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党

他是金松岑的好友，两人又一同商量过第六回之后的章节写法，所以金松岑的写作动机和目的不可能不贯穿在曾朴的1905年的小说林社的版本中。到了事过境迁的1928年，《孽海花》出了修改本，曾朴想冲淡一下小说的政治动机，特别强调了该小说记录历史的功能：
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想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一幕一幕的展现，③
鲁迅明白无误地点出了“谴责小说”的强烈政治色彩，研究晚清小说的名家阿英先生也认为曾朴的《孽海花》“表现了一种很强的革命性”。⑤这就是说，曾朴创作的原动力是为了政治。曾朴本人政治态度比较激进，是立宪政体的支持者。那个时代搞政治的人常呈狂态，头脑一热，难免就不太顾及事实。而不太顾及事实的原因，除了“革命性”外，还有“时人嗜好”的诱惑。虽然曾朴一再强调该小说的“历史”功能，但事实上他也难以免俗。这里有20世纪文坛掌故老手郑逸梅的话为证：
北京的翰林院是中国的牛津，是全国贵族知识分子精华之地。于是，翰林院就成了我所谓的中国牛津运动的总部所在。参与并支持过这个中国牛津运动的翰林们，被叫做清流党，就是致力于使民族精神净化的党派。⑤
《孽海花》犯有谴责小说“张大其词”⑥的通病，这点鲁迅先生早已指出。但与《清流传》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如果说，小说允许虚构和夸张，曾朴的“清流党”故事还不算离谱，那么，辜鸿铭则不顾事实，将“清流”描绘成为一个以复兴儒家教义、反对李鸿章的西方自由化路线的现代政党。⑦
他是江苏常熟人，翁同龢的同乡，吴大澂的外甥，李慈铭的熟人。与“清流”人物相比，他虽是后辈，没有赶上中法战争前后翰詹名士热热闹闹的建言局面，但凭借着父亲在京城的关系，19岁的曾朴（1891年）一到京城，就得以与李文田、文廷式、江标和洪钧等名士交往，还成了翁同龢的忘年交，他获取的“清流”资料应该是第一手的。尽管中法战后“清流”人物已经黯然退场，但他们所倡导的时髦学术在90年代余韵犹存，曾朴本人还确实跟了一阵风，于元史、西北地理和吉金之学多有涉猎。②他不仅熟悉“清流”故事本身，而且了解这段历史的背景。但曾朴如金松岑一样，恰恰在这两点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换句话说，他将自己看作是宣传家和小说家，而非历史学家。
从“清流”到“清流党”
王维江
[摘 要] 中法战争前后盛行一时的“清流”称谓，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被人一劈为二，变成了两个称谓：80年代的建言者和他们的活动被称为“前清流”，90年代的则被称为“后清流”；而一入民国，“清流”不再分辨前后，合而为一，被换上了“清流党”的新标签。这一称谓演变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
[关键词] “清流”；“清流党”；公众舆论
有些事件历时愈久，愈是引发出人们谈论的兴致。而此类事件喧腾人口的过程，恰好也是其称谓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时候。比如中法战争前后盛行一时的“清流”称谓，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被人一劈为二，变成了两个称谓：80年代的建言者和他们的活动被称为“前清流”，90年代的则被称为“后清流”；而一入民国，“清流”不再分辨前后，合而为一，被换上了“清流党”的新标签。从晚清的“清流”到民国的“清流党”称谓演变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呢？
