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选官制度

文武百官怎样产生，这就是官吏选拔问题，史书称为选举。

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

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

秦在
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①，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

秦统一后的官吏，
也就多出于军功。

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材的选官制度。

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

汉代统治者通过多种方式，的确选拔了不少人材，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汉代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所以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和这个时期人材辈出有着密切关系。

固然，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选官流弊也不少。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材为官的制度。

这种制度秦汉以前就有，无非限于下级官吏而已。

到秦朝，已经比较广泛地实行了由下而上的推荐制度，如韩信“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②，《史记·范雎列传》所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这里的任，当做保举讲。

许多记载都说明秦比较普遍地实行了推荐人材的制度。

汉高帝刘邦称帝不久，就感到选拔统治人材的必要，十一年(公元前196 年)下诏求贤，对象是具有治国才干的“贤士大夫”，并要求登记品格、仪表和年龄。

惠帝、高后时，都曾经诏举“孝弟力田”，使其为民表率。

文帝二年 (公元前178 年)、十五年 (公元前165 年) 分别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汉初著名的政论家晁错即是通过十五年这次诏举入朝为官的。

到汉
武帝时代，汉代察举遂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

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

无非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者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

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不少，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 (通常指经学) 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暂时规定的特殊
科目。

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

现将察举主要科目分述如下：
(1)孝廉。

孝廉即孝子廉吏。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 年) “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①这是举孝廉的开始，本为举孝察廉二科，即举孝子和廉吏各一人。

然而在后来的通
常情况下，孝廉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

武帝初次诏举孝廉并不顺利，原因是汉承秦法，举人失当者有罪，所以各郡国对察举孝廉并不积极，“或者至阖郡而不荐一人”。

①《通典·选举典》。

②《史记·淮阴侯列传》。

①《汉书·武帝纪》。

所以武帝在元朔元年 (公元前128 年) 又下了一道严令郡国必须举人的诏书：“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自此以后，举孝廉也就形成制度并得以
贯彻执行。

这项察举孝廉的制度，为岁举，即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推荐人材，从而孝廉一科也就成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也成为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

当时各郡国人口多少不一，大郡人口多至五六十万，小郡人口只无非二十万，两者所举孝廉名额相同，事实上很不平均。

名额的多少，不仅关系到郡国的被举者，同时也关系到举人的二千石郡国守相，因为孝廉
既成入仕正途，举孝廉也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

名额不均，必然引起异议，所以
至东汉和
帝永元之际，又改以人口为标准，率二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

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以后，和帝对于边郡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又实行优宽政策，规定：“缘边
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

”限定期限
和名额可以使察举孝廉有了制度的保证，但另一方面有时也不免滥竽充数。

文献关于汉代察举孝廉的史例不少，仅两《汉书》中可考见者就不下一百余人。

从被举
者的资历来看，大多为州郡属吏或者通晓经书的儒生。

从任用的情况来看，在中央的则以郎
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则为令、长、丞，再迁为太守、刺史。

可见孝廉一科，在汉代实乃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

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一些所谓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2)茂材。

茂材，西汉曰秀才，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材，或者写作茂才，与
孝廉同为两汉重要的察举科目。

察举茂材亦始于汉武帝，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公元前106 年)，“名臣文武欲尽，诏曰；‘..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
绝国者。

’”这是举茂才的开始。

其后，宣帝、元帝时均有察举茂才异等的诏令。

这个时期
所举的茂材多为现任官吏，而且是属于特举，与孝廉岁举的情况不同。

据《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 年)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 光禄
发举茂才四行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

