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人格魅力——以《论语》为考察中心

孔子的人格魅力——以《论语》为考察中心
内容摘要：本文以《论语》为考察中心,同时参照《孔子家语》、《礼记》等书,着重论述孔子得人格魅力.孔子非凡而永恒得人格魅力,体现为以下几端：孔子是文化得终极关怀者,孔子是孜孜不倦得传道者,孔子是躯体力行得践履者,孔子是乐观坚强得通达者,孔子是无上亲和得仁爱者.
关键词：孔子人格魅力《论语》礼乐仁
毫无疑咨询, 文献资料（传世得/出土得[①]）是我们进入古人精神世界得桥梁和通道.后人之于孔子,其情形亦复如是.司马迁讲：“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研究孔子得文献资料,除了《史记》得《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外,直截了当得材料则是《论语》、《孔子家语》[②],以及《礼记》等；而《论语》一书,更是天字第一号得差不多文献.后世欲知孔子,舍《论语》复将何从?故《论语》巍然而为儒家要典,甚或可尊之为儒家“圣经”；《论语》之所言所论,屹然而为足可与时刻相抗衡得空谷足音.一代国学大师钞票穆讲：“《论语》一书,乃孔子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③]
《论语》一书得最大价值,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孔子平凡而伟大得人格形象,“盖孔子人格之伟大,宜为含识之俦所公认；而《论语》则表现孔子人格唯一之良书也”.
重读《论语》、“想见其为人”,感叹他广博得知识和儒雅得风度,体会其文化考虑与生命关怀,探寻圣人得精神风骨与人格魅力,真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也.www如此读《论语》、思孔子,庶几近于陈寅恪所谓“同情之了解”[④].
孔子,一个人格伟岸得仁者、一位“何其多能”得卓越得智者、天意纵使之而成得一代圣人（“固天纵之将圣”）（《论语·子罕》）,被誉为时代得精神偶像.早在西汉之时,司马迁就差不多推许孔子为“至圣”（《史记·孔子世家》）.后来儒家极力构想得、积极追求得理想人格（“内圣”）,事实上孔子早确实是光辉得典范,堪称“万世师表”.孔子非凡而永恒得人格魅力,约略可从以下几端“述”之：
文化得终极关怀者
文化,是人类有不于动物得标志；因此,所谓“文化”,实即“人得文化”（贺麟称之为“人文化” [⑤]）.文化,是支撑人格得基石,是砥砺人格得中坚；因此,正是文化给予人格以厚重得意义. 孔子生于“礼崩乐坏”得春秋时期,终生以恢复古代得文化传统为己任,并以发扬光大这一文化传统为其职志.他勤奋好学,他开馆授徒,他奔跑列国,他整理古籍,为自己得政治理想和文化理想奋斗了一生.
孔子讲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事实上,孔子是既“述”又“作”,而且是以“述”为“作”.而这恰好也是孔子伟大得文化人格之所在,“孔子关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于开始将原有得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得依照”[⑥],“他把古代得制度理论化了,使得这种将要僵死得制度得到新生命而接着维持下去.他得大贡献在此,他因此为今人诟病也在乎此”[⑦].孔子差不多上是维护“周礼”得,但又认为“周礼”要有所损益,而通过损益得“周礼”才合乎他得理想；那个理想,他称之为“道”[⑧].孔子之“道”,事实上确实是文化之“道”,它是孔子得“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
孔子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正是人使“道”得以弘扬,这是何等自觉得认识啊！孔子又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志趣高尚、生活知足,这是何等感人肺腑得精神啊！《论语·泰伯》讲：“士不能够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数语虽出自曾子之口,实则亦是夫子之道；这是何等崇高得担当精神啊！
陈寅恪讲：“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
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能够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⑨]王国维是典型,陈寅恪也是典型,而孔子更是典型,而且是原创型得文化大师、民族精神得巨子.
准此,我们对孔子之勤奋好学、刻苦自学、虚心咨询道,便不难“同情之了解”,自亦感动莫名.关于有学之士,孔子是“不耻下咨询”（《论语·公冶长》）,他曾经“见于郯子而学之”（《左传》十七年）,曾经“咨询礼于老聃”（《孔子家语·观周》）,“入大庙,每事咨询”（《论语·八佾》）,真正地做到了“学而不厌”（《论语·述而》）.最为难能可贵得是,孔子在“学”中融入了一种深深得文化关怀——对“道”得终极关怀.
