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三言_二拍_中的商人形象看明代中后期经商意识的新变

第26卷第4期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6　No.4 2008年7月JOURNAL OF G U I ZHOU UN I V ERSI TY(Social Sciences)Jul.2008
从“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
看明代中后期经商意识的新变
王菊芹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河南济源　454650)
摘　要:“三言”“二拍”两部古代白话小说集都对商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商活动作了大量描写,塑造了一大批新型的商人形象,揭示明中叶以后商人的经商意识及思想观念的崭新变化。

关键词:“三言”;“二拍”;商人形象;经商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8)04-0071-04
明末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和凌濛初创作的“二拍”当推中国白话小说之翘楚,“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从众多方面展示了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风情,成为反映明代中后社会生活的一面多梭镜。

伴随着晚明社会经济的繁荣、新思潮的兴起、商人意识的形成,在充分吸取前代商贾小说的艺术精髓的基础上,“三言”“二拍”中的商贾小说也迎来了繁荣的局面。

“三言”“二拍”这五部作品所囊括有的近二百个短篇,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作品,试图越过中世纪思维范畴的固有轨道,通过对商人致富过程的描述,全面展示了商人的生活,塑造了一大批新型的商人形象,真实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商人态度的渐变过程,表达了我国特有的儒商情结。

一、崭新的商人形象
明代以前的文学作品几乎很少写到商人的相貌形神,既便偶有提及也谈不上美。

长期以来,受中国思想史上形成的“无商不奸”的群体偏见的影响,几乎所有商人身上都盖上了“卑鄙龌龊、满身铜臭”的印章。

而“三言”“二拍”中商人,则相貌俊美,穿着品味高雅入时,像吕大郎、文若虚、程宰、程元玉等,则全然是一副重情义、讲信义具有儒雅风度的商人形象。

“三言”中的商人“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两人之下”,是女性心目中的理想情人。

他们穿着入时,打扮得宜,“诗词歌赋,般般皆晓”,他们熟读经史,颇懂礼仪,“行步端庄、言词敏达”[1],外表具有女性的阴柔之美,缺乏男性的阳刚之气;神形气质上多文人气,而少商人的市井味。

在“二拍”中,商人身上的文人气则逐渐淡化,相貌虽仍以阴柔为美,但浑身却散发着精明强悍之气。

他们性格精明干练、冷静沉着,“心思慧巧”“精细”“伶俐”,唯利是图,敢于冒险闯荡,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发财的机会。

宋代统治者公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直接促进了人性的异化,造成了中国男性的女性化倾向,进而导致生理上的弱化。

相貌极具阴柔之美,性格懦弱、无责任感、消极被动成为宋元明初男性的共同特征。

商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自然难于幸免。

中国商人许多并非生来即从商,而是为环境所迫弃儒从商。

他们或为势豪、朱门之后,或为破落儒生,自幼为追逐仕途而饱读诗书,粗通经史。

而另一部分小商小贩,出身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从商前末受过系统的教育,但从商后,或自学,或请人教授,也都具有初步文化知识,受到了儒家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因而形成了他们相貌形神上的女性化、文人化特征。

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和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的熏陶下,中国古代的文人是不屑言
3 收稿日期:2008-03-27
作者简介:王菊芹(1964-),女,河南孟州人,河南省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商写商的,即使是不得己要写商人,那作品中的商人也是形象灰暗、地位卑微,多为反面人物,或奸诈贪婪,或阴险恶毒,或贪财好色。

从明代中期开始,商品经济逐渐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也逐渐高涨,一股具有个性解放倾向的思潮渐渐形成,并冲击着维系封建社会的宋明理学。

商人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开始大胆追求现世的幸福,甚至物欲、情欲、权欲。

身心的解放使他们变得主动、果敢、自信、热情,迅速寻回了丢失已久的男性阳刚之气。

他们不再自轻自贱,而是把经商作为自己安生立命的本等、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赢得尊重的重要手段,自觉遵循诚实、公平、守信的经营原则,本份做事、精打细算、敢于冒险、苦心经营、积极逐利;他们往往具备文人气质,与儒生的商人式精明相互渗透,反映出作者所处时代人们不再以经商为贱业;他们往往具有很好的品德,表现出轻财好义、乐于助人、扶危济困、坚毅勇敢、自强自立诸如此类的优良品质。

