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单片机职业发展规划

破解第一代浙商接班难题子承父业还是选择掌柜
家族企业的兴起是在中国经济体制剧烈变革、游戏规则不断变更的背景下产生的。

然而，在庞大的中国家族企业大军里面，如何解决接班的问题，几乎成为所有家族企业的头等大事。

浙商的第一代业主大都是在艰苦环境中靠自己的毅力和胆识打拼出来的，经过了市场经济的洗礼至今能屹立不倒的，一定有其过人之处。

而浙商第二代的成长环境则不同，他们大多在父辈们创造的优越环境中长大成人，没有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的经验。

他们都对父辈们的产业经营思路存在不同的看法，思想的斗争使他们更倾向于不接班而自主创业或者另谋职业。

本文试图从浙商与晋商、徽商的比较来思考浙商的接班问题。

浙商的接班难题
子承父业历来是浙商财富继承的首选。

但日前一项针对浙商的调查报告却显示，仅有约14.5%的企业家明确希望退休后由子女来掌管企业。

在极为敏感的接班人问题上，浙商所显示出的理性与开明之外或许还有几分无奈，因为一些企业家的子女并不愿意接班，甚至有人对接班持明显反感和拒绝的态度。

浙江有近40万家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制企业。

第一代创业者大的已有70来岁，一般的也有60多岁，年轻的也超过了50岁。

新生代浙商接班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必将在接下去的10年时间内成为浙商群体中的一个大潮，但拒绝接班现象正在浙商第二代中不断蔓延。

新生代中有的因为有自己的兴趣和发展计划，或者因为父辈的产业层次低，没有吸引力，不想考虑子承父业；浙商从传统的小作坊起步，很多中小企业仍然摆脱不了低层次发展的模式，这已经成为关系到这些企业传承的重要因素。

与老一辈浙商们相比，新生代浙商演绎着完全不同的创富神话。

他们不愿意像长辈那样从生产缝纫机、皮鞋开始慢慢积累财富。

他们更希望凭借自己的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使财富飙升。

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高新技术行业。

而老一代浙商创办的家族企业种种弊病和革除弊病所需要付出的勇气也使得一些新生代接班人望而却步。

比如混乱的财务体系、任人惟亲的用人制度、模糊的股权安排、苛刻的工资制度、恶劣的生产环境等等。

也有一些新生代浙商追求高格调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工作应该是一件惬意的事，工作的氛围应该充满文化气息，他们不愿像父辈们那样天天泡在商铺里忙碌，而且每天做着几乎同样的事情。

这在他们眼里简直无法想象。

家族企业的兴起是在中国经济体制剧烈变革、游戏规则不断变更的背景下产生的。

家族式企业以其特有的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步发展壮大，也被认为是最有普遍意义的企业类型。

然而，在庞大的中国家族企业大军里面，如何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几乎成为所有这些家族企业的头等大事。

浙商的第一代业主大都是在艰苦的环境中靠着自己的毅力和胆识打拼出来的，经过了市场经济的洗礼，至今能屹立不倒的一定有其过人之处。

而浙商第二代的成长环境则不同，他们大多在父辈们创造的优越环境中长大成人，他们没有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的经验，即使有不少人握有经济专业的本科、硕士甚至博士文凭，但大多是纸上谈兵。

他们都对父辈们的产业经营思路存在不同的看法，思想的斗争使他们更倾向于不接班而自主创业或者另谋职业。

浙商与晋商、徽商的比较
浙商吸收了晋商、徽商、潮商三大商帮的许多精华，比如晋商的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
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徽商仁义诚信的儒商文化；潮商的冒险精神和学习精神等等。

但浙商之所以能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

晋商、徽商是我国历史上两大成功的商帮，要分析浙商的接班问题，可以从晋商、徽商身上寻找一些借鉴的东西，而这离不开浙商、晋商、徽商历史和文化的比较。

浙商是近代才崛起的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浙商的历史却并不短暂。

在《史记》记载中，中国最早的大商人，也就是后代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公元前473年)就是战国时期越国的名臣。

而南宋时期浙中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提出义利并举的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上海口岸的开放更是为浙江商人提供了历史舞台。