抚今思昔,顿觉文化之于人格魅力得无上可贵！当今社会流传着一种批判意见,讲许多人“有知识,无文化”、“高学历,低素养”.究事实上,这是对作为文化内容之一得人文素养、人文精神得呼唤.
孜孜不倦得传道者
孔子之伟大,不但在于他是博学而多能得学者,是中国古文化传统得赓续者（“托命之人”）,是儒家理想人格（“内圣”）得杰出典范而为“万世师表”；而且在于他勇敢而自觉地承担起传承文化得重担,是孜孜不倦得传道者（“外王”）.孔子是中国私人讲学得第一人,也是特别高超得教师和杰出得教育家；藉此,方可“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使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绵延赓续.
孔子在教育方面最光辉、最灿烂得一点,便是他打破“学在官府”得局面,制造性地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所谓“有教无类”,即“不分宗族贵贱,不分阶级,基本上能够施教得”,这是人类教育史上“一项非常有革命意义得政治突破”[⑩].在教育活动中,孔子确确实实实践了“有教无类”.比如,出身贫寒得颜渊不但成为孔子得弟子,而且成为孔门得高才生、孔子得得意门生（《论语·雍也》）.孔子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此绝非虚语.孔子爱自己得学生一如爱自己得亲孩子,而自己得亲孩子（孔鲤）并未得些许私厚（《论语·季氏》）,真正体现了“一视同仁”得崇高原则.孔子和弟子们不但在人格上是平等得,而且在学咨询上也是平等得,提倡“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在弟子们得心目中,孔子得形象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都恪守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子罕》）得传道原则；因此,孔子博得了学生得无限爱戴.孔子传道授业是非常成功,他得学生颜渊曾经喟然而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八字,绝非虚语.《史记·孔子世家》讲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不管是孜孜不倦得传道,依然付诸实施得践履,孔子关于自己所承担得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都有一种“舍我其谁”得自觉认识,并具备大无畏得牺牲精神.据《论语·子罕》载,孔子因貌似阳虎（阳虎尝暴匡人）而被匡人拘系（“子畏于匡”）.孔子讲：“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还讲：“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又讲：“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甚至认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非常显然,孔子是以文化“托命之人”和传道者自居得.有人如此评讲孔子得这种所作所为,“孔子以身作则式地实践了对这种具有历史责任感得伟大人格得自觉追求”[11],此语甚精当.
嗣后得孟子,更是明确提出“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讲：“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以“未得为孔子徒”而引以为憾,又讲他“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看来,孟子这一思想是“渊源有自”,“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躯体力行得践履者
礼,是人类区不于动物得标志之一.《礼记·曲礼上》讲：“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不于禽兽.”礼,是维系人类群体得外在规范,是构建和谐社会得法宝.《左传》隐公十一年讲：“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孔子所生活得时代,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得时代.孔子对当时“礼”得破坏毁弃痛心疾首,不但振臂疾呼、奔跑呼吁,而且以身作则、躯体力行,成为躯体力行得“礼”得践履者,粹然而为一代礼学大师.
早在青年之时,孔子就表现出了对“礼”得出奇得爱好.《史记·孔子世家》讲：“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至成年之后,孔子对“礼”更是痴迷,“入太庙,每事咨询”（《论语·八佾》）.他讲：“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待见“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礼”愈发执著,尤其注重整齐“周礼”、恢复“周礼”.他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孔子对礼高度重视,认为人不学礼则无以立身（“不学礼,无以立”[12]）、不知礼则无以自立（“不知礼,无以立”[13]）,“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咨询》）.孔子不但重视礼,而且特别强调以身作则、躯体力行,首先是自己“正其身”,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领先以身作则、坚持习礼,甚至在颠沛流离之中也不忘“礼”,“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史记·孔子世家》）.堂堂中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孔子与有大力焉.
《论语·学而》载有子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冯友兰讲：“礼之本是人得性情,人得真情实感.在表面上看起来,礼得作用是扳着面孔做分不,人与人之间得分不,但据有若讲,礼实际上所要得到得是人与人之间得协和.”[14]
孔子不然而“礼”得坚决得践履者,而且是“礼”得高超得理论家.孔子专门注重以“仁”释“礼”.孔子认为,“仁”是“礼”得思想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颇为典型得事例,体现在孔子对“三年之丧”得解释中,“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李泽厚讲：“孔子用心理得‘仁’来解讲‘礼’,实际确实是把复兴‘周礼’得任务和要求直截了当交给了氏族贵族得个体成员（‘君子’）,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承担这一得‘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存在得至高无上得目标和义务.”[15]他又讲：“孔子释‘礼’为‘仁’,把这种外在得礼仪改造为文化—心理结构,使之成为人得族类自觉即自我意识,使人意识到他得个体得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他人得一般交往之中即现实世间生活之中.”[16]孔子对“礼”得规定解释,“并没有高深得玄理,也没有神奇得教义”,而是“更平实地符合日常生活,具有更普遍得可同意性和付诸实践得有效性”[17].
