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剥夺情境状态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心理研究Psychological Research2024,17(2):113-120
金钱剥夺情境状态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谢思祎史冰
(中山大学心理系,广州510006)
摘要本研究通过4个实验来探讨金钱剥夺的情境状态对利他行为的影响及利他行为的情境和形式效应。

结果发现:(1)金钱剥夺情境下,个体做出更多利他行为,且这种行为变化是通过护面子意识而不是争面子意识的中介作用;(2)金钱剥夺个体在公开情境下会做出更多利他行为,而私人情境下该效应减弱;(3)金钱剥夺个体愿意做出更多非金钱的利他形式,而在金钱形式下该效应减弱。

关键词金钱剥夺;利他行为;护面子意识;公开情境;争面子意识
DOI10.19988/ki.issn.2095-1159.2024.02.003
1引言
金钱有多重象征意义,可象征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源、所处社会阶层等,如越有钱的人通常被认为社会阶层越高(Michael et al.,2015)。

金钱可让拥有者从社会体系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Zhou et
al.,2010)。

相较于金钱匮乏的人,金钱富足的人较少依赖他人,常依靠自己解决问题(Lammers et al., 2010)。

而在我们的文化里,社会资源、社会阶层等这些概念均与“面子”密切相关,即个体通过扮演他人认可的社会角色而获得社会地位或声誉(Hwang, 1987)。

拥有金钱可让人有“面子”。

给人“面子”意味承认该个体的成就和能力进而提升个体的地位或威望(翟学伟,2004)。

因此金钱被剥夺意味着“面子”受威胁,即威胁到与个体经济状况有关的地位型面子(施卓敏等,2012)。

研究表明,当面子受到威胁时,个体通过补偿行为来维护或获得面子,如道德受胁个体出于护面子需求偏好绿色生态产品(施卓敏,郑婉怡,2017)。

补偿行为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在无法直接补偿金钱时,金钱剥夺者倾向进行流动补偿(即在非金钱的其它领域做出改变)(Tesser,2001)。

具体而言,面子作为高层次的自我目标,通常包括两种内涵:“面”和“脸”。

“脸”与社会道德标准有关(Hu,1944),而“面”则与个体社会地位、社会认可的成就有关。

Shi 等人(201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面”为能力型、地位型和关系型三个类型。

前两类“面”均与个体收入即金钱状态有关。

当个体金钱剥夺时,无法实现较低层次的目标——
—“面”。

而基于流动补偿,将可通过另一较低层次目标——
—“脸”的实现来最终获得面子(Mandel et al.,2017)。

很多研究表明,“脸”与道德行为有关(Hu, 1944;施卓敏等,2012)。

道德型面子(即“脸”)涉及个体的道德品质,而利他行为是帮助他人行为,被视为体现高道德品质的行为(Batson&Powell, 2003)。

此外,研究发现利他行为具有竞争性优势(Hardy&Van,2006),有助于获取声望和面子(Barclay&Willer,2007;Shi et al.,2012; Willer,2009)。

如,有研究发现,尽管利他行为是一种为了他人利益而做出的“自我伤害式”行为(Wil⁃son,1975),但同时,利他行为因为通常需要利他者牺牲自己利益或与他人分享自己资源(Fehrler& Przepiorka,2013)进而体现出利他行为者的积极宜人品质(Dan et al.,2009),更能促进他人对利他者的接受、喜欢和尊重(Hardy&Van,2006)。

以往研究也表明,“脸”需要高的消费者表现出更强的利他倾向,例如,对含有正性道德信息广告宣传的奢侈品购买意愿更高(施卓敏等,2012)。

因而我们推测利他行为是获得道德型面子(即“脸”)的一个有效途径。

和“脸”关联的利他行为可以流动补偿金钱剥夺个体所缺失的面子。

以往研究还发现,面子意识(即维护和增加自己面子的期望;施卓敏等,2014)越高的消费者越可能感知到绿色产品包含的高社会价值以及可以改善自己公众形象,进而对绿色产品有更高的购买意愿(于春玲等,2019)。

因此提出假设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872189)、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9A1515012228)
通信作者:史冰,女,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Email:sh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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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研究
1:金钱剥夺个体(相对于未剥夺个体)会做出更多利他行为。

