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过程中的台湾因素
中日关系与台湾问题
2011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9周年。
中日关系显现出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
日本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其走向将直接牵涉到我国的东部安全。
而近几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步伐,强化日美同盟,防范和牵制我国的行动不断升级,使日中关系在发展中却有存在着许多隐患。
日本政府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强硬态度,严重影响地区的稳定,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也引起众多亚洲国家的不满,钓鱼岛问题也激化了中日两国在东海问题上的矛盾。
虽然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采取了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日关系重新定位的过程中,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
进入21世纪后,日本不断突破向海外派兵的限制,扩大对美军事支援的范围。
日本实施海外军事干预意志和能力的增强将成为东亚地区的潜在威胁和中日冲突的隐患。
苏联解体后,日本国会中亲台团体的力量大增,出现了右倾化趋势。
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加快,部分右翼舆论开始鼓吹“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看作日本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对手,将台湾看作是遏制中国的一张牌。
此外,由于台湾位于日本“海上生命线”的咽喉要冲,扼日本南下东南亚、西去欧的必经要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5亿吨左右,其中包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
因此,他们担心中国统一后其海上生命线受制于中国,因此希望中国保持分裂的现状,认为这对日本最为有利。
“日美安保同盟”重新定义,矛头也明显指向中国。
一部分政界人士公然宣称日美安保条约范围包括台湾。
虽然日本政府一再宣传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不是地理概念,要根据事态性质来确定,但这仍是在搞模糊战术。
人们不会忘记,1996年3月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时,日本一些人跟着美国摇旗呐喊,无理干涉中国内政。
台湾问题涉及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二次大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将台湾及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当时的中国政府曾派员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接受日方投降并向全世界宣告收复台湾。
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事件
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事件
1.1994年《中日长期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1994年八月十五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日长期和平友好条约》,双方在原则和具体事项上达成了妥善安排,从而完成中日正常
友好关系的漫长磋商之路。
这一条约,实现了把中日关系从危机变成
机遇,并为两国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
2.1972年《中日建交银行新协定》签署
1972年日本实施经济禁运政策前,中国与日本签署了《中日建交银
行新协定》,特设银行,撤销实行若干年的中日建交银行协定,正式
建立和正式开始正常外交,标志着中日三代外交正式走出了历史穷途。
这一协定以及它鼓舞了两国友好交往的兴起。
3.78家日本企业就在中国内地开展经贸活动
1978年,中国和日本签署了《中日银行及货币投资协定》,从而推
动了两国经贸合作的全面发展,78家日本企业在中国内地开展外商投
资活动,为中日经贸关系增进更多的智慧与创新,搭建了新一轮的中
日经贸关系的桥梁。
4.日本实施新武器出口政策
1996年,日本实施新的武器出口政策,准许有适当地满足中国军事
装备需求的武器出口。
这一政策标志着两国关系更进一步。
此后,中
日义勇军纪念品张贴、古籍、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交流活动也蓬勃发展。
5.日本国家安倍晋三访问中国
2013年5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中国期内进行了国事访问。
此次访问理顺历史,而非淡化,2006-2007年双方建立的基础上展开新的对话。
此次访问表明了中日关系取得新的里程碑,两个国家在政治及经济技术上进行有益合作,以促进两国友好交往。
日本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威胁有哪些
日本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威胁有哪些国家安全是国家的至高利益。
目前,中国与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国均存在领土领海争端,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对于中国的安全非常不利。
其中,日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中日关系非常重要,友好互利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
但是,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军事力量进一步增强和政治野心的不断膨胀,日本对我国安全构成的潜在和现实威胁呈上升趋势。
日本对我国安全的潜在威胁:一是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发展。
日本极右势力妄图抹黑历史,发展军国主义势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二是牵制台湾问题的解决。
日本统治台湾50年,对台影响很大,日本是台独势力的大本营。
日本把台湾看作它的生命线。
因为台湾海峡是日本通过东南亚、南下太平洋和印度洋,西达非洲和欧洲的必经之路。
因此,一旦台湾海峡出事,日本一定会介入。
三是日本对我国军事威胁越来越大。
中国已成了日本的首要“假想敌”,日本的国防战略也由“防御型”向“进攻型”转变。
日本拥有巨大军事实力,具备成为军事大国的物质基础。
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保持防务费用总额世界第二、人均防务费用世界第一的状态。
由于日本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比重世界领先,这使他有得天独厚的军事潜能。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日本的军队早已现代化,而且武器国产化程度很高。
另外,日美组成军事战略同盟,以“安保条约”、“防卫合作指针”和“TMD”为基础,联合起来。
一旦中美冲突,日本自然站在美国一边。
日本对我国安全最直接的威胁:日本对我国最现实的威胁就是实际占领控制了钓鱼岛,并恬不知耻地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
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世人公认的。
1895年4月,中日签署了《马关条约》,将台湾连同钓鱼群岛一并割让给了日本,二战结中日本战败,钓鱼群岛连同日本的硫球群岛由美国代管,1971年美国人撤走时本应交还给我国, 但美国却非法地交给了日本,从而给钓鱼岛的归宿问题人为的设置了障碍。
1978年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同意暂不涉及钓鱼岛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试论中日关系的发展及其阻碍因素2
1 前言中日两国是近邻,已经有着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
两国之间的关系对整个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都有影响,然而中日关系十分敏感,极为复杂。
历史上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不对称的,不是中国强、日本弱,就是中国弱、日本强。
而进入21世纪在东亚历史上出现了中日双雄鼎立、两强齐头并进的局面。
日本正从一个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角色转变,而中国由政治大国向经济大国转变。
[1]2 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两千多年来中日关系的特点在于,两国经过“强弱型”“弱强型”关系,现在正向着“强强型”关系发展。
