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作者:朱绍侯
【本文摘自】《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3期第24～28页
【英文标题】Achievements and Successful Administering of Zhougong and Zhaogong
【作者简介】朱绍侯，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朱绍侯（1926—），男，辽宁省新民县人，教授，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研究。

【内容提要】周公、召公在武王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武王逝世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行政当国，召公任太保，为周公的助手。

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教导成康艰苦**”，为周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兴盛局面。

实际上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孔子所赞颂的“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和“周召之迹”。

Zhougong and Zhaogong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in the King Wu's war overthrowing the Shang Dynasty. The King Cheng who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after King Wu's death was too young, so Zhougong took his place to rule the country while Zhaogong assisted him taking the position of Taibao. The two of them ran Shanxi separately, marched eastward to put down the rebellion, established King Cheng's ruling, and instructed the King Cheng and Kang to work hard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country. So they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for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Zhou Dynasty, which led to successful administering of King Cheng and Kang, which meant the society was stable and there was no crime for nearly forty years in the period of King Cheng and Kang. In fact the so-called 'successful administering of King Cheng and Kang was the successful administering, achievements, or miracle of Zhougong and Zhaogong, for which Confucian sang high praise.
【关键词】周公姬旦/召公姬奭/成康之治/周召之治Zhougong of JI Dan/Zhaogong of JI Shi/successful administering of King Cheng and Kang/successful administering of Zhougong and Zhaogong
中图分类号：K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320（2007）03—0024—05
如果萧何、韩信、张良可以称为汉初“三杰”的话，那么太公望、周公旦、召公爽就可以称为周初“三圣”。

太公望在周文王、武王时期，执掌军政大权，在武王伐纣时是军事总指挥，在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官至太师，被武王尊为尚父，是周初政局中的第一号人物①。

但太公望被封为齐侯之后，离开中央政府，周公旦继任为太师，执掌周初的军政大权。

周公旦乃武王之弟，是武王的得力助手，在灭商战争中任太傅，周军进入朝歌时，“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护卫）武王”②，显示出周公的特殊地位。

灭商之后，特别是在太公望离开中央政府之后，周公旦晋升为太师，遂成为周政府中第一号人物。

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1](卷33《鲁周公世家》)。

以后
东征平叛，创建成周，制礼作乐，功勋显赫，可以说周代的政治制度都是由周公建立的。

正因周公有此功勋，才成为孔子最崇拜的偶像，甚至连做梦也想梦见周公③，也可以说周公制礼作乐就成为儒家思想的渊源。

但周公的成就都是与召公的鼎力协助分不开的。

故春秋时人在讲周初的业绩时，则称之为“周召之业”④、“周召之迹”⑤、“周召之治”⑥，说明周初的业绩是周公、召公共同创建的。

召公名奭，是文王的庶子⑦。

因文王时封之于召，故称召公⑧。

在武王伐纣时，召公与毕公同把小钺，处于夹辅武王的地位。

在庆祝胜殷大会上，“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会后奉武王之命，“释箕子之囚”[1](卷4《周本纪》)，说明召公是武王决策圈中重要人物之一。

灭商后，武王按功分封亲戚功臣，召公被封于北燕，但召公并没有去封地，而是留在中央协助周公主持朝政。

武王驾崩，成王即位，周公进位太师，召公进位太保，“相成王为左右”[2](《君奭·序》），召公就成为周王朝中的第二号人物，协助周公，为稳定周初政局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下面就分别谈谈“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的具体业绩。

一、周召分陕而治与甘棠遗爱
武王伐纣是以“小邦周”灭掉“大邑商”，战后不仅商人不服，蠢蠢欲动有复辟的企图，就是原来商的属国也不甘心接受周的统治，而周人内部对能否巩固胜利成果，也是信心不足。

面对如此复杂而又危机四伏的局势，周统治者就采取了“分陕而治”⑨的重大措施，即以陕县为界，将周国分为两大政区，“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⑩。