此外,研究者把面子意识分为护面子意识和争面子意识两种类型(张新安,2012)。

护面子意识是指个体避免将一些对自己形象不利的信息传递给他人的意识,通常与避免传递个体的负面印象有关;而争面子意识是指个体急切寻求社会地位和名誉的一种意识,有时带有一些炫耀的意味(施卓敏,2014;张新安,2012)。

如上所述,金钱剥夺者做出更多利他行为是要弥补金钱剥夺带来的面子受威胁或丢面子等负面影响。

考虑到“护面子意识”与他人对个体的负面评价紧密关联,因此我们推测,当个体金钱剥夺时,会产生更高的护面子意识而不是争面子意识,进而推动个体做出更多利他行为。

研究也表明,当个体看到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道德受胁情景时,个体会产生更高的护面子倾向,并增加对生态产品偏好,以缓解个体因道德受胁而产生的不适感(施卓敏,郑婉怡,2017)。

我们提出假设2:金钱剥夺个体做出的更多利他行为是受到护面子意识(而不是争面子意识)的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个体的利他行为受到情境的限制(Barclay,2004)。

面子与个体社会形象密切相关,而个体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与他人是否在场紧密相关。

当有他人在场即在公开情境时,做出利他行为有助于直接为自己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当无他人在场即私人情境时,有时即便做了利他行为也可能无法提升自己的社会形象。

故而相对于私人情境,利他行为带给个体的面子利益在公开情境里更突出。

现有研究也表明,相较于私人情境,在公开情境下,个体更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解决问题(Hardy&Van, 2006);当个体所付出的努力会被其他被试知晓时,个体愿意为慈善活动付出更多努力(Böhm& Regner,2013);当个体的消费决定和行为是公开时,想要获得名誉或良好形象的个体更愿意购买有益他人的绿色商品(Griskevicius et al.,2010)。

基于这些研究,我们提出假设3:公开情境下,金钱剥夺个体会比非剥夺个体做出更多利他行为,私人情境下该效应减弱。

此外,金钱剥夺者的利他行为效应还受利他形式影响。

研究发现,非金钱捐赠或礼物需要花费更多的私人时间和精力,有力地象征着个体友善、利他等特质(Kube et al.,2012);当人们想要表现得更加利他时,更愿意选择非金钱方式如付出更多时间或努力,而不是直接付出金钱(Ellingsen&Johan⁃nesson,2012);只有在捐赠者准备送一个不受他人期待的礼物时,才会更多地选择金钱形式(Holland et al.,2012)。

而友善的积极社会形象可以有效促使个体获得更高社会地位、名誉、面子等(费定舟等,2016)。

因而相对于金钱形式,个体通过非金钱形式的利他行为能最大程度获得声望及面子。

结合本文提出的流动性补偿理论,金钱剥夺者由于在金钱上较缺失,会更加不愿意直接在金钱上做出改变,如那些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会在不必要的商品或奢侈品上花费更少(Greve&Newspapers,2006)。

他们更愿意在非金钱的其他领域上做出改变从而进行相应的自我修复。

因而,结合已有研究以及考虑到金钱剥夺个体本身在金钱上的较缺失情况,提出假设4:金钱剥夺个体会比非剥夺个体做出更多的非金钱形式的利他行为,而在金钱形式的利他情境下,该效应减弱。

圆实验研究和数据分析
2.1实验1:金钱剥夺与利他行为的实验
2.1.1研究方法
本实验用于验证金钱剥夺者会做出更多利他行为(假设1)。

金钱剥夺的启动范式基于前测的结果,结合了消费购买的比较任务(Sharma&Alter, 2012)和前人的图片启动法(Hasford et al., 2017),具体流程为:(非)金钱剥夺组被试先观看三张附有购物情景描述的奢侈品(物美价廉的商品)图片。

为提高被试与文中人物购买力情况的可比较性,情景主人公设定为在校学生(Mandel et al., 2006)。

接着,金钱剥夺组被试回忆一个曾经很喜欢却不能买下某件商品的情景;非金钱剥夺组被试回忆一个过去购买某件物美价廉商品的情景。

为验证该启动范式的有效性,我们随机招募22名大学生进行前测。

在被试完成上述操纵任务后回答操纵检验问题:基于上述情景,你觉得,与你的同伴相比(1)你自己的经济状况;(2)你能够随心所欲地花费的能力;(3)你拥有的大部分物品(1=非常差,9=非常好;α=0.85)。