此后，茂才也和孝廉一样变成为了岁举。

无非孝廉是属于郡举，而茂才则是州举，故茂
才的数目较孝廉为少。

据上引诏书，三公举三人，十三部刺史举十三人，总计无非十六人；再加之光禄、监察御史所举，亦无非二十人摆布。

两汉茂才的出路，多为地方县令，而孝廉则多为郎官。

东汉官制，县令是千石官，郎官最高无非六百石，可见茂才比孝廉任用为重。

名额少，任用重，这是茂才与孝廉的不同之处，也是茂才比孝廉的可贵之处。

汉代被察举为孝廉、茂才者，普通是先举孝廉，后举茂才，这也可见茂才比孝廉为高。

(3)贤良方正与文学。

举贤良方正始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 年)，其后两汉诸帝大
都颁布过察举贤良方正的诏令，守相均得依诏令规定察举。

诏举贤良方正常连言能直言极谏者，其目的是广开直言之路。

当时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谴告，一旦
上天降下灾异，皇帝就得下罪己诏，征求意见，以匡正过失。

文帝二年的诏举，就是因为日蚀的缘故。

所以汉代诏举贤良方正常在灾异之后。

无非在汉代也有几次不言贤良方正而单举
直言者。

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 年)、五年(公元111 年)两次诏举贤良方正，均曾
经连言“有道术之士”，建光元年(公元121 年)又诏令举“有道之士”。

自此，“有道”
也成了东汉察举的一科。

文学即指经学，亦始举于文帝，因与贤良相近，故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 年)的诏
举贤良，在《汉书·晁错传》中就连称贤良文学。

此后贤良文学的连称多见于史籍。

察举文学正式见于皇帝诏令，则始于昭帝始元五年 (公元前82 年)，《汉书·昭帝纪》：“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这里贤良与文学区分很明显。

东汉灵帝置鸿都
门文学，流品颇杂，为士林所非。

《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评论说：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

汉之得人，数路而已。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

可见鸿都门文学是专门培养书画辞赋的学校，与选拔治国人材的贤良、文学的察举是两
回事，二者不可等同。

贤良、文学、有道之士，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科目和途径，一些宿儒名臣如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就是出于此科。

但要指出的一点是不论贤良方正，或者是文学、有道，都和孝廉、茂才不同，前者均为特举或者特科，而后者则为岁举或者常科。

(4)其他特科。

贤良、文学等科目虽非岁举的特科，但在两汉是常见的。

至于偶尔一
举或者数举的其他特科，尚有多种：明经。

明经就是通晓经学。

自汉武帝尊崇儒学，明经成为察举入仕的一途。

在西汉，有些人或者以明经为博士，或者以明经为郎官，后均成为汉代名臣。

韦贤、韦玄成父子以及张禹、翟方进等人更以明经先后历位丞相。

当时邹鲁一带有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

”①东汉章帝时限定郡国依人口贡举明经，元和二年(公元86 年) “令郡国上明经者，不满十口十万以上五人，万三人”②。

后又有年龄规定：“本初元年(公元146 年)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

”③可见明经亦为察举一科。

两汉取士，颇重经学，前举各科，多与经学有关，并不限于明经一科，此又特立一科，更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的重要。

明法。

明法就是通晓法律。

《汉书·元帝纪》载宣帝对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意思是说汉朝治国的传统制度是儒法并用。

