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向全国执政的思想与实践准备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
面向全国执政的思想与实践准备
田 苏 苏
提 要：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即将在全国执政的全新历史课题，以毛泽东为
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思考和积极的实践探索，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
历史警示，构建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通过建立华北人民政府奠定中央人民政府的雏
形，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起步城市管理工作和培养大批干部等，为即
将到来的全国执政作了充分思想和实践准备，奠定了新中国政治、经济和制度基础，
为我们党全国执政开拓了光明坦途，为新时代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积累了宝贵
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全国执政 思想实践准备
作者田苏苏，女，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所研究员（石家庄 050051）。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史上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历史时期，经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最终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在全国的执政地位。

面对全国执政时刻的到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全面的思想酝酿、深刻的理论思考和积极的实践探索，为即将走向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作了思想、制度和实践上的充分准备，解决了面向全国执政的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实践问题，为党在全国执政奠定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为新中国治国理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面向全国执政的思想准备
如何进一步凝聚全党意志，以昂扬的革命精神，完成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如何在革命胜利后一如既往保持应有的革命本色，稳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持全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如何在实现全国执政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革命，勇往直前，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我们党进行了认真
的思考、积极地探索，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深谋远虑，为全国执政作好了充分思想准备。

（一）迎接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面临重大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期，这个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起，经过长达28年艰苦斗争，即将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随着中国革命胜利的到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等也都将发生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尖锐而深刻地指出，以二中全会为界，总结过去，重心在农村，现在要转到城市，不转过来不得了，要犯路线错误。

① 这就意味着全党同志要由长期熟悉的农村工作环境转向陌生的城市工作，能否在新的条件下将革命继续推向深入，这个考验对全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因此，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要尽快的学习和熟悉城市工作、管理工作，作好迎接更加复杂和艰巨任务的准备。

二是从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转变。

以实现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为界限，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将从“破坏旧世界”的艰难曲折历程，转向推进建设新世界伟大任务的新征程，任务艰巨而复杂，因而，毛泽东特别严肃地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②。

能否继续保持革命年代优良的工作作风和革命精神状态，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是对当时全体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考验。

三是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历程中，尽管我们党积累了运用地区性革命政权局部执政的宝贵经验，但是面对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个考验仍然是十分严峻和无比巨大的。

这要求全党必须振奋精神，统一意志，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作好迎接挑战的全面准备。

（二）发出“两个务必”的历史警示
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将开辟一个新的历史纪元，随着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在成为全国执政党以后，能否使每个共产党员继续保持革命本色，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能否长期巩固。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而严肃地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

因为胜利，党内可能会出现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思进取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

为防止骄傲自满、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等现象的发生，他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要求，要求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③，强调要特别警惕在革命胜利后可能会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倒的风险，强调要使“两个务必”成为一个政治保证。

为从制度上确保党的优良作风得到坚持和发扬，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中阐述了党委会工作方法12条，提出领导者要力戒骄傲、保持团结。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围绕拒腐防变主题作出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鼓掌等六条重要规定。

围绕“两个务必”，形成了一系列的纪律规定和制度规范，“两个务必”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的自警钟，成为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和防腐抗变的精神武器。

（三）提出“赶考”的时代命题
全国执政对我们党的考验是严峻的、多方面的和长期性的，毛泽东形象地将这场严峻考验比喻为“进京赶考”，提出“希望考个好成绩”的要求，要求全党始终保持“赶考”的忧患意识，避免重蹈
① 参见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 兼谈“西柏坡精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38-1439页。

李自成失败的覆辙。

为了向人民交出满意的执政答卷，强调要将全党意志统一到全国执政新的历史性任务之下，继续保持长期形成的艰苦奋斗、团结自律的革命本色，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因为取得革命胜利而出现思想松懈，更不能因为掌握了权力而脱离人民群众，要时刻牢记“两个务必”，以“赶考”的奋进状态承担起人民赋予的执政兴国重任，“赶考”由此成为我们党走上全国执政地位自我激励、励精图治的深刻表达，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具体实践。

二、面对全国执政的道路选择和制度构建
肩负全国执政的历史任务和使命，需要选择发展道路实现国家富强，需要构建政治制度巩固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权建设理论为指导，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经验基础上，选择新中国的发展道路，构建新中国政治制度体系，奠定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制度基础。