结果显示,金钱剥夺组被试(M剥夺=3.27, SD=0.93)的主观经济状态显著差于非金钱剥夺组被试(M非剥夺=4.64,SD=1.72;t(20)=-2.32,p=0.035, d=0.99,ηp2=0.20),操纵有效。

实验1采用单因素组间设计(金钱剥夺状态:金钱剥夺vs.非金钱剥夺)。

广东某高校的137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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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被随机分配到(非)金钱剥夺组(男性22名; M a ge=21.34岁,SD=2.35)。

被试先完成金钱剥夺的启动任务及操纵检验(同前测)。

接着,被试完成一项“米公益”任务。

在这项公益任务里,被试需要完成基于前人研究而设计的计算题任务(Böhm&Regn⁃er,2013),通过回答计算题来获得“米数”,每回答对一个题目,可获得100米;回答错,则获得50米,不回答,则没有米数。

获得的“米数”最终将捐赠给被试感兴趣的慈善项目,并且指导语中有特别提到:“我们将会以你的名义捐赠给这些慈善项目。

”为了防止题目难度对被试利他行为的影响,结合被试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我们最终将米公益任务中的计算题设定为4~5位数的加减法,如:8965+8653=?。

因变量为被试回答计算题的题目数。

随后,被试填写个人信息,并领取小礼物。

没有被试猜出实验目的。

2.1.2结果与分析
为了排除不同金钱状态下的被试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我们以被试回答数学题目的正确率作为认知能力指标。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金钱剥夺组被试(M金钱剥夺=74.09%,SD=32.04%)回答计算题的正确率与非金钱剥夺组被试(M非金钱剥夺=80.42%, SD=27.84%;t(51)=-1.24,p=0.22,d=0.21)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分析金钱剥夺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结果显示,金钱剥夺组被试(M金钱剥夺=15.95,SD=6.23)回答计算题的数目显著多于非金钱剥夺组被试(M非金钱剥夺=12.07,SD=6.83;t(51)= 3.47,p<0.01,d=0.59,ηp2=0.08),结果支持假设1。

2.2实验2:护面子意识的中介效应
2.2.1研究方法
实验2的目的是检验金钱剥夺个体比非剥夺者愿意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是受到护面子意识而不是争面子意识的中介作用(假设2)。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金钱剥夺状态:金钱剥夺vs.非金钱剥夺)被试间设计。

金钱剥夺的启动范式是基于客观剥夺法(Sharma et al.,2014)设计的股票模拟投资任务,我们通过兔展平台的H5页面设计生成股票购买链接。

被试使用20万元的虚拟金在链接上选购1~5支股票,进行为期一周投资,且20万元必须全部用完。

一个星期后,被试来到独立实验室。

为加强投资真实性,我们将链接中两支股票的近期股价走势图贴在知情同意书旁(Vohs et al.,2006)。

(非)金钱剥夺组被试看到股价下跌(上涨)的图片,接着被试被告知自己投资结果,(非)金钱剥夺组被试被告知资产下降一半(上涨一倍)。

在本实验中,操纵任务可能引起被试情绪的变化,我们也想探讨被试的情绪在金钱剥夺效应中的作用。

因此,被试完成金钱剥夺的启动任务后,需要先完成PANAS量表(精力充沛的,兴奋的,自豪的;α=0.83),接着按顺序完成两个利他任务。

被试先完成课堂情景任务,该任务基于Ames 等人(2006)的研究而设计。

被试需要设想一个情景:在自己的某一堂专业课上,由于老师讲解的知识点太难,以致全班大部分同学都不能理解。

被试需要回答,在这种情境下,自己愿意主动向老师要课件并分享给全班同学的意愿(1=非常不愿意;100=非常愿意)。

随后,被试完成鼠标点击捐赠任务(Böhm&
Regner,2013):请你在5分钟内尽可能快地点击鼠标,点击的总次数将被记录,并换算成人民币捐赠给慈善机构(前期访谈确定捐赠机构为被试熟悉且信任的某高校教育基金会),活动结束后,所有参与人的贡献将会进行排名与公示。

