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龙袍适用人群与龙袍赏赐案例研究

2019年2期
(总第69期)满语研究MANCHU STUDIES ɴ2，2019(Generalɴ．69)
收稿日期:2019－04－25
作者简介:张姗(1985－)，山东德州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清史与古代民族史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重点A 类项目(项目编号:2018MZSCX002)
清代龙袍适用人群与龙袍赏赐案例研究
张姗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100081)
摘要:“龙袍”作为清代冠服制度中一类服装的专有名称，适用人群不仅包括皇帝和皇太子，还包括如皇
太后、皇后、贵妃、妃、嫔、皇太子妃等女性皇族成员。

除男女有别外，不同人群所穿龙袍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颜
色上。

虽然清代服饰制度禁止上述人群之外的人拥有和穿用龙袍，但清朝皇帝也会“违制”将龙袍赏赐给重
臣，以示嘉奖，赏赐的龙袍中既有专用龙袍，也有御用龙袍，其中，御用龙袍中既包括在位皇帝的龙袍，也包括已故皇帝的龙袍。

关键词:清代;龙袍;服饰制度
中图分类号:G91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873(2019)02－0125－06
龙袍是皇帝专用服装，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若是有人藏匿或穿戴龙袍，会被视为是对皇权的挑战与背叛，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笔者浏览清代雍正时期重臣鄂尔泰奏折时，意外发现皇帝曾赏赐其龙
袍一件:“雍正五年正月十七日，臣家奴蒙恩赏给驿马，赍回钦赐臣貂冠一顶、四团龙补服一领、龙袍一
袭……臣随率同在省文武官员郊迎至署，恭设香案，望关叩头谢恩”［1］930。

由此看来，龙袍并非皇帝专
属物品，其会作为礼物赏赐给大臣。

本文基于龙袍研究成果以及相关文献档案，探讨龙袍的穿用人群及皇帝与他人所穿龙袍区别等问题。

一、龙袍的定义与界定
“龙袍”，根据《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中的解释，有三种含义:第一，织绣有龙纹的袍服;第二，清代帝后庆典时所穿之袍;第三，太平天国将领所穿礼服。

［2］
第一种含义涵盖服装的范围最广，后两种解释则是对特定时期、特定场合、特定人群所穿服装的定义。

根据考古发现，我国商代就已经出现带有龙纹的袍服，如，河南安阳殷墟5号墓出土的玉人身穿龙袍，在龙袍前胸部位饰有一个龙头形兽面纹，两臂部位各饰一条降龙，两腿部各饰一条升龙。

同时，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商代大型青铜人立像所穿的袍服上也有龙纹。

［3］随着中国龙文化的发展与专制皇权的加强，龙袍逐渐演变为上层统治阶级的特权服装，
明代《天工开物》中记载:“龙袍，凡上供龙袍，我朝局在苏、杭。

其花楼高一丈五尺，能手两人扳提花本，织过数寸即换龙形。

各房斗合不出一手。

赭、黄亦先染丝，工器原无殊异，但人工慎重与资本皆数十
倍，以效忠敬之谊。

其中节目微细，不可得而详考云。

”［4］清朝时期，龙袍正式成为冠服制度中的一个类
别，围绕其颜色、款式、龙纹造型、可穿人群、制作流程等均有明确而且严格的规定，根据文献记载，除赏·
521·
赐大臣等部分特例外，龙袍成为皇室少数人的专用服装，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家威严与皇族权利。

随
着朝代的不同，
龙袍的定义亦较为多样。

二、清代龙袍的适用人群
历代史书中《舆服志》是研究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特别是统治阶层服饰制度的重要来源。

《清史稿·舆服志》所载主要为清代乾隆朝时确定的服饰制度，其中关于皇帝龙袍记载如下
:“色用明黄。

领、袖俱石青，片金缘。

绣文金龙九。

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

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
袖端正龙各一。

下幅八宝立水，襟左右开，棉、袷、纱、裘，各惟其时”［5］3036。

皇后也拥有龙袍，且款式比
皇帝龙袍要更加多样，“(皇后)龙袍之制三，皆明黄色，领袖皆石青。

一，绣文金龙九，间以五色云，福寿
文采惟宜。

下幅八宝立水，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

袖如朝袍，裾左右开。

一，绣文
五爪金龙八团，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襟行龙四。

下幅八宝立水。

一，下幅不施章采。

”［5］3039《大清会典》是记录清代典章制度的集大成者，有清一代曾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年间前后5次进行修撰。

