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写的讽刺特权阶级的

托尔斯泰写的讽刺特权阶级的
托尔斯泰不仅是小说家，他的戏剧创作也颇有成绩。

十月革命前，托尔斯泰的戏剧同他写的讽刺特权阶级的小说《复活》遭到沙皇的禁止。

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又从极左的角度来贬低这些剧本。

高尔基在1933年写的《论剧本》一文论及优秀喜剧时写道：“我们出色的喜剧《聪明误》、《钦差大臣》、《教育的果实》绝不比莫里哀和博马舍的喜剧差……”。

这就充分肯定了以《教育的果实》为代表的托尔斯泰的戏剧创作。

（一）丰富的剧本创作
托尔斯泰写得最初的剧本是1856年的讽刺喜剧《贵族之家》，它也叫《一个农村老爷的贪淫好色》。

后一个标题概括了剧本的主题：他揭露腐朽的公爵扎采宾一家。

老公爵淫荡腐败是农奴制没落的必然结果。

喜剧修改后，改名为《实干的人》，突出释放后自由的农权、当了管家的伏洛加，靠他狡猾的妻子作公爵情妇的势，竟使公爵欠了他两万卢布。

这就加重了人们关于农奴制衰落的印象。

1856年夏天，托尔斯泰还构思了一个喜剧《叔叔的赞扬》（又名《自由的爱情》），它写“一个城市老爷的贪淫好色”。

剧本通过“解放妇女”里吉娅与各种年龄的情妇的“自由爱情”，揭露了城市上流社会的腐败无耻。

但这个剧本并未完成。

1864年，托尔斯泰写了喜剧《一个传染了瘟疫的家庭》。

剧本描写了平民出身的民主主义大学生特维尔顿斯科依以其进步思想扰动了贵族之家的青年一代走向叛逆。

同时，批判了自由主义的官吏的进步性的虚伪。

托尔斯泰继续了屠格涅夫《父与子》的传统，而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相争辩，在他否定“虚无主义者”的倾向中，不得不反映出贵族的没落和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崛起的社会现实。

这个剧本，托尔斯泰曾拿到莫斯科去向奥斯特罗夫斯基朗诵过一遍，后者对剧本的说教多于情节和作者本人急于上演给予了否定。

故而这个剧本一直未得演出，当时也未出版。

托尔斯泰还有一个草稿《一个虚无主义者》和上述剧本相似，也许是改头换面的别稿。

托尔斯泰戏剧创作的真正成熟是在他思想转变完成的后30年间。

这其间他给民间剧团写了几个劝善性质的民间传说内容的小戏，同时，又写了面对现实的4部大型多幕剧。

小戏中,1886年写了《第一个造酒的人》和未完成的《阿盖伊》。

前者是托尔斯泰根据自己的民间故事式小说《小鬼赎回了一大块面包》改编的。

它写地狱中有许多原来的官吏、地主、神父、商人的鬼魂，而没有农民，于是小鬼去引诱农民作恶好使他下地狱。

由于农民虔诚善良，本无计可施，但小鬼给农民注射了狼血、猪血，他们便酗酒、打架。

只有珍惜粮食不造酒而拿面包的，方可脱险。

后者根据俄罗斯民间故事《阿盖伊皇帝的传说》改编。

托尔斯泰改皇帝为贵族老爷，
极力讽刺了这个淫棍式的骄傲的富人。

1910年，作者在去世前写了小戏《过路人和农民》与《一切毛病都与她有关》。

这两个剧本都写一个下乡来的城里人。

但重点揭露农村中农民的贫困与痛苦。

前一个剧本中的城里来的过路老人，是劝导农民不要受城市罢工的影响，应安分守己。

后一个剧本中的城里人，是一个工人，下乡来鼓动革命。

作者歪曲工人形象，说他对老太婆们讲了一些连自己也不懂的名词，他还是个醉鬼，走时还偷了人家东西。

此外，托尔斯泰还有未完成的《面包商彼得》。

托尔斯泰的大型话剧，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写于80年代的《黑暗的势力》(1866）与《教育的果实》(1891)，它们揭露农奴制改革后，农村的矛盾和农民的贫困。

前者写资本主义侵袭农村，金钱与色情败坏了农民的道德；后者写地主的腐败、迷信、落后，以及农民土地被剥夺、连养鸡的地方也没有了的俄国现实。

第二类是写于90年代而在作家去世后的1911年问世的《活尸》与《光在黑暗中闪耀》。

它们揭露了贵族家庭的腐朽与虚伪。

前者写一个觉醒了的贵族不满社会与虚伪的婚姻而出走的故事；后者写思想转变到人民立场上的知识分子同私有制和同家庭的决裂，其中反映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变化，也预示了作家最后从家中出走的未来。

这些剧中，都充满了托尔斯泰主义的说教，表现了巨大的思想局限性。

（二）人物性格鲜明的对比
托尔斯泰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作为思想家和面对现实生活而思考的
艺术家，托尔斯泰是具备一定的阶级观点的，他清楚而且深刻地认识到农民阶级与贵族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认识到受资本主义这个怪物侵蚀而蜕变的和保留家长制古风的两种不同农民的差异，认识到贵族地主中开明庄园贵族中的忏悔者、浪子同欧化贵族的压榨者与寄生者之间的矛盾与区别。