随后,被试需要完成操纵检验,条目均改编自实验1:(1)我觉得我的股票投资亏损严重;(2)我觉得自己损失了一些金钱;(3)我觉得自己的经济状况受到了一些亏损(α=0.95)。

面子意识量表包含两个维度:护面子意识分量表包括5个测量条目,争面子意识分量表包括6个测量条目(张新安,2012)。

在对面子量表的所有原始测量条目进行CFA分析后,我们保留了3条测量护面子意识的条目,分别是:(1)当谈及我的弱项时,我总希望转移话题;(2)即便我真的不懂,我也竭力避免让其他人觉得我很无知;(3)我尽量隐瞒我的缺陷而不让其他人知道(α=0.70)。

4条测量争面子意识的条目分别是:(1)我希望大家认为我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2)我希望自己在聊天时能说出别人不知道的事;(3)我很在乎别人对我的夸奖和称赞;(4)我很想让大家知道我认识一些头面人物(α=0.74)。

考虑到Roux等人的研究(2015)认为金钱缺乏者会出于竞争在公开场合利他,我们也测试了被试的自我提升(self-improvement)以检验自我提升是否有显著中介效应。

我们采用的是Allard等人(2015)的自我提升动机量表,共4个条目(我想要获得成功,我想要做得更好,我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我想要不断提升,α=0.92)。

最后,被试填写个人信息并领取小礼物。

没有被
谢思祎等:金钱剥夺情境状态对利他行为的影响115
心理研究
试准确猜出实验目的。

共69名广东某高校大学生被随机分配到各组,剔除一名怀疑模拟股票投资任务真实性的被试,共有被试68名(男性24名;M a g e= 20.12岁,SD=1.50)。

2.2.2结果与分析
操纵检验的结果显示,非金钱剥夺组被试(M非
剥夺=1.98,SD=1.18)的金钱剥夺感受不如金钱剥夺组被试的感受强烈(M剥夺=4.99,SD=1.27,t(66)= 10.13,p<0.001,d=2.46,ηp2=0.60),操纵有效。

接着分析金钱剥夺状态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金钱剥夺状态会影响个体的利他行为,具体而言,金钱剥夺者的助人意愿(M=62.94,SD=23.28)以及鼠标点击次数(M= 1312.27,SD=376.46)均显著高于非金钱剥夺者的助人意愿(M=40.00,SD=24.12;t(65)=3.96,p<0.001, d=0.97,ηp2=0.19)和点击次数(M=940.06,SD= 418.34;t(65)=3.80,p<0.001,d=0.94,ηp2=0.18),支持假设1。

接着我们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金钱剥夺状态不会影响个体的争面子意识,金钱剥夺者的争面子意识(M=4.73,SD=1.08)与非金钱剥夺者不存在显著差异(M=4.63,SD= 0.97;t(65)=0.39,p=0.70,d=0.10)。

然而,金钱剥夺状态影响个体的护面子意识,金钱剥夺者的护面子意识(M=4.25,SD=0.86)显著高于非金钱剥夺者(M= 3.63,SD=1.09;t(65)=2.64,p=0.01,d=0.63,ηp2= 0.09)。

我们将金钱剥夺编码为0,将非金钱剥夺编码为1,采用Bootstrap的方法,通过Hayes的模型4对课堂情景任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Preacher et al., 2007)。

结果显示,护面子意识的中介作用成立,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LLCI=-12.47,ULCI=-1.04)。

和假设2一致,金钱剥夺状态能显著负向影响个体的护面子意识(b=-0.57,SE=0.24,t(66)=-2.44,p< 0.05);护面子意识能显著正向预测被试的助人意愿(b=8.92,SE=2.87,t(66)=3.11,p<0.01)。

金钱剥夺状态与助人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b=-22.43,SE =6.08,t(66)=-3.69,p<0.001),且在控制了护面子意识的影响后,金钱剥夺状态与助人意愿之间的相关相对变弱(b=-17.82,SE=5.69,t(66)=-3.13,p< 0.01)。