因此中日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千年中日交往史,二是从1894 年到1945 年大约50 年的日本侵华史,三是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关系。
2.1 古代到1894年中日关系的发展两千年里,中日交往过程,两个基本上是和平共处的。
从国力对比看,中日关系是“强弱型”即中国强,日本弱。
由于中日两国地理位置的接近,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
从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东汉政府就与倭奴国建立外交关系。
唐朝时,它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的数目之多,他们学习中国的生产技术、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制度、文学艺术、建筑技巧和生活习俗等。
宋日双方虽未建立外交关系,但贸易关系从未中断。
由于中日之间的交往密切,所以日本在许多方面都受中国影响很大。
元末,日本武士开始逐渐乘船串扰中国沿海。
后来由于两国先后锁国,互相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极小规模下进行着,因而并未建立外交关系。
这种闭关锁国状况,一直延续到两国被西方殖民者的大炮敲开大门。
此后,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侵略与被侵略的时期。
总之,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重要近邻。
中日友好交往历史绵延两千多年,中日两大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古代中华文明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至今给日本也还存在重大的影响。
在两千年里,中国强大,日本从师。
如在日本的邪牙台国时代至隋唐时代,日本统治集团为稳定国内局势,全方位、大规模的向中国学习先进文化,甘冒波涛险阻,一次次拍大型使团和留学生前来中国,其学习的积极性实属罕见。
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
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谋求中日友好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双方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但是在中日关系不断发展的同时,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中日关系仍很敏感和脆弱。
只有正确认识并妥善解决这些制约因素,才能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一、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在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争端问题、“慰安妇”、“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内部因素。
除此之外,中日关系还受到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国因素的制约。
第一、历史问题“历史问题”是中日两国间最敏感的问题。
因为自明治维新以来,直到1945年,日本始终作为一个侵略者,多次发动侵华战争。
特别是八年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中日建交后,日本政府虽然一方面多次承认对中国的侵略并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但另一方面,日本国内极少数右翼势力甚至政府成员又不时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对中日关系形成干扰。
第二、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当今和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成为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开端。
从那时起,历经变化发展至今,台湾问题已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控扩张的道路,它的对外侵略扩张理论——“大陆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以武力向亚洲大陆乃至世界扩张。
随着19世纪末日本对外的扩张,台湾以成为其急不可待的目标。
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
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得以跻身列强。
甲午战争使中国大败,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使得日本如愿以偿。
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分析
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分析冷战后中日关系以友好合作为主流,但也出现了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这些因素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致使两国关系在1995~1996年跌入了低谷。
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日美同盟问题、对华经济援助政治化影响着中日关系。
历史问题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日本的文部省审定通过了篡改和美化侵略史实的历史教科书,政府要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及政界、学术界为侵略历史翻案活动,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在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政府违反《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和双方政府达成的谅解,纵容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制造事端,提升日台关系,强化日美同盟,企图阻挠中国的统一以牵制中国。
利用政府开发援助企图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从日本传统思想文化和冷战后日本国内环境变化两方面分析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
日本民族是一个危机意识很强的民族,它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很敏感,反应敏锐而强烈,这种特性决定了日本面对中国的崛起而产生了不安着加强了对华防范。
同时日本民族又是一个嗳昧的、受耻感文化影响的、具有相对主义价值观的民族,这些民族性格又制约着日本对待侵略历史的态度。
皇国史观所包含的民族优越论、天皇崇拜和扩张主义,在二战以后仍束缚着日本民族,使他们不能正视侵略历史。
在近代防御欧美侵略中产生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前提,以实力论、势力平衡和国家利益至上论为核心,以东亚霸主为目标,至今仍影响着日本的对华政策。
冷战后,日本政治的多元化为日本对华政策增加了变数,而国内政治的“总体保守化”和新生代政治家崛起,使对华强硬势力占了上风。
在新民族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涌动中,日本舆论界从总体上看对中日间存在的敏感问题采取强硬态度的回呼声甚高。
日本国内的反华组织在破坏中日关系。
这一切推动着日本对华态度的变化,“友好”原则被削弱,防范和牵制中国成为对华外交的重要内容。
从冷战后国际环境变化和美国对日本的影响两方面分析中日关系发展障碍的产生,这是其产生的外部条件和外在因素。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始末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始末作者:王泰平来源:《读书文摘》2019年第04期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周总理征得毛主席同意后,在中日复交前就明确提出的主张。
周总理提出分两步走:先复交,再缔约,但不仅仅是缔结和约,而是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主要考虑有二:一是为提升两国关系;二是照顾日本的难处。
蒋介石集团1952年与日本签订和约时已败逃台湾,完全无权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来说,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绝不能承认。
但对日本政府而言,日台和约毕竟是一段外交史,让它从正面否定,十分困难。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大平外相诉苦说:“贵国认为‘日华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我们十分理解贵国的这一见解,没有理由要求贵国改变这一见解。
