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刻艺术概论

瓷刻艺术概论
薛枫莉
瓷刻又名刻瓷，是中国的国粹艺术之一，也是河南的“地产”之一，但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创造的这一辉煌艺术还十分陌生，我们河南人对自己的“地产”，更是“相见不相识”经常有人这样问我：“什么是瓷刻？从哪儿传来的？怎么没听说过？”我感到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让国人认识瓷刻，让河南省熟悉瓷刻，从而使瓷刻艺术在河南得到发展和繁荣。

一、瓷刻艺术起源于河南
瓷刻起源于哪里？瓷刻艺术界的人士一直为此而努力寻找答案，不少人在图书馆的资料里披砂、烁石，下了不少功夫，至今没有查到历史的记载，因为，瓷刻和其他艺术门类相比，有史以来一直比较冷寂，不但从艺者廖若星辰，而且作品无几，所以文字记载无从查起，只是在清末民初，报刊上才出现了一些零星的有关当时瓷刻活动的记述文字。

既然史料查不到瓷刻的起源，瓷刻界人士只能根据实物来推断。

历史上只留传下来的刻瓷珍品，如今大都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

据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刊载的《北京瓷刻》一文介绍，目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所能查到最早的瓷刻，是一只北宋宫廷刻瓶，有皇帝题字，工匠雕刻。

这件作品“字迹点实，清秀，镌刻技巧娴熟”，具有很高的价值。

据该文作者王晶称，这应是最早的瓷刻作品。

河南开封是北宋皇宫所在地，据此推断，瓷刻应该起源于河南开封，河南是瓷刻的故乡。

上海瓷刻界权威周光真在他的《瓷刻溯源》一文中（载《上海商报》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认为北宋皇都开封是刻瓷的故乡（在古都博物馆现存的四件北宋瓷刻作品出自于河南人之手，所以河南是瓷刻的发祥地，目前，瓷刻界都基本上如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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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瓷刻发展简历
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博物馆所见的清代时期以前的瓷刻作品，基本都是历代皇帝的题字。

瓷刻界认为，这是皇帝在他所喜欢的瓷器上题字咏赞，为了便于字迹长久保存，就命工匠雕刻。

这些题字大部分刻在瓶底，少数刻在瓶身。

这些作品由于题字、雕刻，分别由两个人完成，所以雕刻者仅是工匠，谈不上艺术创造。

所以，清代以前，瓷刻虽流传近千年，仍没有成为单独的艺术分支，它的表现形式也全是刻字，没有绘画。

清代乾隆年间，由于国外冶金技术的传入，中国出现了最高的高级合金钢，这给瓷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刻瓷刀原来一直是金刚石制造的，由于金刚石价格昂贵，一般人用不起，大大制约了瓷刻的兴盛和发展。

乾隆年间，出现了高级合金钢制造的瓷刻刀。

这些瓷刻刀造价低廉，一般人都可以制造和使用。

再者，原来的金刚石刻刀不但容易损坏，而且刻线极细，只能表现细线。

合金刻刀出现后，能表现色块，是瓷刻的表现技巧大大发展了一步。

工具的变化带来了瓷刻的五大变化。

其一，由单纯刻书法到刻制绘画作品；其二，雕刻者由工匠改为墨人骚客；瓷刻真正成为由一人单独完成的艺术创作。

从此，瓷刻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其三，瓷刻作品开始流入民间。

乾隆以前，由于瓷刻品极少，又多是皇帝题字，故此，作品全部由皇宫收藏，成为皇帝的专用品，平民百姓难得见得；乾隆以后，由于瓷刻作品增多，又多为民间创作，所以，瓷刻作品就在民间有了收藏，我所见到的清代瓷刻作品有两件，一件是我的北京朋友任友敬祖上收藏的瓷瓶，底部刻有“光绪二十一年”几个字；另一件是一位记者朋友，他收藏有一件刻有梅花的瓷瓶。

也是清代的作品；其四，从事瓷刻的人数大幅度增加，使清代后期和民初成为瓷刻的一个兴盛期。

当时，许多著名书画家，都热衷瓷刻创作。

如吴昌硕、邓石如等，都有瓷刻作品在故宫博物馆珍藏。

邓石如的《景君碑》瓷刻方瓶，至今仍为上海瓷刻艺术家杨为义先生所收藏。

他创作这幅作品时，年仅二十五岁，可见
其艺术水平；其五、刻瓷艺术教育开始出现，是瓷刻创作有零散型转变为规模型；据登封的清末秀才阎学义（1882—1964）回忆，当时北京、上海都成立了瓷刻艺术教育机构，如“北京工艺学堂”、上海城隍庙“铁花轩”都是专门培训瓷刻艺术人才的。

这使北京、上海成为当时的瓷刻艺术培训中心。

薛枫莉出身于书香门第、艺术世家，其祖父薛云来经常携带他的二个儿子薛大青和薛二青与同邻村蔺沟的闫学艺是清末举人和雕刻艺术家，曾共同为冯玉祥将军、宋庆龄先生、蒋中正先生刻过瓷像，薛云来被民国陈部雷先生请至南京为中正先生刻瓷像，现存于台湾蒋氏家中堂，瓷刻梅瓶落款为：“档阳山人祖师爷庙薛氏云来”十二个字，也代表着一年十二个月的思念家乡的情结。