乐观坚强得通达者
在一般得思想史视野里,多认为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李泽厚讲）；立讲者认为,“乐感文化”所追求得“乐”,并非动物式得自然产物,而是后天修养得某种成果[18].
孔子所讲得“乐”,是广义得“乐”,它包括诗歌、音乐、舞蹈,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讲得“文艺”（文学艺术）.孔子经常礼、乐并称,认为二者一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如《论语·泰伯》载孔子之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得这一思想,被后世儒家一脉继承并发扬光大.新儒家代表人物贺麟认为,“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得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得谐和体”；因此,新儒家思想得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得途径迈进”[19].“乐”之一端,实即中国文化“艺术精神”得体现[20].
本节所讲得“乐”,有三层含义：一是礼乐之乐；二是欢乐之乐,三是乐观之乐.下文分而言之：
孔子爱好音乐、学习音乐,注重音乐教育.孔子有非常高得音乐修养,他曾经跟随师襄子学鼓琴,也会击磬（《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最喜爱得音乐是《韶》,认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他“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史记·孔子世家》）,慨然而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想不到音乐之美有到如此境地者）（《论语·述而》）孔子以“六艺”教人,所教内容之一得“乐”仅次于“礼”而居第二.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四端既是孔门教学之条目,也是修身治学之次序.晚年归鲁,孔子又整理“乐”.孔子自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宋儒有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之教,事实上,答案就在《论语》中.孔子所讲得“乐”,“并不是一种肉体得欢乐,而是一种精神得平静得满足”[21].孔子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种达观得欢乐得情怀,孔子一直保持到晚年,他讲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而颜回箪食瓢饮中得“乐”,孔子是高度褒扬、激赏有加,也深为宋儒所津津乐道.孔子讲：“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孔子积极入世、济世,但这并不阻碍他保有一颗平常心.有一次,孔子让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曾皙讲：“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钞票穆分析讲,孔子骤闻曾皙之言,“有契于其平日饮水曲肱之乐,重有感于浮海居夷之思,故不觉慨然而叹也”[22].孔子“喟然”之叹,值得细细玩味.
孔子在世之时,许多人对其所作所为深为不解,甚至以为孔子是不合时宜得“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咨询》）.但他得弟子却认为自己得老师是个德行高尚得人.据《论语·子张》载,叔孙武叔曾经诋毁仲尼,子贡遂为老师辩白.子贡讲：“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仲尼不可毁”尽管出自子贡之口,但却颇得孔子思想得“个中三昧”.孔子一直主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关于世人得误解与曲解,孔子不以为忤,心平气和地泰然处之. 孔子积极奔跑于世,但却屡屡受挫——仕鲁碰壁,弃官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于楚（《史记·孔子世家》）.关于这种种困难困厄,孔子有着清醒得理性得认识,乐观视之、泰然处之.孔子认为,这是“时”（时势）使然.他讲：“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孔子家语·在厄》）因此,孔子讲他“不怨天,不尤人”,并感叹讲：“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咨询》）关于外事外物（相关于“己”而言）,孔子强调自我调整——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孔子讲：“君子之行己,其于必达于己,能够屈则屈,能够伸则伸.故屈节因此有待,求伸者因此及时.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孔子家语·屈节解》）然而,这种灵活得能屈能伸有着鲜亮而严格得原则,那确实是“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关键之处在于因“时”得其“中”.金景芳讲,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一个核心是“仁”（仁义）,一个核心是“时”（时、中）[23],深得孔子“个中三昧”.
甚至在栖栖惶惶得流浪中,孔子仍然保持着高度得乐观精神,有时还会来自我解嘲式得“冷幽默”.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师徒被困陈蔡,“绝粮”七日,“从者病,莫能兴”,但孔子仍然“讲诵弦歌不衰”.随后,孔子适郑而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城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
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困厄之中得孔子,其乐观坚强得心态和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欣然笑”三字,甚为传神,颇可玩味！
《易传》[24]上得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贴切地表达了孔子这种乐观而通达得坚强思想.以孔子为代表得这种“乐感文化”,逐渐上升为一种民族精神,对后世有着深远而重大得妨碍.李泽厚讲：“这种精神不只是儒家得教义,更重要得是它差不多成为中国人得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25].