自陕而东是周灭商后新开辟的统治区域，事繁任重，由周公主管，自陕而西是周人的老根据地，治理较易，由召公主管。

但是，只有老根据地稳定、巩固，才能支援东方的新开辟统治区。

召公治陕以西不仅政绩突出，而且还协助周公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新据点，替周公分担了治陕以东的重任。

召公治理西方，能深入基层，了解下情，解决人民疾苦，平审狱讼，深受时人的拥护，得到历史学家的赞扬。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

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

召公卒，而人民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

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说苑·贵德》：
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
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唯恐其不至于大也。

《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
召公述职，当蚕桑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

善之故言之。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

夫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

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

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

甚尊其人，必敬其位。

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仁人之教也。

”以上所引《史记》、《说苑》两条资料，都说明召公爱百姓如爱赤子。

饥者食之，寒者衣之。

召公在巡行乡邑了解民情时，怕影响人民生产，而住宿于棠树下听、办公，而且不论是处理政事或听讼断狱，都能使上自侯伯下至百姓感到满意，所以人民为了怀念和感激召公，而感叹之，歌咏之，对于召公栖息过的棠梨树不忍砍伐，并作《甘棠》之诗，以表示对召公之政的真情怀念，甚至感动了孔子，称赞召公之政，为“仁人之教也”。

召公之政不仅使人民怀感念之情，而且也激发人民热情生产、改善生活的积极性。

请看以下记载：
《韩诗外传》卷1：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请营召以居。

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
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

”于是出就蒸庶于陌陇之间，而听断焉。

召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于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

《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

以上引文说明召公一心为民、不顾私利的可贵精神。

故当主管部门要给召公营建住室时，才能说出“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的话。

百姓看到召公“就蒸庶于陌陇之间”，“暴处远野，庐于树下”而听讼断狱、处理政事的勤苦情况，无不感动，加倍努力耕桑，连年获得大丰收，达到“民给家足”的温饱生活。

召公所以如此勤苦治理西土，是因为他心目中有一个要与圣人看齐的目标，要像圣人那样尽职尽责。

召公“常战栗恐惧，故舍于树下而听断焉，劳身苦体，然后乃与圣人齐”[3](卷17《贤》第二）。

有了召公这样一心为民、不怕劳苦的西方长官，当然会得到周老根据地人民的热情拥护。

《诗经·召南》所有的诗都是颂扬召公的赞歌。

《毛诗·召南·甘棠序》说“《甘棠》美召公也，召公之教明于南国”，郑笺曰“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

《毛诗·召南·摽有梅序》曰：“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

”《毛诗·召南·羔羊序》则说：“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

”《毛诗·召南·殷其雷序》说：“召南之国，大夫远行从政，不惶宁处，其室家能同其勤劳，劝以义也。

”《毛诗·召南·行露序》说：“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

”不仅《诗经·召南》歌颂召公，就是孔子也同样颂扬召公，上海博物馆楚简《孔子诗论》对召公也充满敬重之情：
《甘棠》之保（报）敬召公也。

《甘棠》思其人，敬爱亓（其）树，亓（其）保（报）厚矣，《甘棠》之爱，以邵公［所茇也］。

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眚（性）古（固）然。

甚贵元（其）人，必敬亓（其）立（位），悦元（其）人，必好亓（其）所为，亚（恶）亓（其）人者亦然。

[4]上引《孔子诗论》可以说是集《诗经》赞美召公之大成，并因为是出自孔子的论述，其分量当然又重于《诗经》。

太史公司马迁又从史学家的角度来赞颂召公：
召公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

燕北迫蛮貉，内错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年，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也[1]。

司马迁把燕国国运绵长也归功于召公的余烈，可见太史公对召公业绩的尊重。

综上所述，人们对召公的怀念都集中在棠梨树下决狱行政，“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之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1]，后人称之为“甘棠遗爱”。

爱屋及乌，由怀念召公之政，而不肯伐棠树，可见召公治理西方是非常成功的，受到了人民的爱戴，所以周政权就有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西方根据地，就有了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援周公对东土的经营。

