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悲命（为奴隶的母亲）—李品珠

女性悲命（为奴隶的母亲）—李品珠
女性个体意识的悲剧性
——以《为奴隶的母亲》为例对人性异化现象的揭露是京派小说的创作现象。

出发点是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这是一种地道的现代思想，而不是中世纪的思想。

《为奴隶的母亲》揭露了母亲为人生所迫典到人家家里抛下自己还没断奶的儿子去给人家生孩子，作者怀着巨大的同情，写出了隐藏在这种生活背后的深沉痛苦，它的出发点就是人道主义精神。

而提到人道主义就不得不提女性个体意识。

柔石这篇《为奴隶的母亲》写于1930年，文中的母亲作为旧时代女性的代表成为了封建社会“典妻”陋习的牺牲品。

她的一生都不能为自己所支配，命运总是习惯性地把她推向人生的暗角，一次次遭受身心和精神双重压迫，她一辈子都不能为自己而活，却是作为丈夫的附属品为丈夫而活，为自己的子女而活，为自己贫穷的家庭而活。

因此，在母亲身上是体现不到人本主义的，也因此就没有女性个体意识。

而且当时的环境不允许她有这种意识，中国几年前来“男尊女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这些封建传统观念深入人心使女性在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可能有这种意识，女性一生好好照顾自己丈夫和孩子才算得上是贤妻良母。

其实，表面看来母亲的一生中似乎都是不由自己能够决定自己命运走向只能顺从天意或人愿，但事实上母亲一生当中完全是有机会去为自己争取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机会，但母亲始终不能能够突破女性女人形象和母亲光辉思想的枷锁去为自己改变一次、争取一次，这便是女人的悲哀。

如果要是有一点点个体意识，是完全不用成为男人的附属品，被男人所左右，但那样的环境决定了母亲是不可能拥有这种意识的。

封建社会女人之所以没有个体意识，原因是不能独立。

女人一旦结婚生子，
照顾和抚养孩子便是她们所有的生活内容，她们依附于丈夫，无权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中，女性就像大自然中娇嫩的玫瑰，骄横的太阳、严酷的霜冻和黄蜂的无情采撷都可使她们过
早凋零。

《为奴隶的母亲》中，母亲之所以沦为“奴隶”无非就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下女性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因此女人是不能也不可能为自己而生活，活来活去都得围着自己的男人转。

对于此种社会想象，京派作家不是不了解社会的黑暗性，只是由于京派小说选取的题材一般都是平和的。

因此即使写到这样时代性强的尖锐题材，这派作家也有自己很不相同的处理方式。

面对黑暗的现实，他们同样痛心疾首，只不过不会用那样横眉怒目、大声疾呼的方式表现而已。

作家们习惯从侧面去写，采用“暗转”的方法来处理，如果这篇文章到了左翼作家手里，一定要写的义愤填膺，而柔石这篇文章却不这么处理。

作者避开事情本身，把冷酷的背景推向远处，用一些轻松的笔墨，或者借用很小很小的孩子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处理在淡远中不得不令人引发深思。

小说结尾轻轻落笔到：
她眼睁睁地睡在意张龌龊的狭窄板床上，春宝陌生似地睡在她底身边。

在她底已经麻木的胸内，仿佛秋宝肥白可爱地在她身边挣动着，她伸出两手去抱，可是身边是春宝。

这时，春宝睡着了。

转了一个身，她的母亲紧紧地将他抱住，而孩子却从微弱的鼻声中，脸伏在她的胸膛，两手抚摩着她的两乳。

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长的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
点的似乎很轻，却在沉痛中流露出深深的鄙视；然而，这种感情和怜悯一混合，又显得温厚蕴藉。

这是典型的京派风度。

此外，在悲剧和具有悲剧色彩的作品中，习惯将人生作为最常见的介入悲剧冲突的力量，将外部力量带来的矛盾冲突淡化，强化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冲突这也
是京派作家的写作特点。

《为奴隶的母亲》一文中男人由于日子过得不景气，于是自己便开始抽烟、喝酒、赌博最后日子实在没法儿过了就把“母亲”典了出去。

母亲那一句“唉！苦命呀！”道出了对自己人生命运的妥协和无能为力，也使读者通过自身品读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男人被迫无奈后的无情和这种丑陋的社会风气和人性当中的缺点，从而更能体会作家的本意。

母亲人生悲剧应该是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半生为了春宝她不得不认命典到人家家里去充当人家的生育“工具”，显然这段岁月里她的物质生活过得非常充裕，尤其在后来生了秋宝之后，她的现任丈夫秀才明显对她也算是欣赏、疼爱的，不仅夸她天生聪明而且还打算将她永久买下来，这样的待遇于母亲一生是非常奢侈的，如果实现了，后半辈子不仅将衣食无忧而且还能再次好好体验一次做母亲的快乐。

但在京派文学这里作家们所期待的是“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

造化弄人，命运拨弄着人，是人生缺憾、现实人生不完美的的坦言者。

秋宝的出生对于母亲来说是老天赐予的宝贵礼物，但同时也使母亲内心再次陷入无穷的矛盾冲突之中，她舍不得秋宝但又想念春宝，同时又希望能将春宝接来永远在这样的家里待下去。

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由于老妇人的百般阻挠，自己内心没有个体意识，终于在儿子一周岁半的时候便与自己的秋宝分离回到了前夫家里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后半生。

这后半生我们不知道母亲过的是否开心幸福，但我们都知道母亲的处境一点没改变，这边是已经不认识自己的春宝，那边是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的秋宝，而如今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漫漫长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这里作家没有交代下文，读者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和理解去自己延伸对故事的解读，虽然我们能听见母亲内心对春宝和秋宝的呼唤，我们能感受到母亲对两个儿子的情感需求，但由于贫困、由于别人的干预，以及种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我们又不得不去接受这就是命运、这就是人生。

而这即是京派文学对人生悲剧的表现方式。

人不能无视心灵的呼唤、情感要求和道德责任，又无法阻止不幸、苦难、死亡和偶然因素对人生的干预。

京派在展示悲剧性冲突时，外部冲突相对弱化、变得舒缓，京派作家通常不会不去扩展、强化邪恶力量（比如老妇人、母亲的丈夫）的戏剧性。

看过作品读者会有感受，如果不是老妇人的百般阻挠和刁难，说不定母亲就可以留在秀才家里跟自己的两个儿子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恰恰作者并没有将自己的笔墨重点点缀在生活是如何的艰辛、老妇人是如何的尖酸刻薄、母亲的丈夫是如何的冷酷无情，这些一切的外部冲突是如何一步一步将母亲的人生彻底变成悲剧性。

更多能使读者
感受到的是母亲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从一开始离开春宝被典去当二房，再到后来生下秋宝心里念着春宝，直至最终离开秋宝又跟春宝变得生分起来，母亲内心一直都在为两个儿子奔波，却也一直再为他们纠结。

好像从来都没有真正地为自己活过一次……这正是京派文学独特的悲剧表现形式，习惯表现美丑、善恶对立，具有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鲜明的爱憎取舍的人生悲剧。

但这种批判却是“暗向性”的，张弛有度、并不张扬，强烈但不激烈。

这就使得作品一方面有它的现实感，另一方面又未离开过惯常的人性观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