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气君子心——观《大师之梅贻琦》有感

庄子气君子心——观《大师之梅贻琦》有感
第一篇：庄子气君子心——观《大师之梅贻琦》有感
庄子气君子心观《大师之梅贻琦》有感
一提到庄子，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闲云野鹤的浪荡君子形象。

不慕虚名，不争权夺势，天上人间坦坦荡荡。

在我眼中，梅贻琦就是一个具有庄生气概的君子。

从1931年起，他担任清华校长后，一生致力于为清华服务，被清华学子亲切地称之为清华终身校长。

他在校任职期间，一直推行通才教育和学术自由主张。

这些在今天看来也正是教育的精髓。

但是，他的大师说更是为人们所周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正因如此，在他的人格感召下，清华汇聚了众多像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钱钟书、华罗庚、钱三强&&众多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曾记否，清华之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更不能忘清华之孺子牛梅贻琦。

古往今来，君子者为世人所敬仰，亦是不倦的个人追求，但何为君子却所见不同。

有人说：君子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又有人说：是真名士自风流。

那么，俯首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又是否是最好的呢？我不敢妄加评判孰优孰劣，但在我心中一句我从众就是梅贻琦最好的答案。

这难道不是无为而治的智慧闪光吗？这难道不是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吗？古语云：唯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我看，这就是梅贻琦先生成功的做人做事之道吧！
第二篇：大师之廉-梅贻琦（本站推荐）
大师之廉——梅贻琦
恰逢教师节，不由自主地想起前段时间所拜读过的《南渡北归》里的梅贻琦先生。

梅贻琦先生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北京清华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24年（其中北京清华大学17年，新竹清华大学7年）。

梅贻琦1889年出生于清末家道中落的诗书世家，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

1904年进入南开学堂，因品学兼优，颇得校长张伯苓赏识，1908年被保送至保定高等学堂。

第二年，以第六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
为第一批清华招生的留美公费生，赴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机电专业。

1914年毕业回国，1915年到清华任教，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

1931年，梅贻琦正式出任清华校长，直至1948年他离开北京去美国管理清华基金，资助中华学人完成学业和研究事业。

1955年，他应邀赴台湾创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直至1962年生命最后一刻。

梅贻琦的廉洁奉公是有名的，他执掌清华期间始终坚持勤俭办学、廉洁治校。

他初到清华时，便再三强调勤俭。

他说，我这样做一则是希望学生保持简朴学风，无纨绔习气。

二则是为了节约办学经费。

其实，当时的清华庚子赔款相当丰厚，梅贻琦完全可以不用那样做，但是他没有。

对于数额巨大的庚款梅贻琦分文不取。

相反他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为了节约开支，梅贻琦辞去了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韩咏华亲自下厨。

不但如此，梅贻琦甚至连学校供应他的两吨煤也不要，款额虽小，但他认为，“这是观念和制度的问题”。

在西南联大期间，梅贻琦与普通教授一样租用的是民房。

学校配给他一部小车，当物价飞涨时，他毅然封存了汽车，安步当车。

他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就很满意了”。

1949 年，60 岁的梅贻琦来到美国管理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

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聘了一位兼职助理。

梅贻琦当时给自己定薪水300 元，和庚款资助的在美留学生一样。

台湾当局觉得过意不去，让梅贻琦将自己的薪水改为1500 元，梅贻琦不同意，他说：“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

”台湾地区早期财政一度很穷困，所以有不少人经常打清华庚款的主意，但均被梅贻琦严词拒绝。

1962 年5 月19 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 岁。

梅贻琦生前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一个较为隐秘的地方。

两星期后，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皮包启封。

当包打开时所有人都口瞪目呆，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

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为之感动，有热泪盈眶者。

此时夫人韩咏华才顿悟，梅贻琦没有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床上讲完了，所以也就无须写什么遗嘱了。

两袖清风的梅贻琦真是穷极了，他去世前病危住
院的医疗费用、去世后的殡葬费等，都是由他的学生和校友捐助的。

蒋梦麟在为梅贻琦撰写的碑文中称梅贻琦“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

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习楷模”，这话确是中肯之论。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
杨明
2014年9月10日
第三篇：梅贻琦
梅贻琦：西南联大的“船长”
三常委中最年轻者，在西南联大期间定型其教育思想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

