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版高二历史选修1_学术观点：在20世纪以前的800多年中,对王安石的主流评价

学术观点：在20世纪以前的800多年中，对王安石的主流评价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及思想家评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最为主要的观点，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并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而这个观点的出笼恰恰是与南宋初期的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北宋末年，女真族贵族建立的金政权灭辽之后，又发动灭亡北宋的战争，宋徽宗不敢承担历史的责任，匆忙让位于宋钦宗。

宋钦宗为了挽救危局，争取人心，首先贬窜祸国殃民的蔡京集团。

因为蔡京不仅营私舞弊，贪污腐化，残害忠良，而且自称是王安石的弟子，打着王安石的改革旗号继续进行所谓的“改革”，所以后来人们在检讨造成北宋危亡的原因，以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历史罪责时，自然就把责任推到了王安石身上，认为王安石是历史的罪人，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

在宋明史书中，王安石经常被描述为北宋亡国的元凶，这种观点几乎成为官方定论，并被社会普遍接受，如编于南宋后定于明代的话本小说《拗相关》就是以“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为基准，把王安石描绘成为一个祸国殃民、刚愎自负、不近人情的佞臣。

尽管自南宋以来，王安石“受谤七百有余年”，但其中间也有为其辩诬鸣怨，给予王安石个人品质以高度评价。

清人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是晚清以前为王安石辩诬的代表作，影响很大。

另外，王安石不论受到何种的非议或诬谤，在他的江西老家，人们还是以出了像他这样一位“乡贤”而感到自豪。

乡人们不仅延绵不断地为他供祀香火，而且勇敢地站出来，为历史不公的评价鸣不平，为他所受的历史冤屈辩诬正名。

如著名学者陆九渊、吴澄、虞集、章衮、陈汝锜、李绂、蔡上翔、杨希闵均是江西临川人，王安石的同乡，他们对王安石的褒扬，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

龚自珍是19世纪前期开先风的思想家，面对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他指陈时弊，倡言“更法”推崇王安石，认为只有像王安石那样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国家才有希望。

进入20世纪以后，人们开始运用近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

梁启超1908年出版的《王荆公》一书是20世纪上半期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大的著作，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自南宋以降至元明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一直以否定性评价为主流，直到此书出版才改变了南宋初以来的这种
局面，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给王安石及其变法以全新的评价，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总之，“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

”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遵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后20年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最高理想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

因而建国之初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在城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由私有制改变成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形式，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上，通过打击、镇压和改造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称不劳而获的阶级和建立防止贫富两极化的均富机制，实现社会平等。

如在城镇工矿企业实行低工资、多就业、低消费型的均富模式，在乡村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这样的社会氛围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即表现在：五六十年代研究者对王安石的“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给以充分的肯定和称赞，甚至把是否坚持“摧抑兼并”看作是熙宁与元丰以后变法性质变化的路标，并以此衡量变法的进步与倒退。

及至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私有制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社会生活观念也由嫉富、抑富转向羡富、扬富，理论界则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种种弊端进行抨击和反思，这些变化也在悄悄影响研究者对王安石的“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变法思想进行新的思考，集中在两点：一是对王安石试图通过“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来达到“摧抑兼并”的作法提出批评，认为摧抑兼并实质上是国家运用政权力量来排斥一般兼并而自为兼并。

有人认为，经济政策上的倒退，最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强权干预；变法扩大了封建国家赢利性经营规模，官营经济体系发达，对民间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

二是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措施，不仅没能摧抑兼并，而且加重了贫民的经济负担。

这些新思考的背后显然打着很深的时代印记。

学术界围绕王安石变法是否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变法企图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把国民经济纳入商品、货币的轨道上来，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而商业活动需要排除一些障碍，因此顺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变法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使很多重要城市商业的正常发展受到了严重打击，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

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的消长，也直接影响着王安石变法研究评价标准的变动。

20世纪50～70年代，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是判断历史问题的基本准绳。

因此，王安石变法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便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虽然论者的观点、立场不尽相同，但“中小地主进步论”是这一时期评议王安石变法的主流看法，即：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代表了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广泛利益，同时更多地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

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代表了大地主、大官僚等顽固反动势力的利益，他们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前进，这是对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阶级斗争学说退出历史评价的主导价值体系，王安石变法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新动向，即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争不再是阶级路线之争，而是政策性的分歧。

王安石与司马光治国的方法都主张变，实际上都是变法派，只是变法的主张、方针、政策不同，因而出现两种政治集团；在变法目的上，司马光提出的“富国安民”与王安石提出的“富国强兵”在实质上没有区别；两人之所以由挚友变成政敌，是因为两人的理财主张不同，司马光的理财方式在于节流，不主开源；王安石的理财方针在于开源，不主节流。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始终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变法中最受关注的问题。

虽然在三四十年代已有多种意见，但是一般多把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阶级利益的冲突和缺乏广泛的阶级基础。

五六十年代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把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变法派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二是大地主集团反动势力的强大。

进入80年代以后，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观点受到冷遇，不仅有专文对“人民群众是王安石变法成败的决定因素”、“保守派大官
僚大地主的反对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决定因素”两个“史学界流行的看法”提出商榷，而且讨论变法失败的原因大都转向从变法措施自身存在的弊端，变法过程中出现的蜕变以及王安石的个人品质去寻找。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邓广铭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中删去了1975年版《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的开首章节“北宋建国百年内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只将少部分写入后面章节，这大致反映了邓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一种反思。

邓先生对这个问题的修改，表明他不再坚持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的观点。

近年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更加深入，空洞的宏论越来越少，细致深入的分析越来越多；笼统的肯定或否定已不多见，对变法具体措施的个案研究日益成为学者所重视。

总之，学术界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评价越来越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