（一）选择符合中国国情发展道路
在取得革命胜利后新政权怎样建立、如何巩固？未来的道路如何选择？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找到了一条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到社会主义社会、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我们党治国理政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把握了航向。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① 这为我们党选择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专门研究新中国政权建设问题，明确提出新中国将实行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策。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及实现途径，在对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状况深入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我们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决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正确的选择是必须努力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建设道路，用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双手去“建设一个新世界”，由此开辟一条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康庄道路。

（二）确定新中国的国体政体
在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我们党经过了长期、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在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②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建设思想，是我们党在国家政权建设基于中国国情的伟大创造。

“九月会议”对新中国政权性质作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体形式明确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和对敌人专政的不可分割性，强调了民主和专政的有机统一。

在1949年1月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思想进行了具体阐释，强调“人民”在新政权中的特殊涵义。

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进一步完整地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具体政策，并对新中国政权性质、国家前途等根本问题作了系统阐述，成为我们党政权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675页。

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

关于新中国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也在我们党筹建新中国的日子里明确下来。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

”① 在“九月会议”上这一政治制度进一步得到明确，即各级人民政府由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在国家政权建设上，我们既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也不采用资产阶级所谓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同时，也不照搬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形式。

人民民主政权建设思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最终确立下来，在中国大地上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为我们党全面执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三）确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治制度
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制度，是我们党在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上的独特创造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是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的重要政治成果、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在新中国政治制度上的共同选择。

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庄严宣布，这一年将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

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②。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③。

全党同志“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④。

为推动民主协商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在筹建新中国的紧张日子里，我们党积极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共谋建国大事，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胜利召开，选举产生了由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共同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说，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民主政治的崭新格局。

（四）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面对全国执政历史课题在民族政策上独特的制度安排，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结合全国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发展的基本国情确定的中国特色民族政策。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⑤ 这是我们党首次正式对外宣布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

1949年2月，毛泽东接见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阐述了我们党对待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度，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共同建国的基本立场。

西柏坡时期是我们党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设想和制度由酝酿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并在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9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1437页。

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页。

全国政协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正式确定下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纳入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

在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设立了民族事务组，其后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了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统一管理国家的民族和宗教事务。

三、面向全国执政的实践准备
为了迎接全国执政的艰巨任务，我们党在理论思考、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准备，为我们党全国执政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实践经验，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干部基础。

（一）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
中国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全国执政地位能否顺利获得并实现长期稳固，关键是能否得到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支持与拥护，因此能否彻底解决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从而奠定全面胜利和全国执政的群众基础，成为推进革命胜利和实现全国执政的重要一环。

适应推进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需要，党中央在领导推进解放战争全面反攻和战略决战的同时，在广大解放区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1947年7月至9月，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刘少奇强调了开展彻底的土改运动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深远意义。

他指出，解决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成为推动土改运动深入开展的纲领性文件。

全国土地会议后，广大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蓬勃展开，特别是华北、东北各解放区，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基本上全部完成了土改任务。

土地改革运动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中国农民土地问题，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翻身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而且获得了充分的民主权力。

在土改运动中各解放区通过改造农村基层政权，普遍建立起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体系，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政权，全党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万众一心、打倒蒋家王朝、建设新中国的共同理想和信念。

毛泽东在充分肯定土改运动取得成果时强调，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

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土地改革运动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热情，翻身农民积极支援解放战争，成为支持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强大群众基础。

（二）建设全面执政的“试验田”
在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执政的进程中，于1948年9月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具有极为重要和特殊的地位。

华北人民政府历史地承担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设奠基、为全国执政探索实践经验的历史任务，被称为新中国的“试验田”。

建立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共中央依据中国革命客观形势发展需要作出的重大决策。

1947年11月，石家庄的解放使华北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使建立统一的解放区人民政府成为可能，为党中央着手建立全国性政权和统一解放区财经工作提供了条件。

1948年8月7日至19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

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在河北平山宣告成立。

华北人民政府开启了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序幕和前奏，华北人民政府相继颁布了《村、县（市）人民代表组织条例草案》《村、县（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条例草案》等，形成了相对严密和健全的政权制度和组织体系。

截至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所辖区域90多个县、40多个
大中城镇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

