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为什么要设立赐死太子生母的制度？

这个国家为什么要设立赐死太子生母的制度？
对于草原上的骑马民族来说，部落首领通过联姻来壮大部族势力，是一种常见的习俗，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部落首领的妻子，往往能够凭借自己出身氏族的实力，对部落内的各种政治事务，施加很强的影响力。

不仅如此，如果她们能够为部落首领生下男性继承人，那么继位之后，年少的新首领由于地位不稳，威望不高，也会把母后和妻子出身的联盟部落，看作自己重要的外援。

而北魏王朝进入中原后，为了对日渐扩大的领土进行有效统治，就必须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巩固皇帝自身的权力，削弱其他势力的干扰。

所以，作为昔日盟友的皇后一族，也变成了皇帝重点防范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北魏太祖拓跋珪，就发明了一种残酷的制度，“子贵母死”——也就是通过先立太子，再赐死太子生母这种血腥的手段，来强行排除皇太后干预朝政，削弱皇帝专权的可能性。

北魏王朝发展到了中期，依靠强大的武力，逐渐统一中国北方。

这个时期，也是北魏努力抛弃自己原有的草原游牧文化传统、全面向中原王朝模式转型的时期。

拓跋珪的儿子，北魏太宗拓跋嗣，就通过糅合两种文化传统，演化出一套系统性的措施，进一步有效防止皇太子的生母干预朝政，那就是把皇太后的职能和权力一分为三：皇帝的正妻，真正意义上的皇后，不孕育皇位继承人，只有一个尊贵的名分；而太子的生母，则在太子名分确立之后被赐死，新皇登基之后，再被追封为皇太后，享有身后的尊荣。

而抚育太子的任务，则给了保姆。

保姆的人选，由皇帝本人从后宫妃嫔宫女中亲自选定，被选定的保姆大多身份低微，有的还是由于家族犯罪遭遇牵连，才被迫入宫，在皇城中没有权力根基，所以对日后的新皇帝影响也有限。

所以，本书的主人公王钟儿，之所以最终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篇墓志铭，很大程度上就要归功于拓跋嗣的制度设计，让身为宫女的她，能够以保姆团队一员的身份，参与抚养幼年时代的宣武帝、孝明帝。

不得不说，拓跋嗣这一套顶层设计，确实管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的四任北魏皇帝，都是以皇帝长子或长孙身份继位，地位相对稳固，然而，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冯太后，却一手打破了这个看似稳固的制度。

冯太后从小在北魏宫廷中长大，学习过中原文化典籍，为人精明果断，野心勃勃，最终攀上了权力的顶峰，而她的具体方案，就是利用拓跋嗣发明的太子“保姆”制度，把“子贵母死”变成自己控制未来皇帝，攫取权力的有力武器：在公元467年，未来的北魏孝文帝元宏刚刚诞生，冯氏就急不可耐地除掉了元宏的母亲李贵人和外公李惠，把元宏的抚养权抢到了手。

在北魏史书里，对于孝文帝的评价，经常是说他非常孝顺，但是，这个孝顺的对象，却是和他毫无血缘关系的保姆皇太后冯氏，由此可见冯太后的心机缜密和深谋远虑。

而冯太后的侄女，我们在上一部分中提到过的大冯皇后，也效法姑妈，在孝文帝迁都洛阳途中，杀害了王钟儿侍奉的高贵人，成为皇子元恪的养母。

北魏孝文帝，在历史上的最大功绩，就是推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北魏的后宫妃嫔制度，也被这场改革波及。

冯太后的两个侄女被立为孝文帝的皇后，不但能生下儿子作为皇位继承人，更不用再担心遭遇“子贵母死”的命运，这预示着拓跋嗣当初苦心孤诣设立的制度，一步步被逐渐破坏：皇后不但可以通过生育和控制皇位继承人，引入外戚干预朝政，同时还能够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阻止其他妃嫔通过生育和自己争宠。

正如我们之前讲到
的，宣武帝元恪继位后，善妒的皇后高英就能够施展自己的影响力，让皇帝长期没有后嗣，幸亏妃嫔胡氏秘密生下了皇子，终于解决了北魏王朝的继承人危机，也让本书的主人公王钟儿原本落寞的命运，再次逆转：她对宣武帝的养育和照顾，谨慎细致的性格，以及超然于权力斗争之外的身份，让她得以重返宫中。

刚才我们讲过，王钟儿最后一次出现在北魏皇室的公开活动场合，应该就是宣武帝的生母，高贵人的迁葬仪式。

在此之前，那位善妒跋扈的宣武帝皇后高英，就已经和昔日的王钟儿一样，被迫出家为尼，这标志着北魏皇室，已经彻底接受了中原文化传统：所谓母凭子贵，面对身为皇帝生母的胡氏，高英即使拥有皇太后的尊荣头衔，也无法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只能选择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