我们同时把争面子意识和护面子意识作为中介变量放入模型4中(Preacher et al.,2007),结果表明,护面子意识的中介作用成立,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LLCI护面子=-11.73,ULCI护面子=-0.81);争面子意识的中介作用不成立,95%的置信区间包含0(LLCI争面子=-3.16,ULCI争面子=1.78)。

点击任务的结果也与课堂情景任务的结果一致,护面子意识的中介作用显著(LLCI=-231.30,ULCI=-19.84)。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金钱剥夺状态对个体的自我提升动机没有显著影响,金钱剥夺者的自我提升动机水平(M=6.15,SD=0.74)与非金钱剥夺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M=5.86,SD=0.95;t(65)=1.42,p= 0.16,d=0.34,ηp2=0.03)。

采用Bootstrap的方法,通过Hayes的模型4对课堂情景任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Preacher et al.,2007)。

结果显示,自我提升动机的中介作用不成立,95%的置信区间包含0(LLCI=-6.20,ULCI=0.54)。

在点击任务中做相同的中介检验,结果也一样,自我提升动机的中介作用仍然不成立,95%的置信区间包含0(LLCI=-85.92,ULCI= 13.76)。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金钱剥夺状态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积极情绪,金钱剥夺者的积极情绪(M=3.34,SD=0.82)显著低于非金钱剥夺者(M= 4.81,SD=1.10;t(65)=-6.23,p<0.001,d=1.52,ηp2=0.36)。

采用Bootstrap的方法,通过Hayes的模型4对课堂情景任务进行情绪的中介效应检验(Preacher et al.,2007)。

结果显示,情绪的中介作用不成立,95%的置信区间包含0(LLCI=-9.95,ULCI=10.20)。

在点击任务中做相同的中介检验,结果也一样,情绪的中介作用仍然不成立,95%的置信区间包含0(LLCI= -310.20,ULCI=34.47)。

2.3实验3:利他情境对利他行为的调节
2.3.1研究方法
本实验用于验证金钱剥夺者在公开情境下会做出更多利他行为,而在私人情境下该效应削弱(假设3)。

金钱剥夺的启动范式与实验1相同。

本实验采用2(金钱剥夺状态:金钱剥夺vs.非金钱剥夺)×2 (利他行为情境:私人vs.公开)被试间设计。

137名广东某高校大学生被随机分配到各组(男性46名; M a ge=19.84岁,SD=1.93)。

被试先完成金钱剥夺的启动任务(同实验1)。

接着,被试完成鼠标点击捐赠任务,任务要求与实验2相同,被试在五分钟内点击鼠标的总次数将被换算成人民币捐赠给慈善机构。

利他行为情境的启动通过改变点击任务的指导语来实现(Böhm&Reg⁃ner,2013):公开情境组被试的指导语与实验2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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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私人情境组被试则被告知捐赠情况将会绝对保密。

为提高被试配合度,我们设置“提前退出”按钮:被试可在任务开始的1分钟后自由选择继续或退出本任务。

考虑到不同个体的社会价值倾向是有区别的,有的个体在做决策时会习惯性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因而我们测量了个体的无私主义倾向(α=0.71;
Bachar et al.,2010),并在分析中作为控制变量。

最后,被试填写个人信息并领取小礼物。

没有被试准确猜出实验目的。

2.3.2结果与分析
以金钱剥夺状态和情境为自变量,总点击次数为因变量,无私倾向为控制变量进行2x2ANCOVA 分析,发现金钱剥夺主效应不显著,F(1,133)=1.19, p=0.28,即不考虑利他行为的情境,总体而言,金钱剥夺者的点击次数与非金钱剥夺者的点击次数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利他情境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 (1,133)=2.88,p=0.092,即不考虑金钱剥夺状态,总体而言,被试在公开情境下的点击次数(M= 1110.51,SD=451.25)多于私人情境下的点击次数(M=953.98,SD=473.95)。

更重要的是,金钱剥夺和利他情境的交互作用显著,F(1,133)=5.70,p=0.018,ηp2=0.04。

在公开情境下,金钱剥夺组被试(M=1221.92,SD=66.72)点击鼠标的总次数显著多于非金钱剥夺组被试(M= 947.98,SD=3.08;F(1,133)=6.62,p=0.011,ηp2= 0.05);而在私人情境下,两组被试点击鼠标的总次数不存在显著差异(M剥夺=900.06,SD剥夺=81.79;M非剥夺=1001.42,SD非剥夺=82.62;F(1,133)=0.76,p= 0.39),支持假设3。