在民国末年，由于世道居下，我的祖父被迫回到了登封胥店的郭庄村当长工，在一次做工时不小心被当村的瓷刻大师徙户，用一种瓷刻掘头砸死，就葬在现在的登封胥店的郭庄村北地。

这使我从小受祖父、爷爷、叔叔的熏陶、得三代的真传。

后来我又经常观摩没出五府叔叔薛松瓷刻的各种雕刻技艺，用心茗记，熟练与脑。

这与我今天走书画艺术人生之路，打下了坚实的祖传艺术功底。

瓷刻艺术的兴盛使清末民初出现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如北京的华约三、朱友麟等。

其中，朱友麟的瓷刻作品参加了1915年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荣获了银质奖，为中国的瓷刻艺术赢得了第一个国际大奖（见1935年出版的《旧物文物略》）。

民国初年以后，由于国内形式动荡不安，战争频繁，艺术枯萎，瓷刻也受到影响，从事瓷刻的人越来越少。

于是，瓷刻渐渐衰落，走进低谷，到了1949年，几乎频于灭绝。

三、瓷刻艺术的现状
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百业俱兴，瓷刻艺术也残烬复燃，重新兴盛，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

1987年淄博李梓源刻的一套鲁青瓷五头文具，在第十五届慕尼黑国际博览会上获得了金质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另外，除淄博形成了较大的瓷刻艺术群体和相当的瓷刻艺术创作生产规模外，各地的瓷刻艺术人员目前仍是凤毛麟角，处于零星状态，所以，从历史的纵向看，瓷刻虽处于繁荣时期，但从整个民族艺术的横向看，它还是一个零落的门类，仍待发展和振兴。

自八十年代瓷刻重新兴盛以来，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纯艺术创作阶段，显贵走宠阶段，商品生产阶段。

1981年——1983年国内瓷刻基本处于纯艺术创作阶段。

其间，瓷刻刚刚从灭绝状态复苏，大多数艺术家的瓷刻活动完全是自发的纯艺术创作型；1984年——1987年，是瓷刻的黄金时代，它的出现使人们耳目一新，少者为贵，新作见宠。

国家最高机关也对瓷刻推崇厚爱，把瓷刻定为国礼作为国家领导人外事活动的最高礼品。

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先后代表中国政府，在外事活动中赠给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日本天皇裕仁和皇后、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等国际风云人物本人的瓷刻像，使瓷刻一时身价百倍。

这个阶段的瓷刻创作基本被外部支配，完全为国家外事活动服务。

国家的重视，推动了瓷刻的发展。

目前，不论是淄博，还是其他地方，瓷刻作品，在国内外市场上仍很有限，还远远满足不了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四、河南瓷刻和我所的瓷刻活动
截止目前，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中，有两个省市有瓷刻活动，其余省市仍是空白。

就全国范围讲，河南的瓷刻虽不如山东兴盛，但也比较活跃。

为了发展独具特色的河南瓷刻，我自费考察了北京、山东和上海的瓷刻。

通过考察，我发现全国的瓷刻从刀具、技法、表现风格，基本上全是沿袭清末民初的一套，各地大一统，缺少变化。

我决心打破传统，另辟蹊径。

我做了两个方面的努力：改进刀具，创作新的技法。

我所设计制造出自己独有的刀具和辅助工具：在刻法上，放弃各地普遍使用的小锤子击打刀具的凿雕法，而依靠刀具自身的重量；在表现色块时，不使用山东式短线排列，而代之以细点；我吸取了牙雕的一些技法，并使用了擦、磨、腐蚀等新技巧，是表现效果更加生动逼真，接近原作，形成了细腻、古朴、典雅的风格，和外地的瓷刻有了明显的区别。

外地的瓷刻一眼就看得出是刻的。

我所的瓷刻不用手摸就不知道是刻的，在1990年6月，我所闫工程师的八件瓷刻作品赴京参加了中日艺术品友好纪念展，作品受到中外专家的一致好评；1991年8月，我所《红楼梦》人物系列5件作品被国家选送美国洛杉矶，参加《洛杉矶国际工艺美术展》；几年来，我所的作品多次被国家选作国礼，在外事活动中赠送贵宾。

1990年，我所的总工程师闫振甲应国家外事部门邀请，为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剧作家《阿信》的作者桥田寿贺子刻像，1991年我所又应国家旅游部门邀请为美国商务部访华团团长爱德华·赫莱威刻像，并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

我所作品在首都工艺美术馆展出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关东升先生说：“各地的瓷刻我大都欣赏过，他们都姓大中华，你所的作品姓予。

”我所决心继续发展自己的风格，争取形成予派瓷刻艺术。

现在，文化部中国书画艺术指导委员会与河南省文联民间艺术家协会，成立了经济实体，河南省瓷刻艺术研究所和登封嵩山民间艺术研究所，聘请了艺术家闫振甲为名誉所长，传授瓷刻技艺，并进行瓷刻艺术研究和开发生产，这将是国内外第一个专门从事瓷刻艺术研究的
机构。

我所的产品已经进入国内外市场。

我所瓷刻艺术也随之从纯艺术创作进入规模性商品生产。

作者：河南省瓷刻艺术研究所所长薛枫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