但是,从日本的立场来说,这个条约已经经过国会批准,所以日本作为当事国是负有责任的。
如果日本完全同意贵国的见解,就等于日本政府在过去20多年里欺骗了国会和国民。
”日方恳请中方理解日本的难处,要求以《联合声明》或《联合宣言》形式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不是以缔约方式,这样就可以不经国会批准。
日方保证:一旦实现邦交正常化,日台和约自然失效,日台自然“断交”。
周恩来总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表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照顾日本政府面临的局部困难,这是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态度的回答。
”所以,在中日恢复邦交时,采取的是發表《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的方式,而不是缔约的方式。
中日两国政府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条款,于1974年把缔约问题提上日程。
中日复交两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正式向日本外相木村俊夫提出了尽早缔约的提案。
日方接到这个提案后,很快作出了积极反应。
1974年11月,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与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就缔约问题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谈。
这次会谈气氛友好,韩念龙提出了中方的初步设想:在条约前言中应明确肯定《中日联合声明》,条约正文中应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诉诸武力、不谋求霸权并反对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等。
从国际形势看台湾统一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从国际形势看台湾统一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台湾位于台湾岛,地处太平洋西岸,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东汉时期,台湾被称为夷州,到了公元600多年,改称琉球,是隋唐时期海上的重要门户。
国内战争之后,国民党于1949年撤退到台湾。
从此,台湾岛便成了在外的游子,时刻牵动着海峡两岸亿万华夏同胞的心。
优越的地理位置台湾岛地处太平洋西侧大陆架边缘,其北方便是中国的东海,南部为中国的南海地区。
在台湾的北部,有着日本,韩国等潜在敌对国家。
在台湾的南部有着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
台湾则处于亚洲第一岛链的中间环节。
台湾是中国海岸线上的门户,台湾岛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军事,经济,政治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荷兰、日本侵略者都曾奴役过这里。
国民党控制下的台湾还包括周边大大小小的很多岛屿,这些岛屿周围不仅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还有对周边海域的控制权与经济开发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风雨席卷整个世界,在给人类带来空前科技进步与灾难的同时也摧毁了既有的国际力量对比,催生了新的国际关系格局。
战后美苏争霸,把世界划分成了三极,各自扶持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地理位置上看,二战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太平洋西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战略封锁线,并威逼利诱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加入其霸权集团,成为其看门狗,妄图将社会主义势力封锁在亚洲内陆,并时刻威胁着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
我们不禁联想到18世纪中后期德的国崛起,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与当时世界霸权英国展开全面竞赛,但最终由于未能获得出海口,导致德国由于资源和市场的窘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终失败。
而台湾也是当今中国进入太平洋的唯一出海口,西面的马六甲海峡一旦被印度封锁,中国的经济将会受到沉重打击,所以台湾地理位置重要,事关中国未来经济安全,有了德国的前车之鉴,台湾作为中国未来的出海口,是中国大陆的重要军事,经济安全屏障。
紧张的周边关系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之一,其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不容小觑。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语:日中平和友好条約),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日语:日本国と中華人民共和国との間の平和友好条約),是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代表在中国北京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
过程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中日联合声明》中写明“两国同意进行以缔结友好和平条约为目的的谈判”,该缔约谈判在1975年1月开始。
但是迫于苏联的强大军事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放缓推进改善日中关系的进程,谈判久未能取得突破。
1975年10月,日本众议院议员小坂善太郎访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表明“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缔约谈判的关键,如果日本国内感到为难,可以适当推迟缔约,但不应该从《共同声明》的立场后退。
1978年7月,谈判在中国北京重启,经过密集的16次事物级谈判,终于达成了友好和平条约的共识。
同年8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园田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同年8月16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批准了条约;10月16日和10月18日,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也分别批准了条约。
10月22日至29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正式访问日本,并且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交换仪式,受到日本福田赳夫政府和民间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
10月23日,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在首相官邸举行。
黄华和园田直用代表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毛笔签字,然后交换文书。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内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文本上十分简单,主要是确认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持久的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反对霸权主义;发展两国经济和文化关系,促进人民交流等条约有效期为10年,至今中日两国都没有宣布终止条约,所以条约一直自动继续有效。
影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中日关系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是至今“中日四个双边关系文件”之一(此条约和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条约以法律形式正式确认了1972年《中日共同声明》的原则,为中日两国全面友好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