故在选官时除重视儒生以外，也把明晓律令文法者作为察举的科目之一。

两汉以明法被举者多出于司法部门的官吏。

由于在断狱中显露了明习法令的才干，故得受举而升迁。

如陈忠由廷尉正迁尚书④，郭躬由廷尉正迁廷尉⑤。

尤异。

汉代官吏治绩突出者称“尤异”，其中治绩最好者称“第一”。

察举尤异是从现任官吏中选拔人材使其担任更高级职务的一个科目，同时也是对忠于职守的官吏的一种鼓励。

如西汉赵广汉任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⑥。

东汉童恢任不其令，“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 治剧。

两汉郡县因管理难易而有剧、平之分。

能治剧，即能管理老大难的郡县。

汉代统治者为鼓励能治剧者，亦列为察举一科。

如：何并，“举能治剧，为长陵令”①。

袁安，“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②。

能治剧者，普通多任为县令或者郡守。

①《汉书·韦贤传》。

②《后汉书·章帝纪》。

③《后汉书·后帝纪》。

④《后汉书·陈宠传》。

⑤《初学记·十二职官部》引华峤《后汉书》。

⑥《汉书·赵广汉传》。

⑦。

均由县令一跃而升至二千石大吏。

勇猛知兵法。

汉代察举勇猛知兵法，始于成帝。

《汉书·成帝纪》载元延元年(公元前12 年)诏曰：“乃者，日蚀星陨，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这可以看做后世武举的先声。

其后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 3 年)、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以至东汉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均有诏令察举。

举勇猛知兵法多在两汉后期“灾变不息、盗贼众多”之时，可见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项措施。

阴阳灾异。

自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流行以后，汉代君臣大都相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

所以有时也要察举明阴阳灾异之士。

例如《汉书·元帝纪》载初元三年(公元前46 年)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由阴阳。

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

.. 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

又如东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 年)也下过类似诏书。

诏举明习阴阳灾异之士，常在社会危机之时，这说明统治者在危机面前无能为力，所以求助迷信。

以上察举科目之外，还有一些暂时的选官方式。

如诏举可充博士位者，诏举能浚川疏河者，诏举太常，诏举大司马等。

两汉时规模最大的一次诏举，是在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 年) 王莽执政时，《汉书·平帝纪》载其事云：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锺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这是一次内容广泛、规模宏大的察举，与王莽收拢人心密切相关。

但人数过多、靡费太甚，并非当时财力所能及，故东汉以后再也不举行。

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暂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材的制度。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

(1)皇帝征聘。

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者备顾问，或者委任政事。

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
性质。

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①，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②，亦皆属征召性质。

⑦《后汉书·童恢传》。

①《汉书·何并传》。

②《后汉书·袁安传》。

①《史记·叔孙通列传》。

到了汉代，如上述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 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

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

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

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③，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

汉代这种例子不少，皆为朝廷特征。

凡受朝廷特征之士自然要有许多特殊优待。

而普通被征用之士赴朝廷就职，皆须自备车马费用。

有时也特诏令县次传舍供给酒食，并及从者，沿途地方官须迎送款待。

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征君去就自由，朝廷虽可催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普通臣僚，大都待以宾礼。

如《后汉书·严光传》载严光的情况说： (严光)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

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

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

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

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

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 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

.. 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

严光可谓开了东汉士人隐逸拒征之风，其后征君多仿效严光，如法真、董扶、杨厚、黄琼等，或者三征，或者四征，不是称疾不就，就是连年不应。

辞征愈力，名声愈大，则朝廷愈征。

征聘原意，不外是为国家搜罗遗才，有助于政教；但其末流，上则以此沽求贤之名，下则以此钓清高之誉，朝野上下，率以鸣高，不仅流于形式，甚至成为许多人博取高官厚禄的资本。

(2)公府与州郡辟除。

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

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者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者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

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
或者试用之后，以有才干被荐举或者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者任地方长吏。