著名教育家。

天津人。

1909年考取游美学务处选派的首批留学生赴美留学。

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

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到职后多次阐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

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

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梅贻琦教育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

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我的表你戴着”
说起西南联大，现在人们多会把目光聚焦在当年的三个常务委员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身上。

不过，细究起来，当年蒋梦麟和张伯苓多在重庆参加政府要事，对于偏居一隅的西南联大，没有表现出多少具体的作为。

他们对于西南联大的影响，毋宁说是过去在北大、南开时期教育理念的延续。

关于这一点，有诸多事例可以举证：在西南联大组创初期，张伯苓就对曾经当过自己学生的梅贻琦说：“我的表
你戴着。

”当时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均高于梅贻琦的蒋梦麟校长，则秉着“对于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态。

不过，在两位前辈这样的姿态背后，其实也隐藏着极为现实的考虑，当时，“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一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

”如此看来，由三校长组成的常委会，大部分时间由梅贻琦担任主席，主持日常校务，并非出自君子之间的谦让或者是年轻者应该多负担责任。

而对于梅贻琦来说，虽然之前已经出任清华大学的校长，但是西南联大却是其一生中最为关键的时期之一，代表着其教育思想之大成的《大学一解》，就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完成的。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众所周知，清华的前身是游美学务处，因为是接受庚子赔款的返还款而建立，所以被老清华人称为“国耻纪念碑”。

梅贻琦就是游美学务处1909年8月第一批派往美国留学的47名学生之一，所以在之后的岁月里，梅贻琦经常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这句话，也代表了这位清华人心中“永远的校长”对于清华园的感情。

纵观中国教育史，伟大的教育家不难举列，但是一生服务于一所大学并且成功地奠定其校格，则不多见，梅贻琦就是其中之一。

1915年，梅贻琦接受清华校长周诒春的聘请回归母校任教，自此，梅贻琦与清华大学的联系，就再也没有断过。

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在教授会的选举中在47张有效票中获得33票，成为清华第一任教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后来说：“那时清华教授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选中了他，我认为这是出于大家对他的人品的信任”。

之后在清华学生三拒校长的风潮中，沉默寡言的梅贻琦被推到了清华校长这个风口浪尖的位置。

曾在清华任教的蒋复璁在后来评价梅贻琦出任校长：“初以为办公事他不大内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

长期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认为，梅先生自有一套当校长的本领。

梅贻琦当校长的本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梅贻琦“寡言君子”的美名，大
概就源于此，梅贻琦治校还有另外一条法宝，那就是“吾从众”，这就是至今仍为人们称道的教授评议会，梅贻琦虽然担任校长，但是并不大权独揽，只要教授提出有利于清华发展的建议，梅校长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

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清华才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于名牌之列的大学”。

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三十周年，许多欧美著名大学都发来贺电，其中一篇电文中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之语，这是对清华三十年历程的赞颂，更是对梅贻琦长校十年的肯定。

“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使弦歌不断，清华、北大、南开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后来长沙吃紧，三校又奉命迁到昆明，是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常委的关系，本文开头已有叙述，在此不赘。

不过，这一时期的梅贻琦在处事方法上与之前在清华却有了变化，过去的梅贻琦谨慎、遇事总是多方考虑、不轻率表态，但此时一反惯例，变得异常果断，在这一时期，一贯低调的梅贻琦说过这样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

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

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

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

”
联大之难，不仅在于国难，还在于“联”，清华、南开本来有“通家之好”，关系一直融洽，但是要让一直以“最高学府”自诩的北大没有意见，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而梅贻琦却能在8年的时间内，使西南联大能够“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傅任敢总结梅贻琦之所以能够如此的“关键与奥妙”是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这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实非易事。

70年过去，我们回首西南联大，回忆梅贻琦，历史留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回忆，想想梅贻琦所说过的话吧：“孩子没有坏的，坏的孩子都是社会和学校教出来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多么闪光的遗产！
（最后，要感谢清华的黄延复先生，要不是他多年来整理关于梅贻琦的资料，我们对于梅贻琦的了解也许到现在还少得可怜。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其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

在那篇梅贻琦拟纲，潘光旦执笔的文章中，梅贻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这一核心观念。

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 Education”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

梅贻琦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

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

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其次，梅贻琦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指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