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文章属性•【缔约国】日本•【条约领域】外交•【公布日期】1998.11.26•【条约类别】声明/宣言•【签订地点】正文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1998年11月26日)应日本国政府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于1998年11月25日至30日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江泽民主席会见了日本天皇明仁,并同小渊惠三内阁总理大臣就国际形势、地区问题和中日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如下:一双方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朝着建立国际新秩序正经历着重大变化。
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相互依存关系加深。
安全对话与合作不断取得进展。
和平与发展仍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首要课题。
建立公正与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谋求21世纪有一个更加巩固的国际和平环境,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
双方确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准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双方积极评价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及促进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作的努力,认为它应为建立和维护国际新秩序发挥重要作用。
双方赞成对联合国包括安理会进行改革,以使联合国工作及其决策过程更好地体现全体成员国的共同愿望和集体意志。
双方主张,彻底销毁核武器,反对任何形式的核武器扩散。
呼吁有关国家停止一切核试验和核军备竞赛,以利于亚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双方认为,中日两国作为亚洲和世界有影响的国家,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负有重要责任。
双方将在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及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二双方认为,冷战后,亚洲地区形势继续走向稳定,域内合作不断深入。
确信亚洲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中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在未来世纪将起重要作用。
当前中日关系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日关系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在内,归根到底是由日本少数右翼组织、右翼势力及一部分右派政客挑起的。
为了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防止我国周边地区的国际环境趋向恶化,我们要坚持“世界人民大团结”(这是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两条标语之一)思想,更好地团结广大日本人民,驱散日本右翼“妖魔化”中国的迷雾,使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和平发展”的中国有一个正确认识。
只有通过争取大多数,才能有力地反击日本少数右翼和部分右派政客掀起的反华逆流。
我们决不容许中日关系被日本少数右翼和部分右派政客牵着鼻子走,要坚决粉碎日本右翼通过挑动民族仇恨将中日关系引向相互对立对抗歧途的阴谋。
中日两国经贸关系当前中日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
所谓“总的来说”的意思是,从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文化、民间交流、地方交流、亚洲地区合作等各领域在内的、全面的中日关系来说,两国关系仍在继续向前发展。
应该说这种评价并非“外交辞令”,而是符合实际的,特别是在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经贸合作和数以百万计的人员往来方面,当今中日交流规模显然是长达两千多年的中日交往历史长河中史无前例的盛况。
例如在2003年中日贸易额突破1300亿美元,是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贸易额增幅空前的一年(过去年增幅最多也只是100亿美元上下),今年上半年中日经贸在去年跳跃式发展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增长,两国全年贸易额有望突破1500亿美元。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给两国都带来了巨大利益,归根到底是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从代表先进生产力为首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出发,我们理应努力维护和促进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尽力避免这种发展受到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这理所当然地是我国对日外交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继续扩大两国经贸关系以及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正是遵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推动中日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的主要途径。
中日关系的发展障碍
浅析中日关系的发展障碍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从两千多年前就和中国有着往来历史。
在这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以友好的往来为主流。
唐朝时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中国的文化得到传播,日本的文化也得以迅速发展。
然而,从近代开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国力超过中国,为了进一步发展而发动了侵华战争后,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便充满了曲曲折折。
就如同周恩来总理的概括“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19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侵略扩张中便开始留下了用中国人民鲜血书写的罪恶。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便开始了长达15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
二战结束之后,中日两国本来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恢复正常的邦交关系。
但是,由于美国的介入,当时的日本当权者采取了敌视中国的立场,使得中日两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互相隔绝的不正常状态。
直到1972年,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下,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结束了两国邦交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两国邦交的正常化。
在那之后,两国的关系在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还远远没有达到实现真正的和解的地步,两国间不时出现各种大小摩擦。
影响并阻碍了中日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战争遗留问题。
虽然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但是战后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地解决好,从而导致了两国间就这个问题引起了无数的纷争。
德国政府在战败后,不仅仅用语言向世界表达它对发动战争的忏悔,还用实际行动向当年遭受其害的国家及人民支付了巨额的赔款和补偿,并且对负有责任的军政人员进行相关的惩罚。
并且,德国的《刑法》还明令禁止一切赞美纳粹及侵略战争的言行,违者一律严惩不贷。
反观日本,在战后处理过去侵略战争等问题上显得相当地敷衍了事。
日本的政要们对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缺乏深刻反省。