二、协助周公东征平叛
武王灭商后，封纣子武庚于殷，统率殷商遗民，以弟管叔、蔡叔、霍叔领兵驻守在殷都周围，就近监视，号称“三监”，以防殷人叛乱复辟。

灭商后三年武王逝世，子姬诵年幼即位，是为成王，“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1]，于是就引起了管叔、蔡叔及群弟的不满，并散布“周公将不利于成王”的流言[1]。

武庚见有机可乘，便拉拢管叔、蔡叔，又联合东方的徐、奄、熊、盈、薄姑等部起兵反周。

面对严峻的叛乱形势，周公首先向太公望、召公奭进行解释，说明自己没有篡位野心。

召公最初对周公“当国践阼”也有怀疑，故“不说（悦）周公”。

学术界对“召公疑之”，“不说周公”共有三种解释：一是认为是指对周公“当国摄政”的怀疑和不满；二是认为是指召公对周公还政给成王后，又退居臣位表示怀疑和不满；三是认为召公与周公关系密切，所谓召公怀疑和不满，是战国和秦汉人强加的意见。

对以上三种意见，我还是同意第一种说法，是指召公
对周公“摄政当国”的怀疑和不满，否则周公就不会对召公说以下这段话了。

周公说：“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己，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甘般，率维兹有陈，保义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

”(11) 周公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在说明殷商的几代国王中，都是靠几位贤臣才保证了政权的延续，特别是其中的伊尹有“放太甲”(12)，巫咸有“乂王家”(13) 的先例，与周公“摄政当国”有相同之处，很有说服力，所以才收到“于是召公乃说”的效果。

对于第二种意见，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

周公还政于成王而退居臣位是合情合理的事，表明周公确实没有篡位的野心，召公还会有什么怀疑和不满？如果还政于成王后不退居臣位而离开政坛，周公就要以周王的名义载入史册，周公篡位之说岂不成为事实？至于第三种意见，认为“召公疑之”、“不说周公”，是战国秦汉人强加的说法，恐怕是对周召的“亲密关系”太绝对化了。

周公“践阼当国”，群弟皆疑，召公就一点不疑，大概也不合情理。

有怀疑，不悦，经过周公的解释，能够谅解，并协助周公东征平叛，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周初东方叛乱的规模相当大，除武庚、禄父及管、蔡、霍三监之外，徐、奄、薄姑、熊、盈等部也都卷了进来，而且奄、薄姑还是叛乱的积极鼓吹者，他们对武庚说：“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

”[5] 于是东方一时俱反。

为了平叛，“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6]，即先做好内外的安抚稳定工作，然后率师东征。

据《尚书大传》记载，周公、召公东征平叛共用了三年时间。

即“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

所谓“一年救乱”，就是首先消除父兄的怀疑、不满，安抚未参加叛乱诸侯；第二年即讨伐武庚及三监的叛乱；第三年翦灭了奄国。

在东征的过程中，周公派召公去齐国赐给太公望在东方有征讨叛乱的大权。

即“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淮南故穆陵门，旧楚地），北至无棣（河北卢龙县南），五侯九伯，实得征之’”[1]。

周公、召公所采取的这一措施非常有效。

以太公望灭商的军威，获得在东方的征讨的特权，是很有威力的，使东方诸国不敢轻举妄动，有利于周公东征平叛的军事活动。

这一威力直到春秋时期还起作用。

齐桓公南征伐楚，还以此征讨权责问楚国“苞茅不入”之罪。

楚成王虽然蛮横，也不得不承认“贡之不入，寡人之罪也”[1]。

周公东征的战绩远远超过武王伐纣。

武王伐纣，仅仅打到朝歌（河南淇县），灭商而还。

而周公东征，则是“临卫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武庚）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6]。

《孟子·滕文公下》所记战绩为“灭国者五十”，当非夸大之词。

自此之后，周的统治势力才真正达到东方，在周政权统辖范围内才出现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周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对于这次东征，人们都习惯地称为“周公东征”。