在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还用了足够的篇幅论述教师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梅贻琦认为，教师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

其中的一段话至今多为人们所征引：“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

”此即为著名的“从游论”。

最后，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

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
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

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
来源：《新京报》 2007-11-23
第四篇：民国大师系列4梅贻琦
《民国大师系列·4》梅贻琦：两岸唯一认可的清华终身校长
如果说蔡元培奠定了一名优秀大学校长的标准，那梅贻琦就是在他之外又立了一个标准，而且以其巨大的个人魅力，成为近现代教育史上唯一能跟蔡元培相提并论的大教育家。

说起梅贻琦的性格，叶公超有过一个精准的三字概括——“慢，稳，刚”，也有人称之为“寡言君子”。

按理说，这种性格的人是不适合做大学校长的，然而梅贻琦不但做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以至于人们一提起梅贻琦，就会不自觉地想到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唯一一位终身校长，所有两岸清华人心中永远的校长。

梅贻琦的“寡言”是出了名的。

年轻时，梅贻琦经人介绍，认识了未来的夫人韩咏华。

第一次见面时，两个人都没说话，光媒人在一边不停地说，回来后，媒人以为两人都不愿意，就没再提。

却不料梅贻琦早就看上了韩咏华，回来当天就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了韩咏华。

韩咏华一看信，写的还不错，就交给了父亲。

父亲一看，虽然文字不多，但字字珠玑，未来必成大器，便当场拍板同意此事。

两人订婚后，韩咏华的一位同学听说了，赶紧跑来跟她说：“梅贻琦我认识，半天不说一句话，你可得想好了，千万别一时冲动！”韩咏华其实也早看上了梅贻琦的才华，就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
梅贻琦一向主张“行胜于言”，在总结自己当校长的经验时也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这说明，他的“寡言”，并非不会说，而是严谨，低调，不虚张。

大学者陈寅恪曾评价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
梅贻琦寡言，但并不寡断。

1935年12月9日，北京各大学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
游行，史称“一二·九运动”。

事后，当局派了数千军警冲进清华大学要抓人，清华校务委员会紧急召开会议，商量对策。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很多方案，唯独梅贻琦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急了，问：“校长，你看怎么办？”梅贻琦还是不说话。

旁边的叶公超也急了，叫道：“校长，你到底有没有想法，倒是给个意见啊！”
面对众人焦急的目光，梅贻琦慢条斯理地说：“现在要阻止他们是不可能了，能做的就是如何减少损失。

”说完，梅贻琦通知教务处，让有嫌疑的同学都躲起来，然后又给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打了个电话，请他出面解决这件事。

果然，寥寥几句话，就把事情了结了，学生们一个都没被抓去，军警也顺利撤退了。

大家这才知道，梅贻琦并不是没主意，而是在想一个完全之策。

然而，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

虽然学校保护了学生，但学生们并不领情，反而认为军警得到的名单正是教务处交给当局的，于是，在一些人的挑动下，学生们包围了教务处，把教务长潘光旦拉到了大礼堂，要清算他的责任。

潘光旦自幼失去了一条腿，一直拄着双拐，此时被学生们拉到大礼堂舞台上，双拐也被夺去了，一身狼狈地坐在地上，虽然极力地在解释，但愤怒的学生们根本听不进去，甚至有几个人要冲上去打他。

这时，梅贻琦出现了。

在清华大学，梅校长的威望是无人能及的。

从他一出现，原本沸腾的大礼堂立刻安静了下来，梅贻琦像往常一样，慢慢走到了舞台上，把双拐递给了潘光旦，又把他扶了起来，然后对着台下的学生们，一字一顿地说了一句：“要打，就打我吧。

”
学生们见此情景，没人敢再质问，都纷纷退去了。

这就是梅贻琦的魅力，虽然表面上“慢”，但实际上却透着“稳”和“刚”，让人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信任。

其实，梅贻琦并不主张学生们通过示威游行这种方式来表达爱国热情，他说：“救国方法极多，救国不是一天的事，各人在自己的岗
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的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但每次学生们出了事，梅贻琦又会第一个冲在前面，去跟形形色色的人交涉，尽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学生们曾将梅校长跟警察打太极的话编了一段顺口溜：“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传闻可能有什么，恐怕仿佛不见得。