尽管他常常把这些阶级的差别与矛盾和一个阶级内部不同集团或阶层的人们的分野，用抽象的道德善恶和宗教信仰与情感来阐释，但这种阶级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作为客观事实，是托尔斯泰所承认与要表现的。

这种对生活的矛盾与冲突从社会地位的富贫、信念性质的善恶一类自发阶级观点去分析认识，自然，在托尔斯泰的剧本就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对立或一个阶级内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立。

托尔斯泰剧本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是从思想上、社会地位上、性格上把人物对比起来。

恩格斯说过：“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①，托尔斯泰在剧本创作的实践上是达到了的。

在《教育的果实》中，托尔斯泰把兹委金车夫一家及其友人同庄稼人和仆人鲜明的对立起来。

老爷们过着寄生、享乐的生活。

他们无止境的奢侈浪费，连养的狗都专吃烧肉排，死了也出殡；他们虽受过文明教育，却精神空虚到迷信降神术的境地。

相反，庄稼人和仆人却是忠厚、善良、聪慧的，他们穷到连养鸡的土地也没有了；他们利用老爷们的迷信心理而捉弄了那一群寄生虫。

托尔斯泰在人物对比中展现了地主与农民的社会冲突。

《光在黑暗中闪耀》一剧中的尼古拉·沙里恩佐夫说道：“你刚才说公爵小姐弹琴弹得好。

你们这七八位健康的青年男女，都睡到10点钟，都喝够了，吃饱了，而且还在吃；你们又是弹琴，又是讨论音乐，可是那儿，我刚才和鲍里斯·亚历山大洛维奇去过的地方，他们从早上3点钟就起床，甚至晚上没得睡，老的、病的、弱的、孩子、产妇和孕妇都拼命地干活，好让我们在这里享受他们劳动的果实。

这还不够。

就在眼前，其中有个人，也就是一家人里的一个最后唯一能干活的人，马上就要被拖进监狱里去了，就因为这个春天，他在所谓我的森林里，砍了长在那儿的十万棵云杉中的一棵。

而我们在这儿呢，梳洗好了，穿戴好了，把我们卧室里的脏东西扔给奴仆们去收拾干净；然后我们便吃呀、喝呀、讨论休曼和肖邦”②托尔斯泰用对比的手法，揭示了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在经济、政治、法律地位上，在劳动与剥削上，在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上的不平等，指出了社会弊病的根本要害所在。

托尔斯泰在剧本写作中的对比手法，不仅用于描写敌对阶级代表人物之间，而且也描写各阶级的内部存在的矛盾冲突。

《活尸》中的普洛塔索夫就同他出身的贵族阶级的人物们截然对立，他的行为同社会的法律相抵触。

《光在黑暗中闪耀》中的尼古拉·沙里恩佐夫和他的信徒鲍里斯，也是同他们出身的贵族社会的男女老少相对立、相冲突的。

正是在这种对立中，作者更鲜明地表现了忏悔的贵族及浪子们的觉醒，揭露了剥削寄生的
贵族阶级的腐败和从内部深处的崩溃。

在《黑暗的势力》中，托尔斯泰对比着写两种农民。

一方面是阿吉姆、玛莉娜、阿妞特卡一类虔诚、善良、纯朴的农民，他们保留着自然经济的古老风习与道德；另一方面是玛特列娜、阿妮霞和尼吉塔一类狠毒、残忍和淫乱的农民，他们是资本主义关系侵袭古老的农村后，为追求金钱与享乐而精神堕落、道德败坏甚至为非作歹的人。

在《教育的果实》中所写的仆人，有谢明的纯朴、塔妮雅的聪明，也有格里戈利那种庸俗的奴才式的仆人。

社会生活的矛盾，反映在上层或下层的一个阶级内部，形成不同的思想品质与精神状况的人物，他们同为贵族老爷或是同为农民、仆人，社会地位虽然一样，但思想品质的不同却区别了这些人物，使他们对立了起来。

托尔斯泰依据现实生活如实地把各种人物加以对比，从而揭露生活真实的本质。

这是他后期现实主义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剧本创作的一大特色。

托尔斯泰在其戏剧创作中，不单是将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思想品质的人物加以对照，更是在艺术刻画上作性格的对比。

托尔斯泰说过：“必须使艺术作品锐利化，这样才能使它深入人心。

所谓锐利化也就是说使它艺术上达到完美。

”③而艺术上达到完美，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则刻画性格的手法必须是集中的、强烈的。

性格之间的对比则是一种使艺术锐利化的、浓彩重抹方法。

读者是不会忘记《黑暗的势力》第四幕的，它是那样阴森、恐怖、黑暗。

④名导演丹钦柯说：《黑暗的势力》“给予我们的那种震人
的印象、是不可能忘掉的”。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它“太真实，可怕”
④ 。

这都是说在艺术上，剧本是那样强烈、锐利。

第四幕之所以阴森、可怕、真实而震人心扉，如果单纯写玛特列娜逼尼吉塔挖坑埋婴儿，阿尼霞强行令尼吉塔用板子闷得婴儿骨头嘎吱响，那不过写了一群恶人的行凶而已。

但托尔斯泰却偏偏对比着写阿妞特卡的纯真，米特利奇的善良。

阿妞特卡对发生在亲人中的事，从初解世事的童稚之心而恐怖异常，也就对比着把玛特列娜、阿妮霞泰然自若的恶行及其性格本质的恶丑衬托到了尖锐而强烈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