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谷秧歌的研究

收稿日期:2014-02-27作者简介:闫文静(1987-),女,山西太谷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方言学。

山西太谷秧歌的研究
摘要: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山西太谷秧歌的传承和发扬正面临着很大的困境。

正是缘于此,才更应该重视其文化研究。

文章从太谷秧歌的渊源与名称、艺术特征、民俗、晋商文化、艺人群体及其秧歌的传承与发展等诸多方面入手,对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究。

关键词:山西;太谷秧歌;起源;艺术特征;民俗中图分类号:J 722.2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4)09-0040-04
闫文静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太谷秧歌是山西太谷县的地方小戏,以太谷方言为创作的基础语言。

它以太谷为中心,辐射周边十余个县市。

2008年太谷秧歌(以“祁太秧歌”的名称)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在此情形下,太谷县文化局挖掘整理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书籍《太谷秧歌剧本集》(2004)和《太谷秧歌音乐集》(2004),旨在保护和传承太谷秧歌。

一
研究者普遍认为太谷秧歌起源于民歌小调,大致经历了歌谣小调—歌舞—地方小戏的发展历程。

阎定文(1997)认为秧歌的发展与衍变经历了由田间劳动歌曲到民间歌舞,再到民间小戏三
个阶段。

程雪云(2008)认为至少在后唐时就已出现了“秧歌”这一名称,当时民谚云:“庄王耍丑耍得好,正宫娘娘把头包,真龙天子唱秧歌,满朝文武把锣敲。

”太谷秧歌发源于唐宋时期用方言土语演唱的歌谣小调,并与民间社火结合形成了“闹秧歌”活动。

宋元时期北方匈奴民族的音乐丰富了太谷秧歌的调式。

明后期“闹秧歌”活动发展
为以舞蹈为主的
“过街秧歌”和以说唱为主带叙述故事的“地秧歌”,自此太谷秧歌便开始逐渐向戏曲化的方向发展了。

明清时期晋商的辉煌促进
了太谷秧歌向地方小戏的转化,太谷秧歌基本发展成熟。

清代中叶,太谷秧歌登上舞台。

黄旭涛(2008)认为除农业社会形成的社火传统外,晋中
∗∗∗第34卷第9期绥化学院学报2014年9月Vol.34No.9
Journal of S uihua University
Sep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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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结合的生产方式和开放通达的地理优势也为秧歌由歌谣小调到地方戏的转变提供了条件。

王杰文(2010)认为秧歌起源于元宵灯节时的艺术表演。

关于名称,目前有“太谷秧歌”、“祁太秧歌”和“晋中秧歌”三种说法。

原太谷县县志办主任郭齐文老先生的《太谷秧歌》(1987)一书,总结了太谷秧歌剧目、语言、曲调、艺术特点,用大量事实证明了太谷秧歌发源于太谷,而后流传于各地的史实。

程雪云的《太谷秧歌溯源》(2008)从这三个名称出现的时间先后和背景以及1990年前后晋中各县县志记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澄清。

从而证明了太谷是源,祁县是流,晋中秧歌的称呼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

二
对起源与名称的研究旨在正本清源。

太谷秧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有关其艺术特征的研究也非常丰富。

(一)综合性研究
雷焕贵的《晋中秧歌艺术发展及现状研究》(2004)从艺术文化、音乐、表演、舞美和地域等方面探讨了太谷秧歌的发展及现状。

王丰的《浅谈祁太秧歌中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2010)以民俗文化为基础和切入点,从服饰造型设计、装饰色彩运用、表演风格形式等方面对太谷秧歌独特而鲜明的造型艺术进行了剖析。

高海燕的《祁太秧歌的艺术特色研究》(2011)从语言特色、音乐特色、角色行当与表演、脸谱服饰与舞美特色等艺术审美方面进行了研究,指出太谷秧歌语言富有哲理,以太谷方言入韵,其唱腔音乐仍属民歌体,角色行当分为生、旦、丑三类,脸谱服饰沿袭传统,舞台布置比较简单。

(二)语言研究
除高海燕的研究涉及到对语言特色的分析外,黄旭涛(2005)运用口头程式理论的方法,分析秧歌文本中具有程式意义的“官乱弹”,对部分程式性的句式、叙事单元及文本结构给以总结,揭示祁太秧歌文本的基本构成规则,提供一个理解
视角。

(三)音乐研究
太谷秧歌作为一种地方小戏,地方性的音乐曲调是其显著特征。

对太谷秧歌音乐的研究比较丰富。

阎定文较早对太谷秧歌的音乐进行研究。

他的《祁太秧歌的角调式研究》(1993)围绕变宫为角的转调、微升徵色彩音的表现性能、角调式的音阶等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论祁太秧歌的小三度句尾色彩性呼应调式》(1999)则从调式形态、音阶形态和形成原因三方面对太谷秧歌中的小三度句尾色彩性呼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指出避免使观众感到单调枯燥是其艺术表现上的内在原因。