以宁波商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对上海近代化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宁波商帮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留下了很大的影响。

甚至有人给予宁波商帮“无宁不成市”的评价。

现代宁波商帮更是涌现了船王包玉刚和香港董建华之父董浩云等代表。

而浙江商帮中又以宁波商帮最为著名。

兴盛于19世纪的宁波商帮被认为是继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

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而名闻遐迩。

除了宁波商帮以外，浙江许多地方都有着悠久的民间经商的历史。

在义乌，拨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时就已经兴盛。

而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种经商精神。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时期，温州、宁波、义乌、台州、永康等地的百姓却“顶风作案”，而一些地方的领导也对此“心知肚明”。

改革开放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在市场经济的商海中搏击的浙江企业家中，有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有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国企掌门人；有现代“儒商”和“资本玩家”，还有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知识型的企业家。

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浙商所固有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精神。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商人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最让人佩服。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则称赞：与其他沿海省份的人相比，浙江人能吃苦；与内地人相比，浙江人很灵活。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则感慨于浙江商人有比较强的市场意识；其次，浙商有着一股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他们永不满足。

他说：“在浙商眼里，没有办不成的事，而且还喜欢不断地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不等不靠，相信市场、相信自己，因此浙商的自立性比较强。

”
而经济学家焦新望则感叹：浙江人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即使是菜市场上卖菜的年轻人，也从未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经商、是在做经理，甚至有名片、有手机。

浙商在历史上是各大商帮的合作者和竞争者。

晋商与浙商交易丝、绸、茶、米；徽商东进苏杭而扬帆入海。

徽商代表胡雪岩又兼具浙商身份。

其代表作——胡庆余堂更是以历史见
证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

其末代传人冯根生在承继其老财东的经营思想的同时演绎了一曲现代浙商的诗篇。

总而言之，浙商吸收了以上三大商帮的许多精华。

首先，无论晋商、徽商，其本质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

浙商与晋商、徽商的第二个区别在于产业发展的能力。

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两大劲旅，但最终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

而徽商由于“官本位”的思想没有致力于产业投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江区域经济的基本特征即可概括为“簇群经济”。

这是以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为特征的产业经济。

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浙江商人。

近年来，浙江各地涌现了成百上千个专业生产的专业村、专业镇。

其中产值超亿元的特色产业区有500多个，而且，浙商群体正自觉地将打造“世界工厂”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晋商，泛指旧时的山西商人。

山西人自始善于经商，尤其在明清以后500年间，晋商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

当时流传着“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说法。

明清晋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雄踞徽商、湖商、粤商等十大商帮之首，长期执掌内外贸易之牛耳，盛极一时，以雄财善贾而饮誉海内外，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世界经济史学界也把晋商与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晋商创造如此辉煌的主要秘诀就是诚信经营。

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

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

“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

晋商笃信“和气生财”，高度重视各方面关系的和谐，包括财东与掌柜、伙计关系，同行同业关系，客户关系的和谐等等。

晋商票号很早就建立起严格的两权分离制度。

掌柜牗经理牘对商号资本和人事全权负责，财东牗董事长牘不加干涉。

财东只有首任掌柜的聘任权和分红权，下任掌柜由上任掌柜聘请。

掌柜一经聘用，财东则委以全权，掌柜则做到忠心事主。

掌柜对外代表商号，而财东则不能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不得指使号内人为自己办事、不得干预商号业务。

晋商与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与关照。

商号的友好合作伙伴，互称“相与”。

对待“相与”，必竭力维持，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

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

如民国初年包头双盛公财东杨老五欠复盛全白银六万两，无法偿还，杨老五给乔映霞磕了一个头，就算了事；大顺公绒毛店欠复盛公现洋一千元，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即算了结，等等。

这种恢宏气魄，影响深远。

晋商推崇高尚的商业道德，极力倡导良贾、善贾、诚贾的企业文化。

晋商各号均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奖惩条例，上至掌柜、管账，下至伙友、学徒，均受其节制。

