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辽兹的音乐人生

柏辽兹的音乐人生

菲利普·鲁斯福德/王崇刚编译

柏辽兹对于我有真正的迷惑力。几年前我以兴奋的和惊奇的心情走进他的音乐世界。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听迷上他？很多乐迷人可能都有同样的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答案。毫无疑问，他大多数作品被公众深深地误解了，直到现在，你想听到《幻想交响乐》以外的柏辽兹作品，仍然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件。

柏辽兹是浪漫主义时代的超级革新家，没有他开拓，后面的许多音乐创作是不可理解的。在他的晚年，他的作品又被看做是旧式的，就像巴赫的儿子们看待巴赫的作品。瓦格纳领导的德国浪漫主义，意味着柏辽兹尽管是一个重要人物，却并不在从贝多芬到瓦格纳的这一发展链条当中。他成了一个影响强烈，却不适应环境的人。许多后代作曲家人从他的创作中汲取营养，比如理查·施特劳斯和马勒，但他们都称不上是柏辽兹音乐传统的继承者。

今年是柏辽兹诞辰200周年，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音乐会的节目单，他在人类音乐历史上的位置也应被重新界定。

路易斯·埃克特·柏辽兹1803年12月11日，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的柯圣安德列。他父亲是受人尊敬的医生，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父亲的两件爱好——音乐和药品——构架了出生在的头20年的学习经历。他的父亲指导了他大多数的教育，从学习拉丁文到音乐。音乐方面，他的确非常有天赋，很早就会视唱，还把吉他和长笛弹得很棒。他最早的一些作品就是为吉他、长笛和声乐而创作的。他也许是极少数的不是天才钢琴家的作曲家之一。所以他的音乐少有钢琴的味道。

埃克特对音乐的爱恋很快变得非常明显，但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把音乐放在一边。这种观点直到柏辽兹第一次到巴黎学医的时候还在占据上风。成为

医生的想法迅速让柏辽兹厌恶，他对音乐的爱越来越强烈——与父亲的关系也恶化起来，曾一度失去了父亲的资助，但他仍然坚持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作曲。

柏辽兹真的是那个时代第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他生活在真率中。其中的例子就是，韦伯的歌剧《魔弹射手》在巴黎上演，演出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人他站起来大声对乐团叫喊：“那里不能用两支长笛，应该用两支短笛才对，听到没有，要用两支短笛！唉！真是一群笨蛋！”骂完后，他大摇大摆的坐回原位。这个人就是柏辽兹。他对于作曲家的原稿要求非常严格，从不修正其他作曲家的错误。当爱情来临他也同样率真。他喜欢莎士比亚戏剧，当他看到演出朱利叶和欧菲利亚的演员——哈里特·史密荪，一个爱尔兰的演员的时候，就爱上了她。在柏辽兹的回忆录中，他讲了有关第一次看见的史密荪的情景：

“《伦敦图片新闻》的一篇文章说，当我看到史密荪扮演的朱丽叶之后，我叫出声来：我要娶这个女人，我要为这个戏剧写我最伟大的交响乐。两件事情我都做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事情。”

柏辽兹花费了几年时间在巴黎音乐学院，他的成绩很快提高。早年有威信的罗马奖是为作曲家设立的——获胜者可以得到在罗马学习3年的津贴。柏辽兹几次参加这个比赛，希望他的作品能够打动评委。它们真的作到了，但是它们太新颖了。那些评委，尽管知道他是最好的作曲家，却用让他得不到奖金的方法惩罚他，想把他推回到传统的风格中去。几年中，柏辽兹总是获得二等奖，或者荣誉奖，从未得到真正的声望。他为此孤注一掷地说服父母，说自己命中就是搞音乐的材料。接着，他的第一个重要作品——《幻想交响曲》问世，永远改变了他的生活。

《幻想交响曲》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作品之一。它的第一次演出是在1830年12月5日，引起了报界和巴黎音乐界的喧闹。它也带来了柏辽兹与钢琴家李斯特的友谊。巴黎的音乐评论家总是爱拉帮结伙，而不是以艺术的标准作为[评判指针。柏辽兹作为当时一个重要的评论家，也成了报界的攻击目标。这种文字上的争斗，延续在他的一生当中。

与此同时，柏辽兹有了另一个胜利，他写出了一部合乎保守的评审团口味的作品，最终赢得了罗马大奖。他认为，离开巴黎到罗马学习3年可能毁坏他成功的机会，于是请求政府有关部门推迟他的行程。然而，他还是去了——最终，只在意大利呆了1年。