施德玉的《秧歌戏之音乐体式》(2006)将全国各地的秧歌戏的音乐体式分为单曲重头体、多曲杂缀体、板式变化体、杂曲与板式变化混合体四类,分析出了秧歌系统音乐的十大特点,太谷秧歌在其讨论之列。

陈娟的硕士学位论文《太谷秧歌曲调逻辑探究》(山西大学,2008)从单一性调式、五声综合调式、旋律音调结构分析、独特的终结音等方面探析太谷秧歌的曲调特色。

(四)舞蹈研究
太谷秧歌以说唱和讲述日常生活故事为主,舞蹈在其中占的比重并不大,有关研究文章目前只见到两篇。

侯仲陶的硕士论文《太谷秧歌舞蹈动态研究》(重庆大学,2010)将唱、念、做中的“做”定位于舞蹈动态,并指出其具有生活化、即兴化和典型性的特征,分别对生、旦、丑“三门”的典型性舞蹈动态从动律、动作要领上详细分析。

然后文章结合晋中地区社会文化、生活习惯和习俗进行分析,为太谷秧歌舞蹈动态在文化上增加意义。

郭慧娟的硕士论文《关于从太谷秧歌中提取舞蹈动作元素的探讨》(山西大学,2011)指出太谷秧歌在发展为地方戏之后,“舞”的元素逐渐弱化,为增强其可看性,可强化舞蹈元素。

文章首先指出太谷秧歌具备提取动作元素的特征,其次指出三个提取途径:多种因素、纵横探索、贵在升华,最后从情绪情感、与太谷当地形意拳结合、根据唱词曲调编创、运用舞蹈学的编舞技法进行再创作和自我创新等方面具体分析提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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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乡村生活
太谷秧歌以反映农村生活为主要内容,从清朝中晚期开始走向成熟和兴盛。

透过太谷秧歌,我们可以真实地了解清末到民国初年的乡村生活。

侯春燕的《晋中秧歌中的近代农村社会生活层面析》(2002)揭露了当时农村生活中的社会时弊,包括吸食鸦片的危害和阎锡山统治时期的黑暗。

韩晓莉的《文化展演中的乡村社会——
—清末民初山西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生活》(2009)介绍了乡村生活中的秧歌表演以非营利性的自乐班形式为主,自乐班靠“义”维持;太谷秧歌有不少剧本时根据民间的真人真事创作的,如《打冻漓》《打拐拐》《改良奶娃娃》《拣麦根》等;太谷秧歌反映了繁荣丰富的物质生活、自由率性的情感世界和重义向善的道德追求。

(二)女性观、婚姻观
太谷秧歌多是“家庭戏”“女性戏”,如夫妻吵架、婆媳不和等,从这些内容看,可以反映出当地社会的女性观、婚姻观。

侯春燕的《晋中秧歌中的近代农村社会生活层面析》(2002)对婚姻生活进行了讨论,介绍了私通者的身份、私通者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导致男女私通的原因,包括买卖包办婚姻导致感情不和、论财娶亲导致男青年娶不起媳妇而落寞、年龄悬殊导致感情不和谐和长期寡居导致寂寞等。

韩晓莉的《从祁太秧歌看晋中社会女性观》(2003)分析了晋中女性的婚恋观:对父母包办婚姻的不满与反抗;大胆表白、自主婚配;贞节观念淡薄,追求现世情感。

家庭伦理观:在肯定家长制权威的同时,向传统的婆权提出挑战;夫妻关系中,虽仍处于弱势,但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悍妻和恶妻形象属于夸张塑造,男尊女卑的的思想仍然深植于心;母慈子孝是社会推崇的主流。

个人价值观:情与利并重;明事理,重信义;有胆有认,巾帼更胜须眉。

张云霞的《婆媳冲突:内隐的男权世界——
—从祁太秧歌中看近代家庭的男性权威和长者意者》(2005)指出婆婆权利无限扩大化只是表象,男权是内隐的。

钱永平的《祁太秧歌中女性生活史的民俗学分析》(2008)认为
在太谷秧歌反映的家庭冲突中,女性作为妻子、寡妇和儿媳都取得了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胜利,是对女性尊严的补偿。

(三)民俗
高兴的《山西秧歌的民俗学研究》(1998)分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口承语言民俗和精神民俗四方面对山西秧歌中反映的民俗进行了分析和举例,其中有不少太谷秧歌的例子。