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意正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甚至公然为军国主义歌功颂德,美化侵略战争,歪曲侵华历史。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文章属性•【缔约国】日本•【条约领域】外交•【公布日期】2008.05.07•【条约类别】声明/宣言•【签订地点】东京正文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应日本国政府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于2008年5月6日至10日对日本国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胡锦涛主席会见了明仁天皇,并同福田康夫内阁总理大臣举行会谈,就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广泛共识。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如下:一、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
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
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
二、双方重申,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8月12日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1998年11月26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构成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和开创未来的政治基础,确认继续恪守三个文件的各项原则。
双方确认,继续坚持和全面落实2006年10月8日及2007年4月11日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的各项共识。
三、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
双方将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扩大互利合作,使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共同开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四、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
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
双方确信,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和日本将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和利益。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日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
中国愿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贡献,日方对此表示支持。
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
双方同意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努力增加共识。
浅析《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过程中日本右翼亲台势力的阻挠活动
文史 纵 横
浅析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过程中 日本右翼亲 台势 力的阻挠活动
张 昕
( 三 亚学 院外 国语 学院 海 南三亚 【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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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文章 阐述 了 中日两 国恢复邦 交以后 , 在和平友 好条约签订前 日 本右翼 势力的阻挠活动 在 两国开始着手进行会谈的 时候
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也说: “ 在缔结 《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 里 不~ 的 国家 , 不应 同其 缔约 ” 。 虽然 中 国政 府指 出这 完 全是 偶 问题上 , 我不 想放慢速 度 , 要尽 快搞 ”Ⅲ 发事 件 , 应 当 把领 土 问题 暂 时搁置 起来 , 不应 当利 用此 事 件拖 延 和 然而, 在执 政的 自 民党 和三 木武 夫 内 阁中 , 充斥 了 右翼 亲 台势 平友好条 约的谈 判 。但 是 , 却仍 导致 了日本外 相访华计 划 的后延 。 力, 给 签 订中 日 和平 友好 条约 平 添了 巨大 阻力 。下 面 , 我们 来 考察 以上 是 自民党 内右 翼亲 台势力 的典 型代表 。此 外 , 在 日本国 内 下日台 “ 断 交 ”后 日本 亲 台势 力在 阻挠 中 日和平 友 好条 约 签订 还有~大批右翼团体, 如右翼团体青年思想研究会、 大日本爱国党
木 首相从 “ 日中 和平 条约 ”中删 除 “ 和平 ”二 字 。 1 9 7 7年 1 0月 , 起初 , 三木 内阁对 和平 友好 条约还 是 比较积极 的 。三木 就职 后 又 强烈 要 求日 本政 府在 缔 约前 “ 应 书 面要 求中 国废 除 中苏 军 事 同 不久, 在 1 2月 l 4日的 国会 全体 会 议 上发 表施 政 演说 日 寸 , 曾明 确表 盟 中 敌视 日本 的 条 款 ” 。1 9 7 8 年5 月, 抓住 “ 钓 鱼 岛事 件 ”( 1 9 7 8 示: 要 “ 促进 日中和 平友好 条约 的签订 ” 。宫泽喜 -? b 相于 1 2月 1 9 年 4月中 国渔 船 为 追捕 鱼群 而进 入 钓鱼 岛 附近 )攻击 中 国是 “ 表
中日友好条约主要内容有哪些
中日友好条约主要内容有哪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简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或“中日友好条约”。
为了让大家有进一步的了解,接下来,店铺就和大家介绍中日友好条约主要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中日友好条约主要内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文本上十分简单,主要是确认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持久的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反对霸权主义;发展两国经济和文化关系,促进人民交流等条约有效期为10年,至今中日两国都没有宣布终止条约,所以条约一直自动继续有效。
中日友好条约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满意地回顾了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以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很大的发展;确认上述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确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应予充分尊重;希望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作出贡献;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决定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此各自委派全权代表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委派外交部长黄华;日本国委派外务大臣园田直。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达成协议如下:第一条一、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二、根据上述各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第二条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第三条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第四条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第五条一、本条约须经批准,自在东京交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当今与未来的意义
特别关注ocus48《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当今与未来的意义条约精神的基础依然存在,仍然是对中日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重要保障,符合两国乃至亚太地区和世界的根本利益。
文 | 杨伯江继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后,1978年随着国际形势以及中日双方各自国内情况的变化,中日之间对开展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产生了更大需求。