康熙朝至光绪朝《会典·冠服》均按人物等级身份制定帽、冠顶、带、翎、朝珠、大簪(女)、金约(女)、领约(女)、耳饰(女)、带、靴、服装、座褥等方面的制度，具体包括名称、色彩、形制、纹
饰、
材料、应用场合等内容，［6］
其中乾隆朝《会典》体例与前两朝不同，关于“冠服”样式、分类、称谓及着装场合的规定更加具体详尽，光绪朝版本成书最晚，最能体现清代的制度变革，且附事例与典图最多，
往往成为查阅《大清会典》的首选。

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二十六礼部三十七、卷三百二十七
礼部三十八、卷三百二十八礼部三十九收录了冠服制度，图卷五十七至卷七十六收录了冠服图式。

《皇朝礼器图式》①是记载清朝典章制度类器物的政书，成书于乾隆年间，此书最大特点就是图文并茂地描
绘了各类礼器的样式及其所对应的使用人群、官职品级等，共18卷，其中第4卷至第7卷为冠服部分。

光绪朝《大清会典》与《皇朝礼器图示》中有关龙袍的记载，文字描述差别较小，但在冠服的收录顺序上
有所差别。

光绪朝《大清会典》主要按照身份等级记录了相对应的冠服制度与图示
，《皇朝礼器图示》则是按照身份等级与性别分别收录了男性冠服与女性冠服的制度与图示。

《皇朝礼器图示》卷四卷五记载了皇帝、皇太子、皇子、宗室王公、额驸、民公及各品文武大臣等人的
男性冠服，其中皇帝龙袍作为一种与皇帝端罩、衮服、朝服相并列吉服类型的记载如下:“本朝定制，皇
帝龙袍色用明黄。

领、袖俱石青，片金缘。

绣文金龙九。

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

领前后正龙各一，左、
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

下幅八宝立水，裾左右开，棉、袷、纱、裘，各惟其时”。

关于皇太子的龙袍，“本朝定制皇太子龙袍，色用杏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

绣文金龙九。

间以五色云。

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

下幅八宝立水，裾左右开，棉、袷、纱、裘，各惟其
时”。

由此可见，皇太子龙袍与皇帝龙袍的款式基本一致，区别主要在颜色，且无十二章。

皇太子之外的皇子、宗室王公、额驸、民公及各品文武大臣等人的冠服中就再无龙袍这一类别，相对应的为蟒袍，款
式颜色依照级别分别为:“皇子蟒袍色用金黄，片金缘。

绣文通九蟒，裾左右开，制达宗室”
，“亲王蟒袍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曾赐金黄者亦得用之，制同皇子蟒袍，世子郡王皆同
”，“贝勒蟒袍色不得用金黄，余随所用，片金缘，绣文通九蟒，皆四爪，下至辅国公、和硕额驸皆同
”，“民公蟒袍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通绣九蟒，皆四爪，曾赐五爪蟒缎者亦得用之，侯以下文武三品、郡君额驸、奉国将军以上、一等侍卫皆同”，“文四品蟒袍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通绣八蟒，皆四爪，武四五六品、文五六品、奉恩将军及县郡额
驸二等侍卫以下皆同”，“文七品蟒袍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通绣五蟒，皆四爪，武七八九品、文八九品未
入流皆同”。

龙与蟒的区别曾有“五爪为龙，四爪为蟒”的说法，但是根据《皇朝礼器图示》中对蟒袍的·
621·①
《皇朝礼器图式》由允禄、蒋溥等人初纂，福隆安、于敏中、王际华补纂，本文参阅的版本为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武英殿刻本，其后相关引文的出版信息不再赘言。

描述与图示，可以得知蟒也有五爪蟒，因此，爪数并非是区分龙袍、蟒袍的主要标准。

笔者认为龙袍与蟒袍的区别主要在于颜色、纹样、穿用者的身份，在男性冠服中，只有皇帝与皇太子两人可穿“龙袍”这
一特定的服装类型。

①《皇朝礼器图示》卷六卷七记载了从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至乡君、民公夫人等女性冠服，其中皇太
后、皇后的龙袍有三种款式，分别是:“一，本朝定制皇太后、皇后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绣文金龙
九，间以五色云，福寿文采惟宜。