行龙的《秧歌里的世界——
—兼论民俗文献与中国社会史研究》透过太谷秧歌这一民俗文献对晋中地区乡土意识进行剖析,指出“民俗文献中包含的社会史内容是丰富、有价值的。

甚至值得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不妨称之为‘民俗社会史’。

”钱永平的《祁太秧歌与当代乡土社会的民俗学考察》(2007)从乡俗礼仪、当代仪式庆典另方面阐述了太谷秧歌的民俗功能。

黄旭涛的《仪式操演建构了民间小戏的表演场域——
—以一次葬礼中祁太秧歌演出为个案》(2007)指出民俗仪式为秧歌表演设定了表演语境,民俗仪式与秧歌表演相互依存。

四
太谷秧歌的形成和兴盛离不开晋商的兴起与繁荣。

李传志的《晋商与太谷秧歌》(1996)指出太谷秧歌商剧(商业题材的剧目)占太谷秧歌的四分之一,清道光年间太谷商业类经济也占全县经济结构的四分之一。

这两组数据的重合,表明商剧是太谷秧歌的重头戏,商业是当时太谷经济的“重头戏”。

陈军的《晋商对祁太秧歌影响初探》(2002)认为,晋商出资办戏社、建戏台,促进了太谷秧歌发展;鼓励文人、艺人进行创作,丰富了剧本;根据自身喜好拓宽了戏路。

从间接方面来讲,晋商的繁荣丰富了太谷秧歌的表现题材并促进了当地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晋商的审美需求加快了太谷秧歌的成熟进程。

张春娟的《晋商、移民与戏曲——
—山西祁县谷恋村祁太秧歌调查考》(2013)以为,因移民而富裕的晋商“金蛮财主”出资成立秧歌剧团“易俗社”,正是晋商促进太谷秧歌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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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tudy of Taigu Yangko Dance in Shanxi
Ya n We njing
(Liberal Arts College,Hunan Norm a l Univers ity,Changsha,Hunan 410081)
Abs tract:As on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with 100years of his tory,the inheritance and carrying forward of Taigu Yangko dance in S hanxi is facing great difficulties.Due to that,its cultural s tudy ought to gain our attention.This article m a kes an in-depth s tudy of it from various aspects,the origin and name of Taigu yangko,artis tic features,folk customs,culture of S hanxi m e rchants ,artis t groups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 e nt of Taigu yangko etc.
Key words :S hanxi;Taigu yangko dance;origin;artistic features;folk cus toms
五
黄旭涛的《民间小戏艺人的社会构成与社会变迁——
—以祁太秧歌为个案》(2009)认为半个世纪以来,祁太秧歌艺人的社会构成由男性为主向女性为主发展,由社会底层人物向上发展,由受家族传统影响到影响的消失,最终摆脱其他社会因素的局限而突出对个人表演天赋、才能方面的重视。

这种变化对于太谷秧歌的发展无疑是可喜的,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

太谷秧歌唯一的一代职业演员年龄越来越大,“2011年,孙贵明59岁了,代富仙56岁,刘双寿53岁,籍红玉50岁,董燕燕、白美云、彭玉花也向50岁挺进。

他们都没有学生可教。

”不仅如此,太谷秧歌的最后一位大师王效端已于2008年11月23日去世。

更为严重的是,昔日太谷“县境329个自然村就有167个有秧歌班社活动”。

而现在,除了艺人年龄老化和没有学生可教之外,太谷秧歌还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

如何保护与发展太谷秧歌值得我们深思。

智联忠的《太谷秧歌的传承现状和对策》(2011)从专业剧团、演员、研究三方面指出太谷秧歌现状不容乐观。

政府、专家学者、剧团、传承人应该各尽其力,保护多样性、加强研究和宣传、提高艺术水平、加大创新力度,共同保护和发展太谷秧歌。

黄旭涛的《民间小戏村落传承方式的调查与遗产保护的思考———以祁太秧歌为个案》
(2009)指出贴近民众生活的传承方式与秧歌表
演传统得以传承有直接关系,认为“建立适应现代文化生态环境的生存机制,继续民间小戏在民众生活中的传承,或许是民间小戏活态保护的一种重要途径。

”王璐鹿的硕士论文《以动画为传播媒介的祁太秧歌艺术形式》(上海戏剧学院,2013)则从动画入手,为太谷秧歌的传播做了一次新的尝试。

综上所述,学界已开始关注太谷秧歌这块民族艺术瑰宝。

但针对太谷秧歌的语言艺术专门研究的还很少见。

我们应加强研究,为太谷秧歌的传承和发展奠定好基础。

参考文献:
[1]郭齐文.太谷秧歌[M].太原:山西省地方志研究所,1987:121.
[2]行龙,毕苑.秧歌里的世界———兼论民俗文献与中国社会史研究[J].民俗研究,2001(3):77-100.
[3]亲圪蛋.他们渐渐老去,他们之后谁唱秧歌———太谷秧歌艺人的绝代芳华[J].广播歌选,2011(2):12-23.
[4]黄旭涛.仪式操演建构了民间小戏的表演场域———以一次葬礼中祁太秧歌演出为个案[J].艺术探索,2007(4):74-80.
[责任编辑王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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