”
趣味盎然，形象之至，但也反映了梅校长的良苦用心。

在当时，各大学的学生们受激进思想的影响，经常闹**，清华大学也不例外，弹劾教授、驱逐校长都是常事。

但自从梅贻琦担任校长，却没人敢对校长不满，一当就是一辈子，从未出现过下台的危机。

其中的原因自然是梅贻琦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和大公无私的处事方式，但他本人却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大家倒这个，倒那个，但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
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是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的实际总负责人，权势极大，但他丝毫没想过以权谋私，徇私舞弊。

学校给他配了一辆车，但他从来没用过，去哪都是步行。

有时去外地出差，能坐火车就绝不坐飞机。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让我管这个家，就得精打细算。

”
对待三所大学的人也是一视同仁，从未因持不同意见而开除一个人，而是继续沿用在清华时的管理方式，由三所大学的教授组成委员会，共同决定学校的发展。

在战乱与贫穷的双重折磨下，西南联大非但没有分崩离析，反而成为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连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也不得不竖起大拇指：“这样的盛况，也只有梅先生能做到！”
梅贻琦给人的印象是谦谦君子，连喝酒都不例外。

梅贻琦的酒量极大，曾有人回忆说：“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

……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
1947年4月，清华大学在北京正式复校，为了表示庆祝，在学校体育馆举行了一场大宴会。

教授们为了表达对梅校长的敬意，纷纷向他敬酒，而梅校长来者不拒，足足喝了四十多杯，虽然醉意俨然，但毫无失态。

李济回忆说：“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

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梅贻琦）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
1955年，梅贻琦从美国去台湾，继续筹办清华大学。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因病逝世，安葬在台北清华大学校园内的山顶上，墓园取名为“梅园”。

蒋梦麟给他写的碑文中，对他盛赞道：“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

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习楷模。

”
梅贻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是无人能及的，由他题写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已成为清华人永远的精神财富。

第五篇：冰清玉洁梅贻琦
冰清玉洁梅贻琦
冰清玉洁梅贻琦
作者: 罗茜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结束了中原大战以来清华大学的混乱局面，并带领清华迅速走进了历史上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

梅贻琦不止一次说过：“清华既拥有别所大学不具备的庚款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又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大，梅贻琦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的身份主持校务。

西南联大的三位常委中，张伯苓、蒋梦麟均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梅贻琦承担西南联大的实际工作，主持当时中国最大的大学。

校舍和仪器时常遭到敌机的轰炸，学生和教师忍受着饥饿和困苦，风雨飘摇、惊涛骇浪的社会环境之中，联大却维持着“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

1908年，梅贻琦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后，被保送至保定高等学堂就
读。

1909年，梅贻琦报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1910年进入美国东部的吴斯特理工学院电机系学习，于1914年夏获工学学士学位，并入选SigmaXi荣誉会员。

在此期间，他还担任留美学生会书记、吴斯特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

1921年，梅贻琦利用清华大学教师休假的机会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获硕士学位。

1914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当时他26岁，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皆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纵观梅贻琦的一生，应该说在学术上虽然算不上著作等身，但是他在学界的地位和人望却远远超过某些头衔大得惊人的学者大师。

“他一生的业绩和清华结合在一起”（陈岱孙语）。

他很快便以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和高尚的人格博得学生们的好评。

1926年4月，教授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教务长和评议员，到会教授47人，梅贻琦以33票当选教务长。

1928年罗家伦接任校长后，梅贻琦被派往美国出任留美监督。

在任期间，他不仅节俭克己，而且精简办事机构和人员，对监督处进行了全面改革，使经济混乱现象很快彻底改观，监督处的工作大有起色。

罗家伦曾在董事会报告中对此大加赞赏。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结束了中原大战以来清华大学的混乱局面，并带领清华迅速走进了历史上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

梅贻琦不止一次说过：“清华既拥有别所大学不具备的庚款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又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大，梅贻琦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的身份主持校务。

西南联大的三位常委中，张伯苓、蒋梦麟均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梅贻琦承担西南联大的实际工作，主持当时中国最大的大学。

校舍和仪器时常遭到敌机的轰炸，学生和教师忍受着饥饿和困苦，风雨飘摇、惊涛骇浪的社会环境之中，联大却维持着“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梅贻琦能够在清华大学连接三任校长被赶下台之后，稳稳当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