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及政府信任动态研究_卢克_基尔

社会资本及政府信任动态研究［美］卢克·基尔著蒋林章莉译《美国政治学杂志》2007年第2期刊登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卢克·基尔(Luke Keele)题为《社会资本及政府信任动态研究》的文章。

该文指出，对政府的信任反映了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国会和经济的表现。

近年来，美国政府的绩效虽有所改善，但对政府的信任却再也无法恢复到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

其中，社会资本是导致政府信任度低迷的重要因素。

因此，我们需要从宏观角度去评估政府绩效及社会资本对政府信任的相对影响。

本文的分析基于宏观层面的数据，旨在采集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在不同时期的波动变量，并通过比照来解释信任的宏观变化。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绩效和社会资本两者对政府信任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在过去40年里，社会资本是导致政府信任下降的主要因素。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对美国政府的信任急剧下降，跌幅超过了三成。

人们只看到了信任的陡然下降，但若追问信任下降是如何发生的、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以及信任是如何随着时间变化的，答案就没那么确定了。

显然，美国公民一直以来比较喜欢通过政府的近期表现来评判政府的可信任度。

也就是说，个人关注着总统、国会和经济的表现情况，据此来相应地调整自己对政府的信任度。

然而，即便政府绩效有所提高，政府信任却无力反弹，因此有人开始怀疑，是否还有某种更深层次的过程在影响着信任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社会资本也许就是导致信任随着时间变化的另一种更广泛的进程。

在这里，信任不是体现公众如何评价政治领导人的，而是公众参与公民生活的程度以及在公民活动中产生的对于信任和互惠的态度的结果。

如果公民从公民生活和对社会互惠关系的体验中脱离出来，他们也就无法信任控制着政治生活的各种制度了。

在美国政治中信任度正遭遇显著下滑－－这一宏观现实正是我们关注本话题的主要动机。

因此，我们有必要评估不同时期政府绩效和社会资本对信任的相对促进作用。

此外，由于该研究问题在本质上具有时间属性，因此在研究设计过程中，分析层面的选择就十分关键。

当我们追问为何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信任政府时，我们对信任的大部分了解其实来自微观层面的理论和横向统计分析。

然而，如果我们想知道信任为什么会随着时间而下滑，我们就必须从跨时间的角度来分析信任。

这就需要一种使用总合数据的宏观层面的研究设计。

宏观层面的研究设计还有另一个优点，即它能够使我们充分理解—76—信任的时间属性。

一些学者认为，战后信任的下滑实属正常，因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公众特别乐观。

而本文的研究目的不仅是要探索信任下滑的原因，而且要解释信任到底为何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同时，宏观层面的研究设计也为评估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的相对影响力提供了额外的手段。

虽然在过去被忽视了，但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这两项解释因子都对信任的时间性动态变化有着显著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期待经过多长时间信任就会随着其因果影响因子发生变化。

例如，假如信任会随着社会资本的减少而下滑，那么信任的反应则不会十分快速，而是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逐渐显现。

相反，如果信任会对政府绩效作出反应，那么这种反应应该是即时的。

宏观层面的研究设计可以帮助我们检测信任变化中不同时间的发展动态。

此外，信任下滑的影响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显而易见的是，信任对于政治领导层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没有信任，领导者就无法在不诉诸强力的情况下获取公民的服从，无法制定持久的决策，也无法为集体行动获取所需的资源。

简言之，信任为政治领导人的成功创造了必要的环境。

在提出宏观角度的预设前，本文首先要回顾一下已被人们所接受的信任的微观基础。

我们已知（和未知）的政府信任迄今为止，围绕对政府的信任这一课题已展开过大量的研究。

最早的文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政治学家试图解释信任第一次大幅下滑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初，信任再次跌入新的低谷，新的研究成果也随之大量涌现。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能否找出一些导致信任随着时间波动的原因呢？政治领导人的表现和公众对政府绩效的看法往往被认作是信任变化的潜在先兆。

而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则通常被看作是决定信任的首要因素：如果公众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不满意，便会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而一旦出现经济繁荣，信任也会随即上升。

现任领导人的行动和关于政府机构的评价对信任水平的影响同样至关重要。

具体说来，国会和总统的行为会决定性地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国会和总统的行为在各种丑闻中曝光，因此报道丑闻的媒体也是影响国家信任水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犯罪率也是导致信任缺失的另一个因素。

此外，本人近期的研究表明，政府绩效对信任的影响力还与对政治进程的评价相关。

虽然关于该项研究的文献数量十分庞大，但是它们的研究结果却可以很容易地被概括为：信任水平反映了政府绩效。

国会和总统的表现，尤其他们在管理经济、控制犯罪率及避免丑闻方面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众信任或不信任政府。

因此，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政府绩效的各个方面都对人们如何看待信任起着重要作用。

大致浏览一下以上研究成果后可以发现，在宏大的社会和文化发展趋势中，还有某些其他因素也在影响着信任。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或许也是一种影响信任的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

社会资本包括公民参与和公民信任的态度。

社会资本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民受教育程度、降低犯罪率和改善政府绩效都起着重要作用。

早期许多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都是针对团体和个人的，而近年来其研究焦点已转向社会资本下滑带来的影响。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信任不仅反映公民活动，而且反映公民活动参与者在公民生活中所获得的社会信任的态度。