这一年8月,中日两国政府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进一步确认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和精神,为中日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奠定了重要法律基础,为中日关系持续发展增添了新的保障,成为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
条约精神的基础和作用今日依然存在如今45年过去了,中日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精神的基础是否还存在,这份条约能否指导中日双方解决现实存在的两国关系问题?从条约的基本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确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给予严格遵守;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这些虽然是45年前缔结的条约内容,但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条约精神的基础依然存在,仍然是对中日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重要保障,符合两国乃至亚太地区和世界的根本利益。
中日两国比邻而居,双方无论是从经济产业结构,还是从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来说,都存在较强的互补性。
尽管随着中国产业的升级换代,出现了中方追赶日方,甚至在一些领域超越日方的情况,但两国总体上仍然存在互补关系,有的领域和方面甚至是深度相互依赖。
例如,双方都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都在推动节能减排,都面临着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开展进一步合作的空间是无比广阔的。
中国与日本是表面上的友好
中国与日本是表面上的友好中日正在合作与竞争的边缘保持着平衡。
2002年9月,两国庆祝双边关系正常化30周年。
两国于1978年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
如果以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和平会保持,但是友好也许就站不住了。
随着双方经历政治、社会、经济和安全战略改革,日中关系会继续受到破坏。
这四个方面都包含着一些积极的成分,但是这四个方面的主要趋势都足以引起担心。
友好人士大多去世日本政界人士和民意中已经出现了比在中国更加明显的警报信号,这种转变表明朝着恶化方向变化的可能性更大。
隐藏在东京态度变化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那些与中国建立了友好的人已经去世。
关系正常化时期的首相田中角荣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了一个非正式接触网络,他在离任后还利用这个网络继续在幕后处理两国关系。
其继任者竹下登后来继承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并且在离职后直到去世之前还保持一定的影响力。
在执政党中促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大多数高级人士已经去世,只剩下少数口头上鼓吹做出妥协的人。
现在,出现了新一代的日本政界人士。
这一代人中最强有力的代表是小泉纯一郎。
他在台湾问题和安全问题上的立场表明必要时小泉纯一郎准备并且愿意冒犯中国。
小泉纯一郎还参拜了靖国神社。
中国认为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是一个公开的侮辱,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作为回应,它取消了与日本的某些合作项目,如军方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措施。
日本民意测验反映了支持小泉纯一郎挑战中国的人逐步增加。
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最近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接受调查者中只有37.3%的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可以信赖的——这一比例首次降到50%以下。
公开的反华情绪在日本政界人士中间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
日本领导人支持台湾、参拜靖国神社和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包括进一步减少援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中国民众是强烈反日的。
但是,有理由认为,中国的下一代可能会比较喜欢日本。
与前几代人不同,比较年轻的中国人主要通过接触日本的汽车、电子产品和连环漫画来熟悉日本。
新中国外交名词解释
新中国外交名词解释考试题库名词解释20分,每题4分简答题30分,每题10分论述题50分,每题25分中国外交史试题一、名词解释1、紫石英号事件2、“一边倒”政策3、日内瓦会议4、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5、基辛格6、麦克马洪线7、“一边倒”政策8、中美大使级会谈9、邓小平外交的24字方针10、中美上海公报11、迪克西使团12、万隆会议13、对越自卫反击战14、中美建交公报15、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6、“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17、“麦克马洪线”18、和平崛起论19、中美上海公报20、中日复交三原则21、日内瓦会议22、“求同存异”方针:23、珍宝岛冲突24、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25、上海合作组织26、三个世界理论27、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8、美国乒乓球队访华29、炮击金门30、靖国神社事件31、日内瓦会议32、中美建交公报3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4、田中角荣35、波罗行动36、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7、戴高乐38、日内瓦会议39、中日关系四原则40、“与台湾关系法”41、万隆会议42、“另起炉灶”43、珍宝岛事件44、中苏关系正常化三大障碍45、海南岛中美飞机相撞事件46、迪克西使团47、中日联合声明48、日内瓦会议49、中苏联合舰队50、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51、抗美援朝52、中苏大辩论53、“三和一少”与“三降一灭”54、珍宝岛事件55、波罗行动56、珍宝岛事件57、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58、中日复交三原则59、三个世界理论60、上海合作组织61、第一次亚非会议62、中印总理联合声明63、基辛格秘密访华64、麦克马洪线65、中越自卫反击战66、“另起炉灶”67、中美建交公报68、毛**第一次访苏69、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70、和谐世界观71、迪克西使团72、万隆会议73、“三和一少”与“三降一灭”74、光华寮事件75、麦克马洪线二、简答1、毛**第一次访苏的背景2、中苏关于共同舰队问题的争论3、简论上海合作组织4、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5、简述“和谐世界”思想6、“另起炉灶”原则提出的原因和影响7、“八一七”公报签署的背景8、周恩来-柯西金北京机场会晤9、中国战略伙伴关系构建10、中国政府解决中苏边界遗留问题的主张11、简评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2、抗美援朝的意义13、中美“八一七”公报的意义14、邓小平和平与发展对外观念的转变15、《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的主要背景16、“中间地带”思想的主要内容17、“一条线”战略的内容和评价18、简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19、简评万隆会议20、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主要内容及作用21、对印自卫反击战22、简评新中国的建交原则23、 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24、毛**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25、中日联合声明的意义26、简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27、简评中国对外伙伴战略28、“共同纲领”对新中国外交的阐述29、简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中间地带”思想的主要内容31、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32、简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33、抗美援朝的意义34、新中国建交原则提出的原因35、简述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36、 50年代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原则37、毛**“三个世界”思想的主要内容38、简评中日建交三原则39、简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障碍40、新中国与各国建交的原则41、简评中苏论战42、简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和意义43、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44、毛**“三个世界”的思想45、简评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中的政策三、论述1. 