下幅八宝立水，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

袖如朝袍，裾左右开，棉、袷、纱、裘，各惟其时，皇贵妃同;二，本朝定制皇太后、皇后龙袍色用明黄，绣文五爪金龙八团，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襟行龙四。

下幅八宝立水，领袖及裾制俱如前，棉、袷、纱、裘，各惟其时;三，本朝定制皇太后、皇后龙袍色用明黄，下幅不施章采。

绣文五爪金龙八团，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襟行龙
四，领袖及裾制俱如前，棉、袷、纱、裘，各惟其时。

”除此之外，贵妃、妃、嫔、皇太子妃也有龙袍，与皇后龙
袍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颜色上，“贵妃龙袍色用金黄，余俱如皇后龙袍，妃同”，“嫔龙袍用香色，余俱如皇
后龙袍”“皇太子妃龙袍色用杏黄，余俱如皇后龙袍”。

同男性冠服中的等级差别相匹配，皇子福晋及其
他女眷的冠服中就再无
“龙袍”这一服装类型，对应的为蟒袍，“皇子福晋蟒袍用香色，通绣九蟒②，下至郡王福晋、县主皆同”，“贝勒夫人蟒袍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通绣九蟒，下至辅国公夫人、乡君皆同”
，“民公夫人蟒袍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通绣九蟒，皆四爪，下至三品命妇、奉国将军夫人皆同”
，“四品命妇朝袍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通八蟒，皆四爪，奉恩将军夫人五六品命妇皆同”
，“七品命妇蟒袍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通五蟒，皆四爪”。

综上所述，与男性龙袍相对应，女性龙袍的穿用人群包括皇太后、皇
后、皇贵妃、贵妃、妃、嫔、皇太子妃等。

清朝龙袍及服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至乾隆朝才开始以制度的形式明确龙袍的穿用人群，但在此之前，清朝统治者就已经开始通过服饰来强调等级与彰显皇权，如天聪六年(1632
年)十二月的实录中记载:“八固山诸贝勒……素蟒缎各随其便，不得擅服黄缎及五爪龙等服，若系上
赐，不在此例”［7］175，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的实录中记载:“辛巳，定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
固山贝子仪仗。

郡王以上用五爪龙，贝勒以下不许用”［7］130等。

乾隆朝之前的会典中就已有龙袍的记
载，
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一百三十六工部织造部分有“上用龙袍俱织五爪四团龙、八团龙”的规定
［8］6785
，雍正朝《大清会典》卷六十一礼部耕耤部分有“恭导皇帝御具服殿，更补服黄龙袍，少憩。

从耕
三王九卿，及不从耕王以下各官，俱更蟒袍补服”的记载［8］3836。

因此可知，从清朝建立至乾隆朝，关于龙袍的冠服制度逐渐确立，有关龙袍的规定也逐渐明晰，龙袍逐渐成为以皇帝为代表的少数特定人群的服装。

另外，清代龙袍只是具有龙纹服装中的一种类型，根据《皇朝礼器图示》记载，男性冠服中，除了龙袍，皇帝的衮服、朝服，皇太子的龙褂、朝服，皇子、亲王的朝服、亲王、郡王的补服上也都绣有龙纹，清朝可以穿用龙纹服装的人群范围远超过龙袍的可穿用人群，因此，把清代绣有龙纹的袍服统称为龙袍是不准确的。

同时，龙袍作为吉服的一种，并非皇帝日常服装，只有在特定场合下才会被穿戴使用。

·
721·①
②关于龙、蟒的区别以及龙袍与蟒袍的区别，学界有所讨论，如，周汛、高春明在《中国历代服饰》
(学林出版社，1984年)中认为，龙蟒的差别没有明确答案，清代龙袍与蟒袍在造型上差别也不明显;包铭新、李晓君在
《清代龙袍上龙纹眉眼的演变和辨识》(《东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中认为，蟒纹是龙纹的另一种名称，在造型上差别很小，为了顺应统治者对皇族以外的人使用龙纹的限制，衍生了蟒纹之称，清代的蟒袍在款式上与龙袍无太大差异，只在纹样和服色
上有所禁忌;赵菊梅在《简述溥仪御赐张作霖的“龙袍”》(《溥仪研究》2014年第1期)中指出，在名称上将龙、蟒划分得
十分清楚，但在图像的反映上是一致的，为五爪龙纹袍服，用于皇帝时称为龙袍，用于普通官吏时，称作蟒袍。

