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公共文化与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文档资料

重构公共文化与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必要性现代化包括器物、制度、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要能够实现，必须完成经济转型、体制创新、理论创建和国民性改造四大变革任务。

只有完成经济转型，才能实现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只有完成体制创新，才能实现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只有完成理论创建，才能实现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只要完成国民性改造，才能实现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阻力。

在器物层面，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在制度层面，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教育、现代科技、现代文化与高度集权的体制之间的矛盾。

在观念层面，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与时俱进的要求与“左”的、旧的思想理论之间的矛盾。

在人的现代化方面，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现代社会要求与传统国民性之间的矛盾。

这四个方面的主要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要解决必须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把四个主要矛盾缩减为一个主要矛盾，那样，现代化就会变成片面的现代化而不能最终实现。

与中国现代化所要完成的四大变革任务相适应，指导现代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当是系统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指导思想理论还是过去用来指导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矛盾论世界观和抓主要矛盾的方法论。

由于哲学理论创新的滞后，致使我们只把经济建设放在了中心位置，而没有把体制创新、理论创建和国民性改造这三大任务放在应有的位置，甚至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虽然“改革”被列到了“两个基本点”之中，但没有明确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完成“体制创新”，结果，改革只是围绕着经济建设，服务于对外开放，旧的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

虽然也提出了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也进行了理论创新，但不加区别地讲解放思想造成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理论创新只达到了应用理论的层次，没有完成（甚至没有意识到）基础理论的创新，与理论创建的要求还相距甚远，由此形成了思想理论的混乱、矛盾和分化。

至于国民性改造，尽管在现实中已经有大量的事实说明了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但至今还没有引起重视。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

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

应用理论在理论的广度、深度和严密程度方面，都达不到基础理论的要求，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们现在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设想的社会主义又复杂了一层，所以需要用更深刻的理论才能解释透彻，解释全面，用更加完善和严密的科学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来指导，才能实现科学发展。

可是我们却在用简单的、形象化的语言作为最高理论，用警察指挥交通式的方法来推动和控制发展―这样怎么能不形成各方面的“粗放式”发展呢？由于我们的指导理论提升不到基础理论的高度，长远目标不明确，制度不健全，整个社会出现了短期行为泛滥的状态：制造中假冒伪劣，交易中坑蒙拐骗，党政官员“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执法部门不讲公正，知识分子不探求真理，人们的追求目标只剩下了升官发财，公共观念越来越淡薄。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滞后，致使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理论。

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与西方不同，这样就产生了理论指导上的偏差，这种偏差使改革出现了重大失误。

中国的政府不仅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实行宏观调控，而且还直接掌握有比西方国家更多的资源和权力。

与此相对应，国家应当承担比西方国家更多的经济社会职能。

经济学界及其他理论界把注意力集中到怎样使更多的资源按市场机制配置，但是却忽视了国家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不仅是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经济管理、行政管理、哲学、政治学等几乎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照搬西方的问题，再加上西方其他文化产品及生活方式的影响，使得我国在一些公有、公共的领域出现了不应当有的“个体化”、利益化的趋向；另一方面，国民性中存在的宗法依附性偏向、短视性缺陷，又导致很难形成公正的、长远的公共性共识。

要能够形成公正的、长远的公共性共识，就必须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要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以现代化为目标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和反思，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最终落脚到中华文明的复兴。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公共文化的核心内容，可以反过来指导经济转型和体制创新，使其能最终完成。

创建起来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作为教材，应用于教育和普及，对改造旧的国民性、形成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民性起到长期性作用。

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需要突破的障碍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第一步，是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没有现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没有现成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创新。

但是，现有的观念、体制，阻碍甚至封死了创新的道路。

就观念方面来说，阻碍创新的有三个层次的观念。

第一层次的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都是永远正确的、不能改变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怎样去更好地理解它，解释它，应用它；第二层次的观念，认为即使某些观点需要发展、探索或改变，那也得靠实践，靠党和国家领导人，专业理论工作者只能去调查，去总结，去论证；第三层次的观念，认为即使专家学者能够提出新的理论观点，那么，一定是那些行政职务最高、所在单位级别最高、或者是喝过洋墨水的专家学者，其看法最高、最正确、最值得重视。