华北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有关决议以及《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华北区村县人民政权组织条例》所规定的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体系，基本上为新中国各级人民政权所沿用，成为新中国各级人民政府的基本组织构架，对中国共产党构建全面执政的制度体系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华北人民政府除了承担直接管辖所辖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同时还承担了中央人民政府所赋予的统一解放区各项经济工作的某些职能，如：于1948年10月成立的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承担着统一领导华北、华东、西北解放区财政、经济、金融、贸易、交通等工作的重要职责，以华北财经委员会在华北解放区试行的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为基础，形成了新中国的基本财政体制。

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为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机关。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宣布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打破各解放区在货币上的区域界限，为新中国成立后迅速统一领导全国财经工作奠定了基础。

此外，华北人民政府在科学、文化、教育、法制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制度和规范，在建立健全政治秩序、逐步完善各项制度规程等方面，为探索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作了重要的铺垫。

（三）起步城市工作和城市建设实践
推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变，是中共中央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作出的重要决定，也是我们党为顺利实现从战争环境到和平建设、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所作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庄严宣布：“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① 为了顺利实现工作重心向城市转变的任务，他要求全党同志，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并使其他工作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工作；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方面的斗争；必须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

② 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工作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城市治理的新实践。

推进党的中心工作由农村向城市转变，如何接收和做好城市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问题，为此，毛泽东将“进城以后到底怎么办”的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石家庄、济南、沈阳等中心城市解放后，党在接收和管理城市方面积累了初步的经验，但也出现了清算资本家等错误问题。

1949年2月，天津、北平相继解放，为顺利接管平、津，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吸取石家庄等城市接管的经验并采取了新的措施，主要包括：区别对待原有的政府机构和经济组织人员，对原有政府机构和经济组织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秩序的给饭吃；对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实行统筹兼顾。

1949年4月，刘少奇受党中央派遣到天津指导城市接管工作，主要是“解决如何尽快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问题”，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刘少奇提出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关系。

毛泽东充分肯定华北局关于天津城市接管中妥善处理“四面八方”关系情况的做法，并将其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个字方针（即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27-428页。

“四面八方”政策），成为我们党接管城市工作的重要方针，并纳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①“四面八方”政策，是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的结晶，是我们党面对中国革命重点任务转变交上的一份城市管理工作和经济工作“答卷”。

（四）为全国执政进行干部准备
为适应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和革命胜利后新政权建设的需要，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面临巨大任务。

“九月会议”在讨论党的建设工作时，特别强调了加强干部培养训练的紧迫任务，要求迅速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工作的干部，切实解决开辟和接管新解放地区面临的干部紧缺问题，满足能够顺利和秩序地接管新解放广大地区的干部需要，迎接新的更加艰巨革命任务的到来。

面对干部培养和训练的艰巨任务，党中央将大力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到重要位置。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要求各区和各级党委要把“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作为“当前的重大任务”，② 指示各区中央局（分局）、区党委两级要开办党校，或加强和扩大已有的党校，地县两级普遍开办短期干部训练班，大量地训练区村干部。

各大军区则开办军政学校，并加强和扩大已有的军政学校。

《决议》同时提出创办和办好中等学校的指示，要求有条件开办大学的地区开办正规的大学教育，为将来培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较高级人才，同时积极鼓励开办各种专门学校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

为适应新解放地区接管和开辟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地区工作。

根据“九月会议”精神，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从各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干部，配合即将开展的鄂、湘、赣、苏、皖、浙、闽、陕、甘等地区的进军攻势，开赴新解放地区进行接管工作。

为有效解决干部远远不足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将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思想，他认为“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将要被我们占领的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并提出“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学校”③ 的要求。

毛泽东提出的“将野战军化为工作队”和“将野战军看成一个大学校”的思想，为切实解决新区干部紧缺问题打开了一条新渠道。

面对城市管理和建设的紧迫需要，党非常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培养和选拔干部。

1948年7月，中共中央在《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中强调：“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应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地对已有的知识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

④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就吸收平津地区知识分子问题提出意见，并决定“在华北军大内，设立一军政干部队，负责招收高中及大学生六千人，经短期训练后，预定主要分配给东北野战军，一部分配给其他野战军”⑤。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②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27-428、219-22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6页。

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