《皇朝礼器图示》
记载皇子福晋蟒袍上“通绣九龙”，笔者认为这不仅与“蟒袍”名称不符，与其丈夫蟒袍上的“蟒纹”也不相对应。

因此，笔者对照查询了光绪朝《大清会典》，发现皇子福晋蟒袍上为“通绣九蟒”。

可见，“通绣九龙”一说应该是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皇朝礼器图示》一书中的错误。

三、龙袍赏赐案例研究
虽然清代冠服制度对于各类服装的穿用人群进行了严格界定，但是皇帝为了表示对某人的重视或
者恩宠会破例赏赐其本不该穿用的衣服，龙袍就是代表之一。

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一百六十四刑部律
例仪礼部分规定:“黄色、秋香色、五爪龙缎、立龙缎、团补服及四爪暗蟒之四团补、八团补、缎纱，官民不
许穿用。

其大臣官员有特赐五爪龙衣服及缎疋，无论色样，俱许穿用，若颁赐五爪龙缎、立龙缎，挑去一爪穿用”［8］10607。

这一规定一直到光绪朝的《大清会典》，也未再做改变。

以往的龙袍研究成果中虽多有
提及到龙袍赏赐，
但均一笔带过，专题研究甚少，能够查阅到的只有一件溥仪赠送张作霖的“龙袍”①与一件清代傣族土司的受赏
“龙袍”②。

1．《万寿盛典初集》所载的龙袍赏赐
《万寿盛典初集》是记述康熙皇帝六十寿辰庆典活动的官修史书，由王原祁等人编纂而成，康熙五
十三年(1714年)开始编纂，历时两年完成，原名为《万寿盛典》，后为区别乾隆时期所修纂的《八旬万寿
盛典》，改名为《万寿盛典初集》。

书中内容根据各衙门档案章奏等史料编纂而成，仿纪事本末体式，意
在颂扬康熙帝的仁德，分为宸藻、圣德、典礼、恩赉、庆祝、歌颂六门，其中在“庆祝”一门有四位大臣得赏
龙袍的记载。

直隶巡抚赵弘燮在感谢圣恩的奏文中写到:“宛在瀛洲饮良酝之琼浆，如霑玉液，复命阿
哥传觞授酒，又将御用龙袍、龙褂、貂帽、靴袜赐臣穿戴，略堂廉之分，自揣难安，承藻之光，抚躬惕息。

”③江南提督师懿德在谢恩奏文中写到:“皇子传觞，当之非分，复叨召入内苑看花，给馔楼阁山水，更为罕
观。

又蒙赐给凉帽、团龙袍褂、靴袜及宽砚一函。

臣何人斯……凡此天恩之优渥，永为臣子之希荣。

”浙
江提督吴郡在谢恩奏文中写到:“蒙恩赐宴并得霑食上方果品珍馐，又命皇子赐酒，非分之荣至此已极，
复蒙恩赐五爪龙袍并帽靴龙袜等件，四月初一日又蒙皇上赐臣博古池砚。

”④镇守云南鹤丽总兵官郝伟在谢恩奏文中写到:“蒙赐筵宴珍馐玉露，香生齿颊霑饫，天恩实深感，刻复蒙特赐海龙皮帽、团龙袍、
褂、靴、袜，臣不知夙世何修乃得邀此旷典。

”虽然四人对于受赏龙袍的描述都只有寥寥数语，但还是可
以看出略有不同:赵弘燮得御用龙袍，
师懿德得团龙袍，吴郡得五爪龙袍，郝伟得团龙袍，四件龙袍的描述差异是因龙袍本身的差异所致还是因受赏人的强调重点不同所致，由于缺乏其他史料佐证，尚未可知。