6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3. 建国初期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4. 中苏分歧的产生及其背景5. 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的背景和特点6. 如何评价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政策7. 简评中国援越抗美政策8. 50-60年代中印边界争端的由来9. 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10. 从外交史上的经验教训看中国走向未来的大国外交11. 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12. 中国面向未来的大国外交13. 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14.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15. 简评周恩来外交风格的特点16. 60年代左倾外交的主要特征17.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18. 试论面向未来的中国大国外交19.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背景及影响20. 60年代中国左倾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21. 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及其影响22.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由来23. 中苏同盟对中国外交的影响24. 试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25. 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由来26. 九十年代末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27.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背景28. 试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思想29.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与影响30. 试论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观”一、名词解释1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4月20日,在我炮兵即将参加发动的渡江战役时发现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快速护卫舰,大战将至,英舰未经允许贸然而来向我靠近,航线直接威胁到了解放军渡江路线,解放军炮3团7连见警告无效,便对该舰开火射击,炮战中,「紫石英」号指挥台中弹,搁浅于镇江附近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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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过程中的台湾因素大连外国语学院张耀武关键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台湾因素反霸条款内容提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经历了田中、三木和福田三任内阁,历时近6年才得以完成。
围绕“反霸条款”的争论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来自台湾方面的阻挠以及日本政界亲台势力施加的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促使福田内阁最后下决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中国方面的“促”,也有日本友好人士的“逼”,还有美国方面的“催”和“亲台派”人士的“放”。
30年后的今天,回顾《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历程,深感中日友好局面的来之不易及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一、“台湾因素”是缔约谈判的最大阻力中日两国复交之后,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两国要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由于中日两国已经顺利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也是《中日联合声明》中明确规定的,因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然而,这个“只要一秒钟就能解决”(邓小平语)的事情,竟用了近6年①的时间。
这其中,既有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也有日本国内政局变动的原因,但是,来自台湾方面的阻挠以及日本政界亲台势力施加的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约谈判始于1974年。
1974年9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正式向日本外相木村俊夫提出尽早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提案,得到了日方的响应。
11月13日,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与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就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在东京举行了第一次预备会议。
自此,拉开了中日缔约谈判的帷幕。
1974年12月9日,三木武夫接替11月26日辞职的田中角荣,担任日本第①从1972年9月29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到1978年8月12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间经过了66任内阁总理大臣。
这样,中日缔约谈判的任务就落在了三木内阁的肩上。
如同中日两国复交时一样,对于中日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台湾当局也千方百计地进行了阻挠。
在中日两国进行《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约谈判时,台湾当局亦通过“亚东关系协会”和“交流协会”多次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战后近30年,日本与台湾当局建立了涉及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密切联系。
中日两国复交之后,日台之间虽然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实际上,日台之间的政治交往并没有完全停止,而是由公开转变为秘密。
而日台之间的经济关系则在“政经分离”的幌子下,不仅没有断绝,而且较之过去更有发展。
维系日台之间这种“实质关系”的,就是日台“断交”后行使“大使馆”职能的“亚东关系协会”和“交流协会”。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亲台势力也与台湾当局一唱一和,极力反对中日两国进行缔约谈判。
日本政界的亲台组织“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和“青岚会”成员与社会上的右翼势力串通一气,多次发动遏制缔约谈判的运动,向积极从事日中友好事业的日本人士施加压力。
他们甚至扬言,如果大平正芳不改变其对华政策,他们将提出对外务大臣的不信任案。
①在阻挠缔约谈判的活动中,亲台的极右组织“青岚会”起到了“急先锋”作用。
它不仅联络自民党内及社会上的亲台势力进行各种阻挠活动,甚至举行全体会议,提出了允许日本政府进行缔约谈判的四个条件,扬言如果这四条得不到满足,就不承认缔约谈判是外交谈判。