不加入无私倾向为控制变量进行ANOVA分析,结果没有改变。

2.4实验4:利他形式对利他行为的调节
2.4.1研究方法
实验4的目的是检验金钱剥夺者是否更愿意采取非金钱形式的利他行为。

本实验采用2(金钱剥夺状态:金钱剥夺vs.非金钱剥夺)×2(利他行为的形式:金钱vs.非金钱)混合设计,利他行为的形式为被试内变量。

57名广东某高校大学生参与实验,剔除一名没有认真阅读指导语的被试后(问卷中设有检测题:我有认真阅读指导语),共有有效数据56份(男性12名;M ag e=19.90岁,SD=1.58)。

其中,个别被试由于未能完成规定任务,造成点击任务等数据的缺失,最终点击任务有效数据为53份。

本实验采用了两个金钱剥夺的启动范式,被试先完成模拟股票投资任务(同实验2)。

为加强启动效果,被试接着完成组句任务(Vohs et al.,2006):从给出的5个词语中选择4个并重新排序,使之成为一个完整句子,每人完成5个句子。

接着被试阅读指导语并完成鼠标点击任务(采用实验2的指导语)。

随后被试完成涉及利他还是利己的独裁者决策任务(Hoffman et al.,1996)。

在这个任务里,被试被告知要和(实际为虚拟的)另一同伴一起完成这个任务:两人共有10元,被试被随机指定为决策者(决定如何分配10元)或接受者(只能接受决策者的决定),任务一共三轮。

前两轮是练习阶段,被试分别被指定为决策者和接受者各一次。

为增强同伴的真实性及强调情境的公开性,当被试被指定为接受者时,我们设定5000ms的等待时间,随后呈现同伴决定的分配金额(0~10元随机)。

第三轮中,所有被试均被指定为决策者,其数据被纳入最后分析。

最后,被试填写问卷并领取被试费15元。

操纵检验的问题与实验2相同(α=0.98)。

2.4.2结果与分析
操纵检验的结果显示,非金钱剥夺组被试(M非剥夺= 1.40,SD=0.54)的金钱剥夺感受不如金钱剥夺组被试强烈(M剥夺=5.45,SD=1.77,t(54)=11.60,p<0.001, d=3.10,ηp2=0.71),表明操纵有效。

为了检验利他形式的效应,我们首先分析鼠标点击捐赠任务中的金钱剥夺效应,鼠标点击任务涉及付出鼠标点击努力的利他形式。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金钱剥夺组被试点击鼠标的总次数(M剥夺=1007.46,SD剥夺= 516.26)显著多于非金钱剥夺组(M非剥夺=737.36, SD非剥夺=404.60;t(51)=2.13,p=0.038,d=0.58,ηp2= 0.08)。

接着分析独裁者任务的金钱剥夺效应,独裁者任务涉及分配金额给同伴的利他形式。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金钱剥夺和非剥夺组分配给他人的金额没有显著差异(M剥夺=4.64,SD剥夺=1.95; M非剥夺=4.79,SD非剥夺=1.66;t(54)=-.30,p=0.77,d= 0.08,ηp2=0.002)。

接着,借鉴Meng等人(1992)提出的比较两个相关的相关系数的方法,我们通过检验点击任务中的金钱剥夺效应是否显著大于独裁者任务来分析利他形式的作用。

根据金钱剥夺(X)、点击次数(Y1)与分配金额(Y2)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r xy1=-0.282,r xy2=0.065,r y1y2=-0.194,最终求得:Z=-1.61, p=0.05(单侧检验),即鼠标点击捐赠任务中的金钱剥夺效应(r xy1=-0.28)显著大于独裁者任务中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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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剥夺效应(r xy2=0.065),支持假设4。

猿研究讨论与局限
本文通过不同的操纵范式和利他任务,用严谨的4个实验探讨了金钱剥夺情境状态对利他行为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并进一步研究其边界条件。