公府辟除。

两汉公府自丞相(司徒)、御史大夫(司空)、太尉(司马)、大将军以至诸卿如光禄勋、太常等，皆可自辟掾属。

有时皇帝也敕令公府辟召。

安帝舅大鸿胪耿宝曾经向太尉杨震推荐中常侍李闰之兄，杨震拒绝不辟。

耿宝亲造太尉府，说李常侍为朝廷所重，
令太尉辟除其兄是皇帝的意思。

杨震却说没有皇帝敕书，竟拒绝未辟。

公府辟除，就权力而论，以西汉丞相最大，如汉武帝时，丞相除有权置吏外，还可大开客馆以招贤士。

但就辟除之风来说，东汉较西汉为盛，史书辟除事例，多出于东汉时期。

公府既辟之后，除主官可直接向朝廷推荐之外，又得依诏令所定科目察举。

所以公府辟除，实为汉代(特殊是东汉)选官入仕的重要途径。

州郡辟除。

西汉武帝时设立十三部州，州刺史纯为监察官，以六条巡察郡国，用人权限很小，法令仅规定：“得择所部二千石卒史与从事”①而已。

西汉末，刺史逐渐干预地方行政，组织扩大，掾属亦随之增多。

至东汉，刺史既成为地方高级行政长官，州之掾史均由其
自行辟除，用人权限自然大增。

郡守辟除掾属，西汉时就已成为通制，甚至诸曹设置，太守亦可酌加变更。

至于自除诸曹掾史，更是多见。

如琅玡太守朱博，到任后就罢斥了一大批称
病怠职掾史。

州郡辟除，实为汉代选官的又一条重要途径。

在州郡辟除的掾史中，不少人成
了朝廷或者郡国大吏。

如西汉王尊为太守辟除书佐，后官至京兆尹，治绩颇著，为吏民所赞。

又如东汉陈蕃，为州辟除别驾，后历官至太尉。

②《水经·漯水注》。

③《汉书·儒林传》。

①《汉书·王尊传》注引《汉仪注》。

公府与州郡既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辟除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

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舆论的非议。

特别是州郡辟召是当时比较自由的
仕宦途径，而且既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

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
也不得不依托权门。

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

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
汉则实际上成为了主官的私属。

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
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

两汉的察举与考试是相辅而行、相互为用的。

察举加考试，这是汉代选官制度中的两个
重要步骤。

察举之后，是否选得其人，还需要经过考试，而后始能量才录用。

因此，无论是郡国岁举的孝廉，还是诏令特举的贤良、文学，到朝廷之后，均须考试。

此外，公府与州郡辟除之士、三署郎官以及博士弟子，也要依诏令规定进行考试。

考试的内容，诸生试经学，
文吏试章奏。

考试的方法，有对策和射策二种。

所谓对策就是命题考试，所谓射策就是抽签
考试。

对策多用于考试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

(1) 皇帝策试。

凡属诏令特举之士，皇帝往往亲加策试，如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 年) 诏举的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就亲自进行策试。

至武帝时，则“受策察问，咸以书对”，当时称为对策，皇帝亲览其策，而第其高下。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 年)公孙弘被举为贤良，当时参预对策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而武帝却欣赏其对，擢为第一，由是公孙弘平步青云，官至丞相，爵封列侯。

被举者的对策，如引起皇帝的特殊注意，有的甚至还要反复进行二三次，如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武帝览而异之，遂至两策三策，对毕，任为江都相。

两汉的察举诏令中，常有“朕将亲览”之句，这表示皇帝对于举贤和选官的重视。

对策的地点，或者在太常寺，或者在公车，或者在白虎殿，均为暂时指定。

(2)公府考试。

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才，到京以后，也要依其科目与被举人的学艺，
由公府分别加以考试。

孝廉的考试内容，据《后汉书·左雄传》说，“诸生试家法，文吏课
笺奏”。

公府辟召之士，西汉至东汉初，通常由公府主官负责荐举，或者依诏令所定科目，
选出高第以贡朝廷。

但东汉中叶以后，由于公府辟召不慎，过限未除，清浊混淆，良莠不齐。

左雄为尚书令，为革除其弊，乃奏请举吏皆先试之公府，又复试之于端门。

左雄所创
立的这一复试制度，虽遭顽强派反对，但基本固定下来。

这对于防止营私舞弊、择优选拔人
材方面，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3)博士弟子课试。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博士
弟子通过考试而补吏，遂成为定制。

《汉书·儒林传》记博士弟子通过考试而补吏的情况说：
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

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 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