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是柏辽兹创作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产生了柏辽兹大部分的优秀作品。精美的巨著《安魂曲》、戏剧交响曲《罗米欧与朱丽叶》，戏剧传奇《浮士德的沉沦》，有中提琴伴奏的交响乐《哈罗德在意大利》，歌剧《本尼温托·切里尼》和优美的声乐套曲《夏夜》都是这一阶段谱写的。这一阶段也是艰难的。虽然柏辽兹很喜欢意大利，但是他的心思还是在巴黎。在意大利他真的努力

发现了一些灵感，创作了CORSAIRE序曲，《幻想交响曲》的续篇，名字叫《来里欧》。

柏辽兹回到了巴黎后，开始重新建立自己在巴黎音乐界的地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他为音乐专栏担任主笔——评价巴黎的音乐风景，和全欧洲的新音乐。这些写作一直延续到他的后半生，为他挣了一小笔钱，这些钱对他非常重要。这些工作也占用了他很多时间。想一想，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他还能写出什么样的经典！

1838年12月，柏辽兹刚刚指挥了一场包括幻想交响曲和《哈罗德在意大利》在内的音乐会。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原本是《哈罗德在意大利》的题赠者，但他认为这对于他太容易了，拒绝演奏）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非常钦佩，把柏辽兹从台上请下来，跪下吻他的手。后来他给柏辽兹写信说：“贝多芬已经死了，柏辽兹自己可以让他复活，我听了你天赐的作品，请你能接受我崇拜你的象征——2万法郎。”

在1840年代，柏辽兹开始了在欧洲各地的旅行，演出他自己的音乐，受到热烈欢迎。特别是德国和俄罗斯。似乎他在国外比国内更受欢迎。他遇到了他的旧友门德尔松，尽管在音乐方面他们不是总一致，但看起来他们都很欣赏对方。

这一段时间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柏辽兹与史密荪婚姻的崩溃。这是一个冗长的复杂的故事。史密荪对她失败的事业日益感到沮丧，变得非常嫉妒，难以相处。柏辽兹对于这一切无能为力，她身体有病，柏辽兹既要照顾她还要看护儿子路易斯。他遇见了矫揉造作的歌手马利·莱西奥。莱西奥多次陪伴柏辽兹旅行。不幸的是——用柏辽兹的话说：“她像猫一样的歌唱。”——却希望在柏辽兹所有的音乐会上演唱。1854年，他们结婚，后来柏辽兹后来声称自己是被强迫的。

1850年代，一种新的音乐——瓦格纳的音乐戏剧席卷欧洲。瓦格纳比柏辽兹小11岁，30年代后期来到巴黎，听到了《罗米欧与朱利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开创了自己新形式，因为《漂泊的荷兰人》（1842年）声名鹊起。他的新音乐赢得了李斯特的认可，迅速在当时的年轻音乐家里流行起来。

当时评论家提出了一个“三位一体”的说法。即柏辽兹作为“父亲”、李斯特在中间，瓦格纳是新生代弥赛亚。柏辽兹听到这种说法后，写下了著名的《不要教条》的回应。他感觉自己是独立的作曲家，不想与特别的运动混为一谈，更不愿意跳进瓦格纳的阵营去赶时髦。对于瓦格纳的追随者，他的文章就是一种拒绝。于是这些人把柏辽兹描绘成瓦格纳主义的敌人，尽管这与事实不相符。实际上，柏辽兹在后期的作品中回到了一个更古典的形式。他最大型的作品歌剧《特洛伊人》结构庞大，他最后的作品歌剧《比阿特里斯和本尼迪克》非常像是一部意大利轻喜剧。这些年，他还写了《基督的童年》，和《众赞歌》——《安魂弥撒》的姐妹篇。

50年代和60年代是柏辽兹的悲伤岁月。他的第一个、第二个夫人相继去世，自己又病魔缠身。法国的音乐圈子似乎在拒绝他，因为他或者太革命，或者革命得不够。他发誓要上演《特罗伊人》，但是因为瓦格纳的新潮音乐甚嚣尘上而被忽视。当《特罗伊人》真的被搬上舞台，它被分裂成两部分，在两个晚上上演。他完全失去了与李斯特和瓦格纳的友谊。他的儿子把大多数时间花费在海军。《特罗伊人》演出失败之后，柏辽兹感觉到不能再写什么了。1863年《比阿特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