本研究结果发现金钱剥夺个体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证明了金钱剥夺情境状态损害个体面子,进而促进利他行为的内在机制。

这一研究结论与Piff等人(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的金钱剥夺情境状态与笼统的社会比较不同(李静,郭永玉, 2010),是指相较于情境中某一显著的特定比较标准而言,个体感知到自己在金钱资源上的不足而产生一种财务状况较差的心理状态(Sharma&Alter, 2012)。

因而本研究的“穷大方”现象与郑晓莹等(2015)的“达则兼济天下”有所差别,进一步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结合被试群体的中国文化背景以及面子在崇尚“关系自我”的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Hwang,1987),本研究通过比较护面子意识和争面子意识的中介作用,发现护面子意识中介了金钱剥夺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说明,中国被试群体更倾向于使用自我保护防御策略。

此外,本研究发现金钱剥夺者的更多利他行为存在于公开情境下;而在私人情境下,金钱剥夺者并没有比非剥夺者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

这一结果与Roux等人(2015)的研究结果部分一致,即无论是金钱剥夺还是资源匮乏个体,他们都愿意在公开情境下做出更多利他行为。

但Roux等人的研究表明,被唤起资源匮乏概念的个体(相较于没有被唤起资源匮乏概念的个体)在私人情境下会更加不愿意捐钱。

我们认为,这种结果验证了Roux(2015)提出的竞争机制,即在竞争倾向的驱动下,资源匮乏的个体在私人情境下会表现得更加自私而在公开情境下则表现得利他。

在本研究里,基于护面子的驱动,而不是出于与他人的竞争,金钱剥夺的个体会更多地表现出利他行为。

即便是私人情境下的利他行为不能直接为个体带来面子的社会收益,个体可能也需要顾虑自己内心对面子需求而不会表现得比非金钱剥夺者更加自私。

本研究还发现,相较于金钱的利他形式,金钱剥夺个体更倾向于采取非金钱的利他形式(如:付出努力)。

前人研究探讨了公开贡献、性别等因素对个体利他行为的影响(Böhm&Regner,2013)。

本研究在验证公开情境对利他行为激励作用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人们暂时的金钱剥夺状态及利他形式(金钱和非金钱)对个体利他行为的影响,为利他行为领域的研究做出一定贡献。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方面,研究结论对公益活动的组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公益活动的策划者可以利用不同的外界环境条件,来提高个体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

由于金钱剥夺个体会更愿意在公开的场合下做出利他行为,并且更愿意采取付出努力或时间的方式,所以推广公益活动的策划者可以根据目标群体的具体特征来制作宣传文案以及选定广告发布时间等。

其次,企业管理者也可以从本研究结果中获得一些启发,以激励员工更多地为企业做贡献,可以采取短时情境性地引起职工金钱缺失感等策略。

如果企业能公开每个员工为公司收益做出的努力,或者对贡献最多的几个员工进行公开表扬,将会更有效。

另一方面,对于消费者个体而言,本文也为个体更好的社会适应提供了参考。

当个体受到金钱剥夺的时候(如:丢失钱包,被偷盗等),在公开的场合做出利他行为也是个体调整和恢复自身良好心理状态的一个有效适应方式。

而做出利他行为,也不一定要损耗自己本已缺失的金钱,为他人的利益付出自己的时间或努力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如:参与大型义务志愿者活动等)。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

首先,本研究的被试都是来自中国文化,未来可以在崇尚面子的其它东方文化群体中探究是否存在类似行为模式或继续探讨其他影响金钱剥夺效应的因素。

其次,本研究仅探讨了金钱剥夺者的流动性补偿行为,但是补偿的方式有很多种,如直接解决、象征性自我完善,以及逃避等(Mandel et al.,2017)。

未来可深入探讨金钱剥夺者补偿方式的灵活性及有关具体情境。

再次,本研究测试了金钱剥夺后的情绪变化是否会对利他行为具有中介效应,结果发现积极情绪的变化不会中介该效应。

考虑到金钱剥夺可能涉及的上行比较及相应可能引起的负面情绪如嫉妒,今后研究可再聚焦负面情绪包括嫉妒情绪中介机制的直接检验。

参考文献
丁倩,唐云,魏华,张永欣,周宗奎.(2018).相对剥夺感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