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思考

我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思考丁双平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始，各种类型的出版机构纷纷参与古籍图书出版，使得古籍图书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

古籍图书品种的重叠阻碍了古籍出版的发展。

时至今日，古籍出版热退潮，古籍图书市场萎缩，专业古籍出版社举步维艰。

加之，中国加入WTO，海外出版机构的进入指日可待，传统的古籍图书出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面对这些严酷的现实，许多古籍出版从业人员感到迷惘。

那么，古籍社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古籍出版的出路何在?下面，我想就古籍出版前景、对策及岳麓书社近期运作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古籍出版的前景不管现代化发展到何种阶段，古籍出版都有它的一席之地。

透过古籍出版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籍出版的前景是光明的，未来社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现代技术的支持，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样也是构建未来思想体系的强有力的支柱。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印证这一点：(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古籍资源是古籍出版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

从甲骨文开始，即孕育了中国古籍出版的最早资源。

经过先人千年的辛勤努力，我国古籍资源浩如烟海、汗牛充栋。

据不完全统计，流传至今的古籍大致有18万种，而历来为人们所常用的古籍无非就是数百种而已，截止到今天，经过整理出版的也不过是2000多种。

相对于近20万种古籍而言，古籍出版工作还大有可为，所以，它的资源不成任何问题。

(二)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古籍出版提供了便利条件。

现代科技，尤其是电脑技术(包括排版、出片、印制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不会妨碍古籍的出版，相反为古籍出版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一直到本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的出版还是依赖于铅字排版、纸型印刷。

铅字字模的缺乏使得生僻字较多的古籍排版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不要说大的如《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的排版难度，连普通的启蒙类古籍，如《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书，一些省级国营大厂排印起来也有困难，而现在任何字都可以在电脑上造出。

字体的多样化、排版的电脑化使古籍的排版成为坦途。

(三)思想禁区的突破扩大了古籍出版的范围。

书籍作为文化的载体，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历代统治者为其统治的需要，在图书的出版上采取禁锢异端思想的态度，禁毁了不少图书。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度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对古籍图书出版采取极左政策，令许多有文化价值的优秀古籍难以出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古籍出版解放了思想，古籍图书的出版有了重大的突破。

随着时代的发展，古籍的出版面将越来越宽，出版可选择的余地也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四)现在图书市场的萎缩是全方位的，不只存在于古籍领域。

盲目出版、不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图书越来越没有市场。

从市场方面看，古籍出版的杂乱无章、图书品种的重叠及印制装订质量的低劣和色彩的陈旧确实阻碍了古籍出版的发展。

而现代技术的发展及优质纸的出现使古籍的装帧印刷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经过调整的图书市场也必将为古籍图书留下宝贵的一角。

二、古籍出版的对策尽管我们有着广阔而光明的前景，但面临目前如此险峻的古籍出版形势，该怎么做才能走出困境呢？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感想：(一)选题思路的转变：传统的古籍出版思路是名著出版加纯学术性著作的出版，尤其是将纯学术性著作的出版摆到相当重要的位置。

这两种选题当然是古籍出版的重要方面。

但我认为纯学术性著作的出版不仅应注意其思想性，更应该注重其知识性、趣味性。

而名著出版的局限性较强，在人们观念中约定俗成的名著也就是100多种，在如此狭小的名著圈中做文章，而且不考虑整理方式的变化和装帧形式的美化及图书价格的市场化是不行的。

我觉得我们在选题思路上应该注重边缘性且可读性较强的古籍图书，如小品文、杂论、游记、历史典故、小工具书和图文并茂的少儿读物以及一些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集部众书如《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

在图书的版式和装帧、纸张上也要狠下功夫，要从本质上改变古籍图书的表现形式，呆板和陈旧不应该是古籍图书的固有面孔。

(二)古籍出版要引导古籍整理，而不是被动地依附于古籍整理。

不客气地说，现阶段的古籍整理，依然是走的考据加笺注的路子。

我个人认为，乾嘉以降的考据之风兴起，尽管长期以来，为广大古籍整理工作者奉为珍宝，对于培养严谨扎实的学风不无裨益，但它绝对不能说是中国历史上古籍整理水平上的突飞猛进。

考注某个文字的正确与否，而忽视图书的思想性、艺术性，这是古籍整理方向上的失败。

孔夫子删定《诗》、《书》，意图杜绝淫鄙之声，尽管这也带有强烈的阶级偏见，但它还是体现了当时整理者的思想性。

后来诸如《史记》、《史记正义》、《资治通鉴》等的出版，它并不纠缠于一字一词的对与错，而是通过这样的古籍整理方式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记载，并为统治者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性读物。