无论是谁，只要忠于职守，有功于商号，均予奖酬或提拔重用。

对贪污挪用、嫖赌吸毒、营私舞弊、打架斗殴的，立即开除出号，而且其它商号也永不会录用。

因此商号的人一旦失足，遂为同行所耻、乡里所卑、亲人所指，从此失却营生，再业无门，更无颜回归故里。

故作弊即等于自毙，人人戎戒之。

在这一氛围长期熏陶之下，晋商逐步形成了人人洁身自好、努力任事，争做良贾、善贾、诚贾的企业文化。

晋商无论在何地经营，都要建立会馆，建立同乡会、行会，并由各商号经理轮流担任执
事，定期和不定期聚会，商量号事，制定行规，处理商务纠纷，协调商务活动。

晋商行会还具有组织市场公平交易、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团结教育商人、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等职能。

凡地方义举，像修桥、铺路、建寺、修庙，晋商无不解囊捐助，如大同九龙壁、华严寺、应县木塔、太原晋祠、苏州全晋会馆、昆明金殿、河南朱仙镇等等，到处都有晋商功德碑，杭州瘦西湖、个园等江南园林都是晋商的文化遗产，至于晋商的大小会馆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和欧亚诸国。

徽商兴起于明代，和晋商是当时闻名中国的两大商帮。

而相形之下，徽商因贾而好儒，具有比晋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流行声誉。

徽商之好儒，具体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经商过程中，二是因商富裕后。

在经商过程中，他们的好儒表现于自觉地用儒家思想来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讲求义利之道，见利思义；讲求信、诚的商业道德。

重然诺，守信用，以诚待人，以信接物。

因商富裕后，徽人的好儒表现为富而儒化，一是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二是注重振兴教育，为培养子弟业儒求仕；三是济困扶危乐施公利。

和晋商、徽商相比，浙商是“草根商人”。

有统计说，浙江民企100强里面，约有90%的老板出身于农民、工人、裁缝、修鞋匠等阶层，有人因此把他们叫做“草根浙商”、“小狗经济”。

浙江的这种经济形式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它的局限和隐忧就可以忽视。

现在浙江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不是缺钱的问题、不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而是经营者的素质问题、能不能上马新技术的产品、能不能将规模做到一定程度，在目前的家族企业的组织形式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板个人的知识水平、眼界以及对现代经济的掌握程度。

而接班人问题更是一个最为敏感、事关存亡的关键问题。

破解浙商接班难题
子承父业和选择职业经理人是目前浙商接班的两种主要方式。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不能说哪种方式更科学、哪种方式更合理，不同的产业模式、不同的经营方式、不同的股权结构、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着接班方式的选择。

而从历史看，晋商、徽商的接班方式也各有偏好。

晋商善用职业经理人，过去晋商票号中的“掌柜”就是现在的职业经理人。

晋商选择职业经理人接班是基于其严格的两权分离制度。

在家族企业经营上，职业经理人能很好地解决了其中经营权的问题。

徽商则更注重子女的教育培养，“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徽商子女从小就开始接受锻炼，以使其能尽早独当一面。

但晋商和徽商的接班方式又各有其利弊。

子承父业的“世袭”方式可以保障企业的所有权不落入外人的手中。

方太公司董事长茅理翔曾这样说过：“在中国信用缺失的经济环境中，要让那些创业者把经过多年拼搏创造出来的财富交给别人去打理，没有几个人放心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况且目前国内职业经理人制度尚未形成，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健全，外聘经理难度较大，还是觉得儿子比较放心。

”从这点上来看，将企业交给自己的子女直接去做能够使创业者比较放心自己的创业成果不会被别人轻易夺取。

子承父业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和企业的长远发展。

家族式企业的所有权归创业者所有，当子女继承后所有权就归子女所有，不管怎样，企业都是属于自己的企业，而不是别人的企业。

为自己的企业服务更有积极性、主动性，更能使经营者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和获得巨大的成就感。

而让子女
来经营企业也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达成共识。

家族企业中通常情况下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都是有着血缘、亲缘或姻缘关系的人来充当。

作为同一个家族的人，在企业发展目标、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上都比外人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家族企业中必定有一个家长式核心人物的存在，能够将家族中的各个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很强的凝聚力，在看法上、行动上达成共识、形成共同的奋斗目标。