武帝时设甲乙二科，宣帝时又增加丙科。

甲乙丙三科挨次分难易，射策者量力取策。

一
般说来，甲科是热门科，中后可除为郎，诸如何武、萧望之、翟方进等汉代名臣，均以射策
甲科为郎。

岁课以外，统治机构如果等待用人，也可暂时择优充任。

东汉沿甲乙科射策之制，但随着弟子员数的剧增和除吏名额的限制，自和帝起便发生了策试中的争讼。

永元十四年(公元102 年)规定五经各取上第六人，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 年)又增甲乙科员各十人。

但仍不能解决问题，灵帝时竟有人篡改兰台漆书经字以合私文，于是熹平中诏蔡邕刻石经为准。

东汉后期，由于吏治败坏，请托公行，博士弟子的课试也流于形式，名存而实亡。

遵照博士弟子课试制度，两汉对郡国贡举的明经也采取甲乙射策之科进行课试。

除以上固定的考试制度，尚有一些根据暂时需要而进行的考试，即通过对现任官吏的考试而迁任高职。

任即保任之意。

任子是高级官吏可以保任其子弟为官。

秦朝是否有任子制史无名文，无非云梦秦简中有关于“葆子”的记载，葆子犯罪后不同于其他罪犯，享有一定的特权，有人疑此种“葆子”即为“任子”。

西汉初年，随着功臣、高级官吏子弟的逐渐长大，大概从文帝起，任子就成了一种通制。

据《汉书·哀帝纪》注引应劭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任子数量规定一人，但事实上保任二人、三人乃至多人者，在两汉是常见的事。

任子一般是保任为郎，但也不尽为郎，如汲黯为太子洗马，冯野王为太子中庶子，董贤为太子舍人，萧育为太子庶子，史丹九男皆任为侍中诸曹①，伏堪任为博士弟子②等，均为父任，但官职各异，无非级秩都与郎官大体相似。

又任子制虽名为任子，但实际又不限于子，所谓“得任同产若子”之同产，即指同产兄弟，故史书中不仅有以父任者，且又有以兄任者，如爱盎、杨恽、霍光等人均以兄任为郎。

东汉时又推及祖孙，如黄琼为司徒，其孙黄琬即以公孙祥为童子郎③。

除此之外，还有“以族父任”，“以宗家任”，乃至以姊任者。

两汉时期，任子制日益发展，东汉时尤盛，无论保任者还是保任的对象都在不断扩大，皇帝惟其所好，诏令特除，任子制也就没有什么严格界线。

这种“不以德选”、彻底由父兄荫庇而得官的制度，虽说其任之人未必都是平庸之辈，但德才兼备者绝少，弊病很大，对朝廷统治本身来说是不利的，所以某些有眼光的思想政治家，如武帝时董仲舒、宣帝时王吉，当时就提出了批评。

但官吏阶层的利益是难于触动的。

哀帝时曾经一度废除任子令，不久即又恢复。

这一制度到东汉时更为盛行，一是败坏了当时的吏治，二是对东汉以后世官世族
制的形成也起了促进作用。

① 均见《汉书》本传。

②《后汉书·伏湛传》。

③《后汉书、黄琬传》。

纳资和卖官也是汉代选官入仕的一条途径。

秦及汉初有卖爵的记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四年(公元前243 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

”又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文帝时“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卖爵还不是卖官，但已是纳资卖官的先声。

武帝时期，由于连年战争，财政艰难，朝廷一方面大卖武功爵，一方面又采取入物补官的暂时应急措施，即所谓纳资授官。

当时有以入谷补官者，有以入钱赏官者，有以入羊为郎者，有以入财补郎者等等。

纳资授官，从本质上来说与卖官没有区别。

但西汉时期选官尚未过滥，武帝时虽有许多纳资授官者，但并不为世人所重。

东汉前期，由于朝廷重视吏治，提倡气节，公开卖官的事例尚不多见。

后期吏治败坏，朝廷开始公开卖官，据《后汉书·桓帝纪》记载，桓帝延熹四年(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