如文若虚在作品中是以商人身份出现的,“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

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而且在他航海冒险之前,作者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

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拓了几笔,便值上数两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

拣个日子装了箱儿,到了北京……
由此可见,文若虚是一个心智情感多有文人气质的儒雅商人,而不是我们心目中传统的只会言利的俗商,他那模仿的字画也可以找到买主,则说明了不仅是商人在追求士人趣味,还有一部分市民也在附庸风雅。

如果说有着文人气质的文若虚始终是个商人,与程宰、陈大郎一样,做生意是他的本分,而韩赞卿、高愚溪的秀才身份则反映出知识分子对于物质财富是一样的渴求。

[2]
由此可见,“三言”“二拍”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工商业者的形象再也不是受人凌辱的下等人,再也不是狠狠琐琐的可怜相,他们不再是不老而获、唯利是图的市侩,而是承担着艰辛与风险,在商海拼搏,怀着仁义之心,讲究生财有道,以崭新的正面形象扬眉吐气地站立在读者面前。

二、崭新的经商理念
1.讲求诚信
在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强调对个体的道德感召和伦理净化,并且将其作为审美价值实现的目的。

道德是长期形成的具有大众特征的行为规则,而作为道德规范基础的诚信是作家极为热衷表现的。

“诚”是儒家价值观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是儒家精神的体现。

这种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体现在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折射出一种审美的人格力量,具有着巨大的能量。

这种审美价值观念体现在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是一个又一个具有感召力的人物形象,他们以自己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感悟,演绎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醒世恒言》十七卷“张孝基陈留认舅”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许昌有一巨富之家,自己一生省俭,而儿子过迁却不学好,日夜在花街柳巷、酒馆赌坊迷恋,直至出走。

老父百般教育不听,最后决定将万贯家产交与女婿张孝基,张孝基推辞不过,便精心打点钱财与米谷,几年下来,比老岳父在时家产又增几倍。

且找到做乞丐的妻兄,细心调教,使浪子回头,然后促其夫妻团聚。

将几年来经营之账目钱财交与过迁,带着妻儿回到自家,。

真是“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

“三言”“二拍”中,大凡诚信仁义之人就得好报善终,而谋财刻薄之人,或死于非命,或遭恶报。

在经营中,只有诚实守信,才能赢得良好商誉,进而具有稳定的顾客群。

所以,诚信不欺是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明清时期的商人非常注重诚信,经商时“惟在察其诚信”。

商书《类要》曰:“货之精粗好歹,实告经纪,使好裁夺售卖。

若昧之不言,希为侥幸出脱,恐自误也”。

即使是生意做大了,更要保持信誉,不可以名欺人。

有商书劝曰:“生意广大之后,切戒后班刻薄,以致有始无终,败坏店名也”。

由此看来,明清时期的商人已经意识到,人们在经济交往中讲求信任,不仅是一种道义要求,而且是一种利益所在。

实践证明,“诚实为本”“信义为先”的商人往往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拥有众多的顾客,可招揽更多的生意,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

如《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卖油郎秦重受奸人诬陷被赶出以后,独身一人挑担卖油。

由于“忠厚老实不贪心”,在油坊和顾客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于是油坊“有心要扶持他,只拣窨清的上好净油与他,签子上又明让他些。

”最后顾客大多成了他的长期主顾,生意自然越做越好。

总之,儒家的诚信理念被移植到经济领域以后,为明清商人所恪守,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而富甲一方。

2.义利兼顾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向来以“贵义贱利”“轻财重义”作为道德评判的标尺,《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义利”之别是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提出来的,“义”追求
的是精神上的道德完善,是传统道德观的核心部分,而“利”作为义的对立面,则是指一己之私欲,所求的是为人们所不耻的个人物质利益,是与“义”相对立的。

所以儒家思想要求人们“舍生取义”“重义轻利”,商人重“利”的价值观与传统道德的“义”之间构成尖锐的矛盾。

因此,商人经商获利的行为历来受到轻视,为君子所不耻。

“三言”“二拍”拟话本中的商人们既讲义,又重利,可谓是义利兼而得之。

如“三言”《施润泽滩网遇友》中的主人公施润泽临财不苟,主动将银还于朱恩,但小说并没有回避主人公“求利”和渴望发财致富的心理:“今日好造化!拾得这些银子,正好将去凑做本钱”,“如今家中见开这张机,尽够日用了。