其实这次东征是成王的“御驾亲征”，而且召公也参与其事。

当然，由于成王年幼，实际指挥权则由周公执掌，召公乃是副手。

《尚书·蔡仲之命》云：“成王东伐准夷，遂践奄。

”又云：“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

”《尚书·多方》则说：“成王归自奄，在宗周……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

”都说明成王参加了东征之役，而且直到灭奄之后才回到镐京（陕西西安西北丰镐村）。

关于召公参与东征事，也是史有明文。

《史记·周本纪》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准夷、残（践）奄，迁其君蒲姑。

”《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说：“武王克纣，天下未协，成王既幼，天下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

”这些记载都说明在周召“分陕而治”之后，召公不仅对西方尽心治理，而且还协助周公东征平叛，在“以宁东土”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所以《礼记·乐记》说在《武》乐演奏完之后，乐队都坐下来，象征着“周召之治”（《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是符合周公、召公对周初的杰出
贡献的。

三、周公、召公共建成周
武王灭商之后，周的统治范围向东大大扩展，周的国都在镐京偏在西方，对于控制东方的殷商旧统治区，颇有鞭长莫及之忧。

因此武王灭商后回到豳（陕西郇邑县东北）登上小土山，“以望商邑”，心里很是不安，故回到镐京，“自夜不寐”。

周公问武王：“曷为不寐？”武王答“未定天保，何暇寐”（国家的安定还没有保障，我哪有时间睡觉）。

接着武王又说，为了“定天保”（确定天之保安，既保证国家的安全），他要在“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圆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的地方“营周居于雒”。

简明地说，武王是要在伊洛二水附近，在夏朝的故都，即在南望三涂（河南嵩县西南），北望黄河，离天室（伊洛二水北）不远的洛阳建立新都。

可惜武王没有实现他的愿望，便与世长辞，到成王时，才由周公、召公完成了武王的遗愿。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营洛邑，如武王之意。

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

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这就是说成王是按武王的遗意，派召公去营筑洛邑（实际是先行考察地形）然后周公又经过占卜，才决定营筑洛邑。

为说明新建洛邑的重要性，把象征国家政权的九鼎也移至洛阳，并说洛阳居天下之中，四方诸侯进贡路程远近均衡，其实这是便于控制东方的冠冕堂皇的说法。

以上就是成王命周公、召公营筑洛邑的大概情况。

《尚书》中的《召诰》、《洛诰》还有对周公、召公营建洛邑较为详细的记载。

《召诰》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

”过了一段时间，“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

这就是说，召公先至洛阳考察地形，然后周公才到洛邑全面考察形势。

《洛诰》则说“召公既相室，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

周公的占卜结果是“涧水东，潜在力量水西，惟洛食”。

周公占卜一次不行，又占卜一次，结果是“水东，亦为洛食”。

这就是说两次占卜说明，在涧水以东、水的东西两岸及洛水之滨建立新都大吉。

于是周公就依据占卜的方位，规划城郭、郊庙、朝堂的位置，还画出建置图，并把建置图和卜兆呈送给成王，成王批准后，才动用殷遗民兴建新邑成周。

关于成周的规模，《逸周书·作雒解》有明确的记载：“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为七十里之误，或作十七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北邙山），以为天下之凑。

”周召二公所建的新都，城方1720丈，约合今4.5里，外城方70里，其规模是相当大的，此后新邑成周就成了天下荟萃的大都邑，也就成为周的另一个政治中心。

对于成王时周公、召公营建成周之事，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也有记载：“惟王初期相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

’”《何尊铭》的记内容与《尚书》、《史记》相吻合，都说是成王遵照武王的遗意而营建成周。

《何尊铭》文末所署年代为“惟王五祀”，与《尚书大传》所记“五年营成周”完全一致，说明《史记》所记成王七年营洛说可能有误。

据《永乐大典》本《河南志·周城古迹》记载：周公所建之成周乃是两城，“《书》谓周公、召公卜涧水东，水西，惟洛食者，所筑乃周王城……处水东，亦惟洛食者，所筑乃成周下都，周处殷民，两城相去四十里。