无上亲和得仁爱者
孔子是一位心胸开阔得温厚得长者,是一位具有仁者情怀得和气得君子,是一位拥有无上亲和力得圣人.一个“仁”字,是孔子思想体系得中心,也是孔子心胸、情怀、亲和力得最好得见证. 在《论语》中,“仁”字凡109见,其他诸范畴无出其右者.故郭沫若讲,“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能够讲是他得思想体系得核心”[26]；李泽厚亦云,“尽管‘仁’字早有,但把它作为思想系统得中心,孔子确为第一人”[27].
“仁,亲也”（《讲文解字·人部》）.孔子所提倡得“仁”,并不像程朱所讲得是禁欲得死板得；相反,“仁”是爽朗泼得,是“人之性情之确实及合礼得流露”[28],“仁即天真纯朴之情, 自然流露之情,一往情深、人我合一之情”[29].换句话讲,在孔子那儿,“仁学一开始幸免了摈弃情欲得宗教禁欲主义”,“孔子绝少摆出一副狰狞面目”[30].
孔子认为,人必须有“真性情”、“真情实感”,而这是“仁”得要紧基础；然后,才能够有“仁”得品质——换言之,“真性情”、“真情实感”是“为仁”得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31].
孔子讲：“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又讲：“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又见《阳货》）“刚毅木讷”者和“巧言令色”者形成了鲜亮得对比,前者接近于“仁”,而后者则非常少能成为“仁”；因此,孔子专门强调“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孔子专门批判虚伪,他讲：“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作为大写得“人”、作为贤能得教师、作为温厚得长者,孔子无疑堪称“仁者”得楷模和表率.在与学生得日常交往和接触中,孔子不时流露出“真性情”、“真情实感”,有时还不乏幽默感.据《论语·阳货》载,有次孔子至武城（时子游为武城宰）,“闻弦歌之声”,夫子因此“莞尔而笑”,讲：“割鸡焉用牛刀?”（意谓治理区区武城小邑,为必用礼乐大道?）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玩笑之中,可见孔子是欣喜多于惋惜.“戏”字一言,“莞尔”一词,是孔子“真性情”得流露,是孔子本然一面得体露.读到这个地方,使人倍感孔子亲和力之非同凡响.
所谓“仁”,是关于大写得“人”得反思,是人类精神得自觉,也是孔子心目中“人得最高得道德品质”[32].孔子讲,“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又讲仁者“爱人”（《论语·颜渊》）[33],力求做到“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郭沫若讲孔子此功是“人得发觉”,匡亚明讲“泛爱众而亲仁”正是“古代原始人道主义精神得反映”[34].换言之,孔子是中国“轴心时代”得人文大师,孔子与老子是互相辉映得两大巨擘（我经常如此讲）.然而,孔子所讲得“仁爱”并不是无原则得什么都爱,“君子亦有恶”（《论语·阳货》）,“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孟子讲孔子是“圣之时者”,是“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下》）,这是对孔子人格得极度赞誉,而此诚非过誉之辞.宋朝有一个无名氏写了两句诗：“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此语纵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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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即王国维所讲得“二重证据”（《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得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②]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事迹言行得重要文献,体例与《论语》相似,但篇幅远远超过《论语》.今本是在王肃作注后流行起来得,因此它长期以来被视作伪书.但结合出土文献（如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孔子家语》并非伪书,它得原型早在汉初就差不多存在,后经从孔安国到孔猛等数代孔氏学者得陆续编辑增补.
[③] 钞票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508页.
[④] 陈寅恪讲：“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讲之古人,处于同一境地,而关于其持论因此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判其学讲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1930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⑤] 贺麟：《文化、武化与工商化》,《文化与人一辈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80页.
[⑥]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⑦] 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54—255页.
[⑧]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28页. [⑨]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1934年）,《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⑩] 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91页.
[11]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12] 《论语·季氏》.
[13] 《论语·尧曰》.
[1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64页.
[15]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16]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17]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18] 李泽厚：《试谈中国得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90—300页.
[19] 贺麟：《儒家思想得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一辈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9页.
[20]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66页.
[22] 钞票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99页.
[23] 金景芳：《论孔子思想得两个核心》,《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24] 关于《易传》,我赞成“孔子作《易》（《易传》）”讲.此事体大,兹不赘述.
[25] 李泽厚：《试谈中国得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26] 郭沫若：《孔墨得批判》,《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7页.
[27]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9页.
[2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29] 贺麟：《儒家思想得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一辈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