因此，我们可以说，除政府绩效外，社会资本也是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

但是关于社会资本与信任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大量存在。

现在我们所掌握的实证证据极少，并且只是一些微观层面的数据，根本—86—无法证明这两个概念之间是否存在跨时间的协方差。

再者，简·曼斯布里奇（Jane M. Mansbridge）认为，关于志愿者群体的调查结果和信任的波动情况并不一致。

最后，社会资本和对政府的信任都体现了信任的态度，因而对政府的信任在因果关系方面可能是先于社会资本产生的。

重要的是，假若社会资本是信任产生的前因，那么已知的政府绩效对信任产生的边际影响力可能微乎其微。

然而，还有一种可能性同样也符合事实：虽然政府绩效的影响力证据确凿，但一旦我们解释信任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协方差时，其影响力便削弱了。

又或者，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对信任都分别有着一定的影响。

但目前谁又能说得准呢？因此，关于对政府的信任及其产生的原因，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接下来，本文将提出一种宏观层面的理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三个概念之间的结构关系。

信任与政府绩效首先来看一个关于信任和政府绩效的简单的个体层面的理论。

在这个理论中，信任和政府绩效之间的联系建立在民主代表制和问责制这两个基本概念之上。

我认为，每位公民在一种隐性契约下将决策权赋予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后者将致力于实现良好政策的目标、维护和平并妥善管理经济。

当选民评判一个政治家是否达到他或她的期望时，信任在其中发挥着一定作用。

从批判的角度来看，信任的日常性定义包括了信任在对政治家的评价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根据一个人的性格和能力是否靠得住的证据来判断是否相信这个人。

关于信任的这种定义也完全可以推广到选民和现任的政治家身上。

如果选民能够找到证据证明某位政治家拥有正直的品质和良好的能力来满足他或她的期望，那么选民就会选择相信这位政治家。

因此，为了赢得选民的信任，政治家必须表现出有能力实现其选举时设定的目标。

这意味着，微观层面的信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简单的绩效评估之上的。

良好的绩效是体现政治家能力的有效证据，因此它可以提高信任度；而不佳的绩效则会使信任下滑，因为它凸显了政治家的无能。

跨时间的信任和政府绩效个体基于政府绩效作出是否对其信任的决定，然而其意义却在宏观层面上显现出来。

倘若信任是政府绩效的产物，那么信任对绩效的反应一定是随着时间而产生的。

我们关注的绩效的变化是跨时间的。

那么，令人感兴趣的是，政府绩效从一个时间点到另一个时间点的变化是否会引起信任随着时间而变化呢？在所有微观层面的分析中，政府绩效都是不变的，我们所观察到的变化源自不同的选民对绩效的误解。

如此一来，政府绩效和信任之间任何的横向协方差都是因认知错误而被"污染"的，而我们必须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它。

鉴于对信任和绩效之间跨时间的关系的兴趣，关于信任的绩效理论带来了两种经验上的预期结果。

首先，如果信任是政府绩效作用的结果，那么了解过去的政府绩效就能帮助我们根据信任自身的历史更好地对信任作出预期。

第二，若信任会对绩效的波动作出反应（这是一种因政府行为而发生波动的信息流），那么，宏观层面上的信任应该随着政府绩效表现出短期动荡的现象。

因此，信任应该体现政府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的过失和获得的成功。

根据政府绩效理论，这就形成了对信任的动态性预期：信任中的某些构成因素会随着政府绩效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政府绩效的研究文献都是一般性的研究。

在更加具体地考察绩效时，我们或许会认为，国会和总统的表—96—现是政府绩效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国会和总统是由选民选举出来并服务于选民利益的。

具体说来，它们担当着经济繁荣的责任。

而丑闻和高犯罪率是政府运转失败的显著迹象。

当然，这一切都与我们在有关信任的文献中看到的不谋而合。

因此，某一部分的信任应该与总统和国会的政策得失步调一致，并及时反映两者的成败。

接下来，我将转而探讨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公众参与公民生活的更加隐蔽的过程对信任也会产生重要但不同的影响。

社会资本和对政府的信任社会资本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被认为对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

社会资本是指共同体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及人际信任。

具体来说，社会资本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指共同体、州或国家中公民参与的水平；第二个方面是指人际信任，或是相信他人具有善良意志的意愿。

参与公民活动的公民接触了更多人，并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学习相互信任。

社会资本的各个方面都有助于提高政府的信任水平。

社会资本与对政府的信任之间的关系的微观基础十分牢固。

在这里我将简要地回顾一下。

很多公民活动都与参与政府或参与一些试图影响政府的团体相关。

参与这些公民活动意味着公民期望拥有某种带来社会变革或者通过既有的政治进程实现政治控制的机会。

而不参与公民活动的公民则很有可能会感觉缺乏政治影响力，这会导致公民的无力感，从而助长对政治领袖和社会领袖、政府机构甚至对整个体制的犬儒主义倾向和不信任。

因此，脱离公民活动的公民对政府领导人和政府机构往往持有一种敌对情绪。

此外，公众活动能够让人学会相互信任，而人际信任水平低的个人通常也不会相信他人和政府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