这是小说《孽海花》里第五回的一段“热闹非常”兼冷嘲热讽的描写。其作者是当时积极参与反清活动、与章太炎共组爱国学社的金松岑，曾朴是从第七回起续写的。文中提到的厉害的笔杆子“庄仑樵”，影射的是张佩纶。翻一翻《孽海花》书后附录的人物索隐表便知晓：“敬王”指的是奕訢，“高扬藻”指李鸿藻，“龚平”指翁同龢；其余依次为张之洞、黄体芳、宝廷、吴大澂和陈宝琛。该小说是在留日学生强烈反清的背景下出现的，金松岑是经历了言论自由后返国的带有政治激情的年轻人，他的“清流”故事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生界，结党结社如同家常便饭，给“清流”加个“党”自然符合现实语境。
确实，曾朴有写作《孽海花》的本钱，但同时也有禁忌。所涉及的都是自己的长辈和朋友，要记实谈何容易，更遑论别人的解读？曾朴的人品是有目共睹的，蔡元培、郁达夫和胡适等人的悼念文字都是明证。他为什么宁愿得罪人也要出这部小说？其真正的动机，恐怕还是为了政治，所谓“不甘使之埋没”只是托词而已。看透这一层的，是日后反白话文的林纾，他在《孽海花》出版的第二年（即1906年）评论道：
一 《孽海花》里的“清流党”
中法战争前后那场热热闹闹的建言活动，在当事人的日记、笔记和书信里，使用的都是“清流”或“清议”，有时用来指奏折议论，有时指建言之人。建言活动的参与者、反对者和旁观者莫不如此。①在进入20世纪之后，“清流”一下子被置换为“清流党”这一新称谓：
今日参督抚，明日参藩臬，这回劾六部，那回劾九卿，笔下又来得，说的话锋利无比，动人听闻。枢廷里有敬王和高扬藻、龚平，暗中提倡，上头竟说一句听一句起来，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他到处屁也不敢放一个。??还有庄寿香、黄叔兰、祝宝廷、何珏斋、陈森葆一班人跟着起哄，京里叫做“清流党”的“六君子”，朝一个封奏，晚一个密折，闹得鸡犬不宁，烟云缭绕，总算得言路大开，直臣遍地，好一派圣明景象，话且不表。却说有一日黄叔兰丁了内艰，设幕开吊，叔兰也是清流党人，京官自大学士起，哪一个敢不来吊奠！衣冠车马，热闹非常！②
昨得《孽海花》读之，乃叹为奇绝。《孽海花》非小说也，鼓荡国民英气之书也。其中描写名士之狂态，语气投我心坎。嗟夫！名士不过如此耳。特兼及俄事，则大有微旨。③
林纾所点的是曾朴的两个“要穴”：一是说“《孽海花》非小说也”，那它到底是什么？所谓“鼓荡国民英气之书”，那岂不是与早两年出版的《革命军》是同等的革命宣传品吗？另一点是说该小说“大有微旨”，并在文中一再强调傅彩云非小说的主线和主角。两个要点，一个中心，都是强调《孽海花》的政治特性。有趣的是，曾朴在日后接受了林纾的这一解读，并认为这是对他小说的“无量的推许”。④
① 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第146页。这一表白的时间是1934年。金松岑在1904年为自己的作品所撰写的广告中称《孽海花》为“政治小说”。见前引书， 第134页。这说明他30年来的想法是一致的。参见郑逸梅：《梅庵谈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② 参见时萌：《曾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③ 前引魏绍昌书，第131页。其实早在1905年小说林社第一次出版《孽海花》时，已经改称为“历史小说”了。参见前引书，第134页。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页。
⑤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从这一点出发，阿英先生觉得《孽海花》的思想性超过了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此书乃余为江苏留日学生所编之《江苏》而作。当时各省留日学生颇有刊物，如《浙江潮》等，而《江苏》所需余之作品，乃论著与小说，余以中国方注意于俄罗斯之外交，各地有对俄同志会之组织，故以使俄之洪文卿为主角，以赛金花为配角，盖有时代为背景，非随意拉凑也。①
这里的“非随意拉凑”，只能理解为作者精心选择写作角度和剪裁历史事件，来为反俄的现实政治服务。但政治上的“非随意”，却导致了历史事实上的“随意拉凑”。如果说金松岑不熟悉“清流”故事还情有可原、为了政治宣传而演义历史也无可厚非，那么，小说的续写者曾朴完全有条件纠正金松岑的失误。因为在民国初年的小说家和报刊发行人中，恐怕没有人比曾朴更熟悉“清流”故事。