这些观念都是与事实背道而驰的。

第一，科学哲学家库恩通过总结科学发展的历史，提出了“科学革命”的理论，指出具体的科学“范式”往往只具有有限的解释力；随着新事实的不断出现，原有的“范式”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解释不了的现象和问题，当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发生科学危机；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进行“科学革命”，用更有解释力的新范式代替旧范式。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目前正面临着“科学革命”、范式变换的任务，需要与时俱进、建立起新的范式，解释清楚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不了、解释不清的问题。

如果理论工作者没有这样的意识和观念，就不会去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范式，而是牵强附会地用原来的理论范式来解释新的事实；如果其他人没有这样的观念，即使有人创造出新的理论范式，也得不到重视，更得不到承认。

第二，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工作，需要审读大量的书籍和资料，并且要经过冷静地、深入地、反复地思考。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要经过不断“反思”。

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要“深思熟虑”。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理论的论证要“彻底”。

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去深思熟虑。

如果不改变这样的观念和制度，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的主体就会出现缺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时间和精力，专业理论工作者没有权利和责任，最后只能形成指导改革开放的理论由基础理论降低为应用理论的局面。

第三，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基本上还是“应试”的体制。

学位、学府地位的高低，往往决定能够进入单位级别的高低；但单位级别的高低，如前所述，并不能决定理论创新能力的高低，甚至相反。

至于行政职务的高低与学术水平的高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我们评价和选择成果时，往往先看作者的身份和地位。

这样就会形成：有新成果的没有应有的地位和权威，成果发挥不了作用；有地位和权威的没有新成果，靠维护旧的学说保持着权威地位。

这样就无法完成理论创新。

新成果只有得到社会的承认并广泛运用到教学和实践中去，才能完成创新。

第四，以自由民主学说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确实已经发展到体系比较完整的程度，但还存在着偏向和缺陷，因而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西方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但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有些领导人对此视而不见，还希望靠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的体制改革。

西方经济学连西方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可能解决社会制度不同的中国的体制改革问题。

中国体制改革的理论需要中国的专家学者通过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创新（其中也包括对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合理成分进行再吸收）来提出。

制约基础理论创新更深一层的问题，是短视文化意识的存在。

创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工程。

许多人认识不到这一工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忽视认识性理论、厌弃批判性和创新性理论的传统意识。

这种意识只重视与当前实践有密切关系的理论问题，重视理论目前的有用性，忽视理论长久的科学性，喜欢“开药方”的理论，不喜欢“病理学”、“药理学”、“生理学”等理论；喜欢论证前人观点的学说，不喜欢（妒忌）提出新观点的学说；喜欢歌功颂德，不喜欢现实批判。

同时，没有符合实际的严密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对照和监督，错误的实践、盲目的实践就会借助于权力通行无阻，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当前，理论研究受到“理论联系实惠”风气的影响。

许多人写作论文或专著、申请和完成项目、参加学术会议，都是出于晋升职称、职务，增加经济收入等考虑，不再关心真理，不再关注理论上的难题，而是选择容易的题目去研究和写作。

结果，大家都挤在与现实实践有密切联系的应用理论和实用知识的领域内，重复研究，重复写作，重复开会，而比较难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却门可罗雀，许多难题的解决都不了了之。

往往是某一实践中提出来的热门课题，实践部门在研究，党政政策研究单位在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研究，各级各类高等院校在研究，甚至基础理论的学会也在研究；而对于与现实同样有密切关系的基础理论的难题―课堂上讲不下去、现实中解释不了、问题解决不了的难题，社科研究机构不研究，高等院校不研究，甚至有关学会也不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部门往往是“种了别人的自留地，荒了自己的责任田”。

传统的短视文化意识不改变，整个社会（包括理论界）就从基础理论的眼界降到了应用理论的眼界，能想到的改革措施和方案，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保增长，维稳，治末不治本，结果把问题越搞越复杂，矛盾越积越深。

我们现在正处于中华文明的现化代提升时期，要创造出一整套既符合现代文明发展要求又保留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新制度、新观念、新理论，才能使中华文明复兴，与西方文明旗鼓相当。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现代的中华文明（而不是只有古代的中华文明），现代中华文明才能成为与西方文明并立的“普世文明”，我们才能有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