再如，抗战时期陈垣撰写《通鉴胡注表微》，成为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工具。

从以上事实看，古籍出版应该适应时代的要求，为时代服务，这才是古籍出版的精髓。

相对于这个大义，字、词上的计较及表现形式都不是重要的。

所以，古籍出版的形式要有些变化。

只要我们所出的书能够忠实于历史事实，遵循它原有的思想主题，文字不必要拘泥于古文，“之、乎、者、也”也大可不必让它在文章中层出不穷。

我以为典雅活泼的装帧、简洁明快的叙述，真实历史事实的再现是未来古籍出版的模式。

我们必须引导古籍整理研究人员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搞好古籍出版的改革。

(三)科学技术的运用。

众所周知，电脑排版技术的高度发展，导致了90年代前期古籍出版的高度繁荣。

过去我们认为根本不可能运作的超大型古籍图书的出版蔚然成风，《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后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历代奏折全编》等大型图书的出版依赖于电脑技术的发展得以实现，而现在光盘技术、视听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古籍出版的高层次发展提供了可能。

古籍出版的表现形式由过去的纸张拓展而为纸张、磁盘和网络空间。

人们能够便捷地看、听古籍。

这样，不仅解决了古籍出版的技术问题，还可以帮助人们跨越因古籍字词生僻而产生的认、读障碍。

而且，通过电脑技术，可以形成古籍的多种主题索引，给研究者提供极便利的检索条件(四)考虑到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在出版鸿篇巨制以供图书馆或个人收藏之外，应该采取缩写、改写或画册的形式，出版一些便于携带的古籍图书，供人们在旅游、休闲的过程中随时阅读。

如现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古典名著、企鹅出版社出版的企鹅丛书、台湾世一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经典古典名著文库及三联书店新出版的《金庸全集》袖珍本都是采用这种方式。

这样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古籍图书的销路。

总之，古籍出版的前景是光明灿烂的。

作为古籍出版从业人员没有必要因古籍图书的暂时困难而妄自菲薄。

只要我们能够改变观念，扎扎实实地工作，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重造古籍出版的辉煌。

三、岳麓书社的近期运作岳麓书社在20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三个支柱：一是出版了一批既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又有全国影响的大部头图书，如《船山全书》、《走向世界丛书》、《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胡林翼集》等。

二是出版古籍名著普及读物，如《红楼梦》、《西游记》、《史记》、《古文观止》等。

三是旧籍新刊，如《凤凰丛书》、《旧籍重刊》、《旧译重刊》等。

我们今后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东西继续做大、做好。

具体怎么做，我觉得应该从处理好古籍出版的“瓶与酒”的关系入手：一是“老瓶装旧酒”，它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普通古籍的整理与加工配以素雅古朴的图书装帧。

如岳麓书社即将或已经出版的《魏源全集》、《袁中道集笺校》、《洞庭湖志》、《李贺集》、《柳永集》、《何绍基年谱》、《庄子》等；一种是影印图书，如我社出版的《针灸大成》、《中国医学大成》、《中国医学大成续编》、《中国医学大成三编》、《二十五史三编》等等。

“老瓶装旧酒”类古籍图书出版的重要意义在于保存传统文化，为学术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

二是“新瓶装旧酒”。

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两千多年前的《史记》、一千多年前的《资治通鉴》流传至今，尽管其内容没有什么变异，但在流传过程中的形式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

每个时期出版的《诗经》，从装帧到印制上都有其新的特点，这是时代对古籍出版的要求，具体到岳麓书社，那就是大量图书的重新包装改造，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全集》、《西游记》、《菜根谭》、《幽梦影》、《浮生六记》、《古文观止》等等，或改变旧有装帧，或改变旧有版式，或增加人名、地名、事件索引，但书的内容和构架没有根本变化。

它的意义在于赋予旧有古籍出版时代的内容，让它能贴近时代，接近读者，能够为时代所接受。

三是“新瓶装新酒”。

一成不变地运用旧有方式出版古籍不是明智之举，“新瓶”给人的感官刺激，可以吸引读者短暂的目光，但不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必须让古籍旧有内容有所变化，才能有永久的生命力。

具体到岳麓书社，一方面要拉近古籍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如《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家书》、《唐浩明点评曾国藩日记》、《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奏稿》等，不是简单刊印原本的内容，而是选择部分内容，然后根据这些内容着重描述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曾国藩的思想动态、为人处事及做官的原则和生活方式，再加上点评者对当时历史状况的评述和对历史的沉思等。

另一方面，要出版一批互动式历史读物，如《娃娃读历史》、《百姓读历史》等，让文、图、光盘互动，让人们轻轻松松地通过几种阅读方式来了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

转自《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2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