”惟周王城在今洛阳王城公园一带，成周下都在洛阳东汉魏故城。

成周建成后，使周朝又增加一个军事指挥中心，形成了宗周（镐京）、成周（洛阳）两大军事据点。

从军事部署来看，成周重于宗周。

在成周驻有八师军队，每师2500人，称“成周八师”；在宗周驻有六师军队，称“西六师”。

“成周八师”的任务是镇抚东方诸侯国和监控殷商遗民，这就大大加强了周对东方的统治，使西周和平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

此后周公经常住在成周。

周公制礼作乐都是在洛阳完成的。

成周已成为西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新中心，其重要性已超过宗周。

四、教导成王、康王艰苦**
周公的官职先为太傅，后任太师。

召公则始终担任太保职务。

按周代官制，太师、太傅、太保都有辅导、教育周王的职责。

陆贾在《新书》中说：“昔者，成王年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

保，保其（天子）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

”《明堂之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

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

常立于前，是周公也。

诚立而敢断，辅善而向义者谓之辅。

辅者，辅天子之意者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

洁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拂。

拂者，拂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

”[7](卷22) 以上引文说明，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在辅成王时都尽了太师、太傅、太保应尽的职责。

后来太公望赴齐就职，教育、辅导成王的职责，就落到周公、召公的身上了。

事实上召公在武王时就已经尽到了训导的职责。

如武王灭商后国威大振，西夷献獒犬表示敬意，召公“乃作旅獒，用训于王”。

召公在《旅獒》中告诫武王说：“人不易物，惟德其物……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不宝远物，则远人格。

所宝惟贤，则迩人安……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2] 召公对武王的告诫，可以说句句是金玉良言，劝告武王要重德重贤，不要重异物而贱用物，要重视人民生活，不要玩物丧志，最后警告武王，不要“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意思是说不要在完成灭商大业之后，因细小行为不当而导致失败。

武王是明德贤君，对召公的忠告当然是言听计从。

成王年幼即位，周公“恐其逸豫”[2]，故作《无逸》以教育成王。

在《尚书·无逸》中，周公总结了殷商的亡国教训，告诫成王，殷商所以亡国，就是因为殷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是从”。

同时周公还总结了周国兴盛的原因，指出周先王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亲自参加劳动，“卑服即康功田功”，并勤于政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时，用和万民”，“不敢盘于游田”，用文王艰苦**精神，劝导成王不要好逸恶劳，要“先知稼穑之艰难”，“则知小人之依”，以便得到人民的拥护，保证周国的兴盛和发展。

召公为教育成王则作《卷阿》。

《卷阿序》对此说得很明白：“《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

”(14) 召公劝告成王要任用“有孝有德”的贤臣为羽翼，这样的“岂弟居子，四方为则”，要任用“如圭如璋”，而有善声人望的贤人为辅佐，这样的“岂弟君子，四方为纲”。

由于召公的教导，成王在位期间，人没有掌权，始终是贤人当政。

成王晚年，周公已逝世，召公、毕公执政。

召公虽仍任太保，实际已上升为周政府中第一号人物，其责任更重。

成王病危时，“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1]。

这是成王对召公的最大的信任。

《尚书·顾命》则明言“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

召公、毕公严格遵照成王的遗嘱，在成王驾崩之后，即“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1]。

这是召公给康王上的第一堂课，内容和意义与周公在《无逸》中告诫成王的基本相同。

康王也接受了召公、毕公的告诫，并遵照执行，所以在康王告庙大典之后，就“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1]。

即宣告以文王、武王的**精神发展周的大业。

以成王、康王本身素质而论，也只能是个守成之君，但在周公、召公教导和辅佐之下，却取得了东征的胜利。

扩大了疆域，创建成周，镇抚东土，制礼作乐，建立了各种典章制度，政绩显赫，史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1]，号称“成康之治”。

其实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周召之治”，或者称之为“周召之业”、“周召之迹”。

最后要说明一点，从历史实际情况看，周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都超过召公，但我写这篇文章则有意向召公倾斜，这是因为研究、颂扬周公的论著相当多，而介绍、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