有了这些银子,再添上一张机,一月出得多少绸,有许多利息。

这项银子,譬如没得,再不要动他。

积上一年,共该若干,到来年再添上一张,一年又有许多利息。

算到十年之外。

便有千金之富”,将商人求利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在施复的身上既有着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又有着商人与生俱来的渴望发迹的强烈愿望,表现对轻利的传统思想的背叛,刻画出商人性格的两面性。

三、尊崇商业道德
中华民族的精神有许多自身的特点,也包括许多方面,但伦理道德学说始终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

即使是“自强不息”“舍生取义”等优秀的民族精神也是从属于政治型伦理。

“三言”“二拍”几百篇故事所宣扬的成功商人,他们的德行一定符合中国的伦理道德,而那些有悖这一标准却又财运不错的商人,最终决不会善终。

1.重伦理亲情
“三言”“二拍”中商人的命运,如果遵守中国的儒家道德规范,最终会财运亨通,相反,那些有悖儒家道德规范的商人,即使财运不错或者家境富裕,最终也不会善终。

如《醒世恒言・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德父子,刘德是个开酒店的小商人,平昔好善乐施,买卖公道。

后来他的两个义子秉承了他的这种经商准则,“开起了一个布店来,四方过往客商来买货的,见二人少年志诚,物价公道,传播开去,慕名来买者,挨挤不开。

一二年间挣下一个老大家业,比刘公时已多数倍”。

正是刘德父子恪守忠厚、公平的经商之道,后来才拥有大量财富,家庭幸福。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中写到的程元玉一次贩货回家,来到酒店吃客饭,见一美妇也来打尖,“饭店中客人,个个颠头耸脑,看他说他,胡猜乱语,只有程元玉端坐不瞧”。

后来妇人因忘了带钱无法付帐,受众人嘲笑,又被店主扭住不放时,程元玉主动解囊相助,帮她付了饭钱。

那妇人欲问其姓名,以便日后“加倍奉还”,程元玉却说:“些些小事,何足挂齿,还也不消还得,姓名也不消问得。

”而此妇人是位剑仙,程元玉日后也因此躲过盗贼掠夺。

这些商人不但“存心忠厚”,而且“重义行善”,重视友情,懂得与人相互扶持、患难相救。

[4]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普通商人吕大郎偶然拾得白银二百两,他不仅没有把银子据为己有,而是通过仔细寻访,把银子归还给了失主。

诚信待人,拾金不昧,物归原主。

他的善行不仅帮助别人度过了难关,而且也为自己找回了失散多年的骨肉。

帮助别人,成全自己,这就是对商人义行的回报。

《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朱恩、施润泽显然是以义为重,互助互济的代表。

《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重情重义,对花魁娘子一往情深。

但他为了接近花魁而特地跑老远的路去给妓院送油,这让他觉得很不划算,于是他马上联想到昭庆寺是顺路,可以顺道卖油,即使在追求花魁的同时不忘自己的生意,表明秦重是一个痴情情种的同时,也是一位精明的商人,颠覆了传统的“情痴”的形象。

[5]
2.重地位尊严
据粗略统计,在“三言”“二拍”近二百个短篇作品里,涉及到商人的作品约近七十篇,商人形象的篇幅明显增多。

其中“三言”三十二篇,约占其四分之一,而“二拍”所占比例更大,商人三十四篇,将近二分之一。

这反映了人们对商人生活的关注和羡慕,商人经济、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

尊儒重仕、崇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轻商、贱商的传统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给商人从商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使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

但是,到了晚明,富商巨贾们通过经商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可以随意出入官府,居间说事,纳资捐官,甚至可以“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

而封建权贵们则垂涎其巨额财富,羡慕其豪华奢侈的生活。

他们不再把工商者看作“贱民”,而是千方百计拉拢他们,一改过去把经商视为“贱业”的论调,高唱“厚农而资商”和“厚商而利农”的农商并重主张[6]。

如《二刻拍案惊奇・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中的马少卿不仅欣喜地招商人蒋生为婿,还发了一通“士商异术而同志”的高论。