这里曾朴是在强调自己的作品的纪实性，但同时又没有否认其中多有想象。小说有想象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以想象的历史小说来抨击现实政治就异乎寻常，鲁迅发现了此类小说的异乎寻常之处，将其归类到“谴责小说”的范畴：
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④
愿意将《孽海花》看作是政治小说的不仅是林纾一人。辜鸿铭，这位慈禧太后的崇拜者，在《孽海花》行世后的第三年，即1910年，用英文撰写了《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汉语译为《清流传》），并在上海出版。老夫子摆出一副誓死捍卫大清帝国的架势，对领导洋务的李鸿章痛恨至极，同时对批评和攻击李氏的“清流”翰林好话说尽。他不仅将曾朴含有嘲讽意味的“清流党”标签全盘接受下来，而且将“清流党”看作是一个党派：
①“清流”称谓变化过程的考证，请参见拙作《谁是“清流”？——晚清“清流”称谓考》，《史林》2005年第3期，第8-14页。
②曾朴：《孽海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5-36页。
③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4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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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谓，反正“醉翁之意”不在复原历史。如果说晚清同时代人笔记、日记和书信里的“清流”故事多是掌故，那么，《孽海花》里的“清流党”故事矛头所向，则是当代政治。这一点，《孽海花》前六回的作者金松岑从来就不曾掩饰过：
今天的历史学家很容易找到此段文字中的破绽：恭亲王奕訢与李、翁不是同路人，他和李鸿章一起，常常是被“清流”攻击的对象，不可能是“清流”的后台老板；中法战争时，一封白简将他赶出军机处的正是著名的“清流”人物盛昱； “六君子”之说也不知从何说起，从来没有人称呼“清流”是“六君子”，只有郭嵩焘对“清流”有过“松筠十君子”的说法。③或许这一称谓脱胎于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的“六君子”称谓。如果是这样，倒是可以反过来证明作者是以后来的语境来套写前人的故事。上述引文让人觉得不可理解的第三点是，黄体芳已经被算作是“清流党”的“六君子”之一，紧接着又重复说他是“清流党人”。这些破绽显露了作者对半个多世纪发生的故事不够熟悉。
清流党一般是指1880年代－1910年代，于中国清朝朝廷不畏当权者敢直言上谏之朝官。这些人虽然崇尚君主制度，却对朝政弊端却敢提出建议，对于改善清朝末年之中国现况，颇有助益。另外，虽说清流党有党之名，其实私底下并不营党结私，至于领导者则以张之洞、陈宝琛及张佩纶三人为首，又称清流派。 晚清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所谓清流，是指那些标榜风节，不畏强御，遇事敢言，评议时政，指斥当道，不与权贵同流合污，深负清望的士大夫。同光之际，由于内政不修，外侮日深，都察院内的一些御史言官和词苑讲官出而指陈时政，弹劾奸邪，力倡整饬纪纲，改革弊政。慈禧太后为牵制恭亲王奕訢和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有意纵容清流党。一时间台谏生风，争相弹击，凌厉无前，煊赫一时。1李鸿藻为首领。因前清流人物多为北方人，故又有北派清流之称。中法战争中，“不习戎事”的清流健将，被派往地方典兵。随其代表人物张佩纶等因战事失败而遭谴革，前清流遂没落解体。翁同龢、潘祖荫联袂而起，结纳以清议见长的士大夫，逐渐形成后清流。因后清流人物多为三江、福建人，故又有南派清流之称。在政治上，后清流较前清流更为开通务实，为实现革新内政、抵制外侮的抱负，竭力拥戴光绪帝，甲午战争后嬗变为帝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