“青岚会”提出的四个条件如下:(1)谋求保全台湾的地位;(2)在“反霸条款”问题上,要确立日本的立场;(3)要确认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群岛——笔者注)是日本领土;(4)要确认《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已经消失。
②以上四项条款中,第一项就是“谋求保全台湾的地位”,由此可见台湾问题在缔约谈判中的重要性。
二、“反霸条款”成为牵制缔约谈判的重要砝码除了台湾当局的阻挠和日本国内“亲台派”的施压外,在是否将“反霸条款”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一点上中日两国存在着严重分歧,也是缔约谈判难①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以顺利进行的一大原因。
仅从1975年1月到5月,中日两国就进行了20 轮谈判,但均因这一原因使谈判无果而终。
所谓“反霸条款”就是:“中日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这一条已被写入《中日联合声明》的第7条。
中方认为,既然“反霸条款”已经写入《中日联合声明》,而且今后两国仍需照此执行,那么将它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日方却对此表示反对。
起初借口说“霸权”这个词是“生疏”的,“不习惯”,不能用;继而又说条约是关于两国关系的,不能涉及和针对第三国。
中日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谈判陷于停顿。
1975年2月3日,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曾拜会椎名悦三郎,对日本政府与中国商谈签订条约表示强烈不满,并说:“希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要对苏联产生不良影响。
”之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立即约见日本驻苏大使,声称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就是反苏。
①2月14日,特罗扬诺夫斯基拜会日本首相三木武夫,递交了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写给三木的亲笔信,信中阻止日本与中国缔约,并督促日本早日与苏联签署《睦邻合作条约》。
与此同时,苏联不断派出军舰、飞机侵犯日本领海、领空,在日苏有争议的北方领土上举行大规模登陆演习。
在苏联的干预、影响和威胁之下,日本政府在中日缔约谈判中的态度更加暧昧,对把“反霸条款”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表现出更大的抵触。
三木内阁的外务大臣宫泽喜一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日本政府当时的顾虑:“日本最担心的是,如果接受中国的主张则会刺激与中国对立的苏联。
”②针对日本方面的消极态度,中国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向日方表明自己的立场。
1975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时说,搞霸权就是要侵略、奴役、控制、欺辱别的国家。
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接受反对霸权问题不应当存在困难。
条约中写入反对霸权无非有两个含义:一是中日两国都不在亚太地区称霸。
我们愿意用这一条来限制我们自己;至于日本,由于有历史渊源,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是有益的、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①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
现在的事实是,确有超级大国在这样做。
谈到日方的顾虑时,邓小平指出:日方反对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是因为怕得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其实“反霸条款”是美国人写进《中美上海公报》的。
所以,说得清楚一点,是怕得罪苏联。
难道中国人民、日本人民还愿意苏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吗?写了这一条,至少对你们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有好处。
① 1975年9月,中国外长乔冠华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宫泽喜一约见乔冠华,就“反霸条款”提出四条意见,这四条意见后来被称为“宫泽四原则”:(1)反霸不针对特定的第三国;(2)不打算从《联合声明》第七条反霸条款后退,但在反霸上日中两国不采取共同行动;(3)反霸不限于《联合声明》中所举的亚太地区,而是适用于世界的所有地区;(4)反对霸权应同联合国精神一致。
②针对“宫泽四原则”,乔冠华指出,反霸的含义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必要进行解释。
如果对“反霸条款”附加许多说明和解释,就会失去“反霸条款”的精神实质,使其变得支离破碎。
由于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已写明不称霸和反霸的内容,因此中方批评日方不肯将反霸内容以条约的形式从法律上确定下来的做法,没有体现《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是从《联合声明》的一种倒退。
乔冠华还表示,反霸应是中日双方的共同点,各自解释就不能成其为共同点了。
而日方则说中国方面好像还未理解日本关于条约的思路,在这种情况下日中恢复谈判是困难的,双方外长目前不可能互访。
显示了日本方面不打算立即恢复谈判的态度。
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于1975年10月3日会见来华替三木武夫传话的小坂善太郎时严肃地指出:“我们和许许多多日本朋友都希望早日缔约,但日本现政府却不大那么热心,像你一样,三木首相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我个人来说,难以理解三木首相实际上连《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都不能坚持。
”邓小平说:“我不只一次地对日本朋友说过,中日关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要从外交辞令、外交手法考虑。
宫泽外相的话好像是从外交手法考虑,把球踢到中国方面来了。
因①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为三木首相是我们的老朋友,我愿坦率地进言:希望他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看远一些。
”①小坂善太郎向邓小平转达了三木首相对缔约谈判的三点想法:(1)日本对中国的亲近感是很大的,同对苏联的是无法相比的;(2)希望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要留下隔阂;(3)双方对“反霸条款”的理解如果能够一致,那么就能找到在条约中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途径。
邓小平说:“这次在纽约,宫泽外相向乔外长讲了类似的话,乔外长已正式答复了。
现在双方的立场都很清楚,就是个决断问题。
日本某些外交家说,条约还要由政府来搞,现在看来,还是需要民间的推动。
比如阁下就可以做很多工作。
”②1975年11月中旬,中国政府收到三木和宫泽共同商议后拟就的条约草案,日方表示同意重开谈判。
但是进入1976年以后,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邓小平又一次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10月,“四人帮”被打倒,中国政局发生动荡;而日本方面,三木内阁从 1976年也正利用洛克希德事件同田中及其派系进行权力斗争。
这样,两国缔约问题就被搁置下来了。
而三木武夫则由于其在自民党内势小力微,在1976年12月的大选中败北,至此,三木内阁也走到了它的尽头。
三木内阁终于没有完成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使命。
这除了以上所讲的台湾方面的阻挠和苏联方面的影响之外,三木派在自民党内所处的弱小地位,也是其不能统一全党意志、完成缔约的原因之一。
三木派在日本自民党内是个小派,三木武夫仅仅依靠本派力量是难以维持执政地位的。
由于这个政权是在反对田中内阁的情况下成立的,三木本人也是在椎名悦三郎的“指名裁定”下才当上自民党总裁的。
因此三木内阁成立后,那些反田中、大平势力的鹰派,如福田赳夫、椎名悦三郎、滩尾弘吉、松野赖三等“亲台派”人物就占据了自民党的中枢地位。
担任外相的宫泽喜一,虽然和大平一样,原属池田派,而且并不亲台,但他对田中、大平所开创的日中友好事业却持消极态度。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三木内阁对缔约谈判采取消极、拖延的态度,与自民党内亲台势力的干扰不无关系。
邓小平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谈判拖延的原因,不是由于我国,也不是由于日本人民。
至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作出的努力,我们予以积极的评价。
困难是由一小撮人造成的。
他们是岸信介、佐藤荣作、椎①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