商人们都认为经商是自己应该做的事业,是“正经”之道和“本等”之业,是事关生计的现实问题,这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观念。

他们不讲读书仕进,也不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美梦,而是从事商业。

这种以经商为立身之本的观念也正是“三言”“二拍”中的商贾小说中所大力宣扬的。

商人把经商作为立身之本,是因为人们在经济上获得独立,进而才能在人
格上获得尊严。

另一方面,富商巨贾们又通过修宗祠、买祠田、办义学、赈济贫穷之人、崇道理佛等方式为自己博得好名声,成了世人追求的目标。

甚至于“徽洲风俗,以商贾为第一产业,科举反在次着。

”“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

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7]。

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和影响地扩大,他们也更加自信,他们中许多把经商视为“正经”“本等”,终生甚至几代人从商,有的甚至带动一个宗族、一个地区的人出门行商,形成了一系列有名的商帮、商派,如:微商、晋商、闽商等。

他们与权贵进行权钱交易,拉拢勾结但却不卑恭屈膝,他们甚至看不起落拓的读书人。

富商巨贾们用自己的财富买回了自信与尊严。

对商业的肯定是明代社会政策、社会思潮发生变化,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万历明相张居正主张“既要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又要“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农商同等。

《明经世文编》卷一四四说:“古人立法,厚本抑末;今人立法厚末抑本”。

由此可见,中晚明时期,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影响下,社会上的尊卑贵贱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过去长期受压抑的工商业者,因为他们有了货币而逐渐赢得了重视;相反,那些一向受到尊重的官僚、贵族、地主、读书人为满足其穷奢极欲的愿望,不得不向富商巨贾们去求助。

而此时明王朝国库空虚、财政匮乏也不得不依靠商人的力量去解决其内外矛盾。

工商业者凭着手中的巨额资财,通过权钱交易,地位逐渐提高,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有的甚至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要。

四、结　语
二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由于统治阶级推行“重本抑末”政策,商业被视为“末业”“小道”,商人被列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受到社会歧视。

中华民族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自始至终就顽强地排斥着商业文化和游牧文化。

而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的传统,使中国历代的商人一直都在夹缝中生存,羞羞答答地赚着为士大夫阶层所不齿的“蝇头小利”。

[3]晚明,在荆榛丛生的商旅中跋涉的商人们以商业为自己的本业,以自己不屈的毅力,向固有的社会观念发出挑战,与日渐腐朽的封建传统势力相抗衡。

他们在经商的活动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这是对传统“重义轻利”“重儒轻商”观念的超越。

“三言”“二拍”拟话本中的商人小说,在晚明这样一个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特殊时期,用敏锐的触角和独特的眼光,发现了以往屡遭贬抑和责难、地位低下的商人的闪光之处和动人魅力,为他们画像,为他们代言,打破了以前商人的固有形象,写出了他们的人性的光辉和重商逐利的行为,并对这种行为表示赞赏和理解;写出了当时社会上浓厚的重商意识,表现了当时社会上进步的历史观和市民观。

参考文献:
[1]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廖巧媛.物欲横流的社会现状与传统理性原则的调
和———凌濛初“二拍”的物质利益观研究之二[J].名作欣
赏(下半月),　2005,(7).
[3]全贤淑.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6.
[4]刘海涛.“三言”“二拍”中的商贾小说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06.
[5]黄琛.从“三言”“二拍”看明代商业及其道德[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1.
[6]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赠水部周义浦榷竣还朝序[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7]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叠成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M].济南:齐鲁书社,1993.
The Change of M erchants’Sense of Busi n ess Dur i n g the M i d and Late
M i n g Dynasty i n Sanyan and Erpa i
WANG Ju2qin
(J iyu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J iyuan,Henan,454650,China)
Abstract:The t w o ancient novels,Sanyan and Er pai,describe the daily life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of the merchants.They create a nu mber of merchants and show the change of the merchants’sense of business and concep t during the m id and late M ing Dynasty.
Key W ords:Sanyan;Er pai;the i m age of merchant;sense of bus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