康熙时期，龙袍制度还未定型，这四件龙袍是否属于后来严格意义上的龙袍也已经无从考证，但是，从受赏人的数量及其感恩奏文中可以看出，能够受赏龙袍在当时已是无限光荣的事情。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奏折所载的龙袍赏赐
关于雍正五年(1727年)驻守西南的鄂尔泰受赏龙袍的情形，开篇已经提及，对于皇帝赏赐龙袍的
恩宠，鄂尔泰在奏文中写到:“乃复邀殊典，赐龙补龙袍，跪捧之下，益深惶悚，自顾何人，敢当兹非分，谨
什袭供奉，并御书各珍器，永为传家世宝，俾子子孙孙共睹宠光。

”［1］931清代奏折数量丰富，除台北故宫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折朱批记载，雍正时期受到龙袍赏赐恩典的大臣还有岳钟琪。

雍正二年(1724年)驻守西北的重臣岳钟琪因抚定青海之功，不仅受赏了龙袍，并且是爪数规格最高的“五爪龙袍”，“雍正二年四月十一日大将军臣年羹尧口传上谕授臣三等公恩加世袭，又赐臣四团龙褂、五爪龙袍，臣随望关叩头谢恩跪领讫，伏念臣一介武夫，奉命出征，皆仗圣主天威海氛扫荡，微臣委无寸功，乃谬邀公爵恩赐世袭，荣及子孙，实千古未有之殊恩，蒙将御服解赐微臣，昭其更史册未闻之旷典，受恩深
·
821·①
②
③④此“龙袍”藏于沈阳张氏少帅府博物馆，相关研究可见赵菊梅《简述溥仪御赐张作霖的“龙袍
”》(《溥仪研究》2014年第1期)，作者根据“龙袍”的颜色与龙纹造型，认定这应属于冠服制度中的“蟒袍”，笔者认同此推论。

此龙袍藏于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相关研究可见黄民初《清代傣族土司龙袍
》(《民俗研究》2001年第3期)，该文指出这件龙袍是清代云南南甸傣族龚姓土司的家传之物，但并未交待龙袍的主人以及受赏时间与经过。

王原祁编:《万寿盛典初集》卷五十二，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武英殿刻本，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万寿盛典初集》卷五十二，同上。

重，揣分难安，惟有竭尽驽骀，荅高厚于万一耳。

”①鄂尔泰与岳钟琪的受赏龙袍在龙纹、龙爪、样式上是
否一致，虽不得而知，但是以其谢恩奏文所言，两者均为不符合当时礼制的“殊典”，代表着雍正皇帝对
这两位封疆大吏的重视与器用。

鄂尔泰与岳钟琪，还有光绪朝陕甘总督左宗棠曾在奏折中对于受赏龙
袍表示谢恩:“臣于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准兵部递到恭礼丧仪王大臣处咨行，正月二十二日颁赏陕
甘总督左宗棠遗念龙袍褂一套，羊皮冠一顶，白玉烟壶一件，红
碧盖绿玉佩一件，钦颁到。

臣当即恭
设香案，望关叩头，祗领之下，感痛弥深，伏惟穆宗毅皇帝德懋垂裳，”②此时的左宗棠身为钦差大臣，督
办新疆事务，地位与鄂尔泰、岳钟琪相似，不同的是其受赏的龙袍是刚刚去世的清穆宗同治帝遗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清代奏折档案有一篇提及同治十一年(1872年)织办赏赐专用龙袍的奏折:“九月初十日，江南织造奴才庆林跪奏，为织办赏用龙袍褂蟒袍二百件，一律工竣，附搭轮船，解京交纳，恭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准内务府文称，派织奉传赏用龙袍褂蟒袍二百件，现已一律办齐。

计绣蓝酱江绸龙袍面二十件，蓝酱缂丝龙袍面二十件，绣石青江绸龙褂面二十件，石青缂丝龙褂面二十件，绣蓝酱江绸蟒袍面六十件，蓝酱缂丝蟒袍面六十件，均与原传画样款目相符，敬谨装箱封固，于八月十三日一并启程，航海解京，以期迅速交纳。

除将动用料工银两分款造册报销，所有织办赏用龙袍褂蟒袍二百
件解京交纳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谨奏。

