志昂扬，日夜练兵，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1923年6月30日晚，韦拔群率领400多农军，兵分四路攻打东兰县城，南路由黄榜巍指挥，西路由黄大权指挥，北路由牙苏民指挥、东路由覃孔贤指挥。

７月１日拂晓，发起攻城。

县衙门警卫队和团总韦龙甫的反动武装共150人枪，凭借三座台据险顽抗，益守难攻，加上天下大雨，城南的九曲河河水暴涨，南路农军过不了河，指挥员黄榜辉在强攻中牺牲。

各路农军发起多次进攻，终因兵力不足、武器低劣，强攻不下，只好撤退。

第一次攻城失利后，各路农军迅速扩充队伍，增购枪支弹药从７月初至下旬的20多天时间里，农军由300多人增到800多人，增购了30支机步枪。

同年7月31日，韦拔群又率领农军800多人又发起第二次攻城战斗。

因农军缺乏作战经验，行动不
协调，加上时间仓促，准备不充分，兵力不足，因此县城仍未攻克。

两次攻城受挫，农军指战员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继续整训队伍，派人与邻县农军联系，争取各方支援。

同年9月，军阀刘日福部下罗颂康营奉命撤兵百色。

10月20日，韦拔群趁县城敌人防卫力量薄弱，又率领东兰、凤山、都安、三都、那地、巴暮等地农军1500多人，发起第三次攻城，经过一昼夜的激战，21日拂晓终于攻占了县城。

县知事蒙元良和任六区团总韦龙甫等星夜向凤山逃窜，团丁们纷纷缴械投降，农军进了县衙门，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释放了被关押的群众。

接着，在县城召开2000多人的群众大会，欢庆人民武装斗争的初次胜利，追悼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农军将士，宣布取消苛捐杂税，废除各种封建压迫剥削的契约，没收韦龙甫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提倡民族平等，男女平权。

贫苦农民欢天喜地，人心大快。

农军三打东兰县城的胜利，轰动了右江各地，沉重的打击了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揭开了右江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

这次斗争的胜利，标志着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从合法说理斗争走上武装斗争的开端。

三反围剿1931年3月至1932年10月，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白崇禧组织桂系部队3万多兵力，对东兰进行穷凶极恶、空前残酷的三次大规模“围剿”，全县70%以上的民房被烧毁，1318户被烧劫，4167名革命群众和农会干部惨遭杀害，被困死、饿死、被抓丁拉夫或逃亡者不计其数。

后因敌人收买叛徒，韦拔群被杀害，右江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

韦拔群牺牲后，右江革命即进入了低潮。

此时，黄举平继承遗志，恢复党组织，成立中共东兰中心县委，进而恢复整个右江地区各地党组织，继续领导革命，直至广西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