但采取“世袭”的方式也有其不利于企业发展的一面：企业创始人的子女有可能没有能力担当经营管理一个庞大的企业，或者是其子女的兴趣根本就不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这样，如果是强迫他们去继承父业，担当重任，就有可能导致企业发展衰退，威胁到其生存。

而从外部经理人市场上选择职业经理人则不同。

职业经理人通常都是掌握了某领域的专业知识，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接受过专门的培训，因此，能够在经营管理一个企业时做到得心应手、随机应变，能够经受住企业风险的考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职业经理人应该更有资格担当起企业的接班人。

但由于企业不是自己的企业，职业经理人在经营管理企业的过程中，就很可能只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忽视了股东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和企业长远的发展，同股东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影响到企业今后的生存和发展。

所以在目前的环境下，浙商对选择接班方式应有理性的思考。

首先应从培养子女做起，有效地避免“逆向选择”难题。

除此之外，就要寻求职业经理人，尽可能优化委托代理合同。

而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用制度来管理企业，而不是以个人的力量来经营企业，则是一种必然趋势。

浙江同方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志平(诸暨籍)正面临企业传承的问题。

他的儿子正在南京大学读书，毕业以后准备到美国耶鲁大学继续深造。

朱志平表示，家族企业要做大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因此他同意他儿子的意见，“先在美国找个大型企业工作一段时间，至于以后回不回来，要看他自己的兴趣。

”“其实，不接班未必不好。

”朱志平说，家族企业的子女不愿回家继承家业，并不代表企业从此就衰亡了，反而企业可以借机分散股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这样可以使企业更好、更健康地永续发展。

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让子女继承创业的精神，而不是现有的产业和财富。

吸收晋商、徽商文化中的精华，从一种小家文化走向大家文化，建设优秀的浙商文化，是破解浙商接班难题的基础保证。

随着和谐社会的民主政治步伐不断提速，企业管理的对象不再是人，而是知识；公司进步的标准，不再是仅仅关注业绩，而是强调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的一个链条；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强调的是法制化与人性化的兼容。

对谁都公平，在哪里都公开，谁来做都如此，怎么做也不出格，越做心里越有底、脚下越有路——这是浙商企业接班的良药。

企业归根到底都是社会的，财富归根到底也是社会的。

基于这一点，由谁最后执掌企业并不是最重要的，谁有领导力、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能将企业做大做强，使企业永续经营，就让谁接班。

(赵林中)
在目前的环境下，浙商对选择接班方式应有理性的思考。

首先应从培养子女做起，有效地避免“逆向选择”难题。

除此之外，就要寻求职业经理人，尽可能优化委托代理合同。

而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用制度来管理企业，而不是以个人的力量来经营企业，则是一种必然趋势。

鲁冠球鲁伟鼎
被誉为常青树的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其接班人问题自然是各界关心的话题。

经过十几年的精心培养，儿子鲁伟鼎逐渐成熟。

鲁伟鼎的成熟，正
是一直扮演着培养者、合作者和导师角色的鲁冠球的成功。

而这个成功不仅仅对万向集团具有重要意义，也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第二代接班人正逐渐走向幕前，成为未来支撑中国经济的中流。

徐文荣徐永安
徐文荣现在的头衔是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会长，一心一意搞影视和旅游产业，工业经济这一块则交给了儿子徐永安。

虽然开始各界都担心小徐总能否撑起大局，但几年来徐永安的一系列动作正在消除这种担心。

“资本市场的快枪手”这一坊间美誉似乎也暗示了第二代接班人与父辈的些许区别。

苏增福苏显泽
苏显泽因为把父亲苏增福创立的苏泊尔集团“卖给”法国SEB而被推到公众的聚光灯下，虽然当时“卖锅事件”搞得沸沸扬扬，但苏显泽本身已经在这件事中显示出二代接班人的风格。

沈爱琴屠红燕
3年前沈爱琴正式对外称，决定把自己创立的万事利集团交给了二女儿屠红燕。

屠红燕在母亲的大树下正逐渐成长，但是否能真正担任起重任，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来源：中国企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