”③根据该奏文可知，这次织办的200件衣
服中有40件龙袍，
均为赏赐专用，从其颜色为蓝色也可知非皇帝、皇太子所用龙袍。

另外，这批龙袍从水路送达京城，符合“皇帝用物品，皆有陆路运京，官用物品皆由水路运京，即用船经过京杭大运河运至
京城宫中备用”的习惯。

［9］
3．《清实录》所载的龙袍赏赐
查阅《清实录》可知，皇帝赏赐龙袍的事例并不多见，笔者发现咸丰帝曾赏赐给惠亲王绵愉蓝色龙
袍一件，“咸丰三年，谕内阁，惠亲王绵愉自道光二十九年冬间，奉旨恭理丧仪，三年以来，事事无不尽心，办理悉臻允当，且谨慎小心，并无错误。

追思我皇祖妣在天之灵，必能欣慰。

今大事已毕，若与在廷诸臣，一律给予加级，于人子事亲之道，未尽允协。

朕不忍施此恩，王亦不忍受此恩，惠亲王著勿庸加
级。

赏给朕用龙褂一件，蓝色龙袍一件，以示殊眷。

”［7］140惠亲王乃咸丰帝叔父、道光帝的弟弟，为表彰
其在道光帝丧仪中的贡献，咸丰帝赏赐其一件御用龙褂和一件蓝色龙袍。

《清史稿》中对惠亲王生平的
简短介绍中特意提及:“咸丰三年，赐御用龙褂”［5］9102，可见此事在其一生中的重要性。

对比《清实录》
《清史稿》对惠亲王受赏衣物一事的记载，可以发现《清史稿》只提到了受赏龙卦，未提及受赏龙袍，笔者推测是因为赏赐的龙褂为皇帝御用龙褂，而蓝色的龙袍并非御用龙袍，故在级别上御用龙褂高于蓝色龙袍，更能代表皇恩赏赐的荣耀。

四、结语
服饰是人类源于护体御寒等生理需求而产生的物质产品，又是反映人们审美观念和生活理念的精
神载体;同时作为“礼”的重要内容，成为“分贵贱，别等威”的工具。

［10］中国历史上，带有龙纹的袍服由
来已久，其作为权利的象征，逐渐演化为特权阶级的服饰。

“龙袍”这个名词在清代以前已经出现，但是
把其作为一类服装的专有名称，并将其纳入冠服制度之中却是从清代开始的。

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与《皇朝礼器图示》对龙袍的适用人群、颜色、款式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并且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代龙袍
·
921·①
②
③
雍正二年四月十五日，岳钟琪:奏为奉旨授三等公恩加世袭并赐四团龙褂五爪龙袍谢恩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藏，档号:04－01－30－0014－006，缩微号:04－01－30－002－0166。

光绪元年二月十五日，左宗棠:奏为颁赏遗念龙袍褂一套羊皮冠一顶等物谢恩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
号:04－01－12－0520－124，缩微号:04－01－12－099－1821。

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庆林:奏报织办赏用龙袍褂蟒袍工竣搭轮解京起程日期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
号:03－4676－057，缩微号:339－1441。

非皇帝一人专用之物，皇太子、皇太后、皇后、贵妃、妃、嫔、皇太子妃也可穿着相应的龙袍。

这些龙袍除男女有别外，最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颜色上，其中皇帝龙袍为明黄色，皇太子龙袍为杏黄色;皇太后、皇后的龙袍为明黄色，贵妃龙袍、妃龙袍为金黄色，嫔龙袍为香色，皇太子妃龙袍为杏黄色。

虽有明确严格的服饰制度规定，但清朝皇帝也会偶尔违制将龙袍赏赐给重臣，以示奖赏。

康熙时期的赵弘燮、师懿德、吴郡、郝伟，雍正时期的鄂尔泰、岳钟琪，光绪时期的左宗棠都曾受赏过龙袍。

清代龙袍除男性龙袍外，还有女性龙袍，是否存在女性龙袍赏赐的情况，笔者还未找寻到这方面的资料。

同时，根据前文提及的《庆林奏报织办赏用龙袍褂蟒袍工竣搭轮解京起程日期事折》记载，仅同治十一年(1872年)八月从江南运往京城的赏用服饰中就有40件龙袍，因此笔者推断清代赏用龙袍的总数应明显超过这个数量。

但由于史料记载分散，龙袍受赏者的整体情况较难掌握，而已知的龙袍受赏者对于受赏龙袍的记载也只有寥寥几笔，受赏者去世之后，受赏龙袍的去向也不得而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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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ragonＲobes and
theＲelated Largess Cases in Qing Dynasty
ZHANG Shan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As one special kind of costumes in Qing Dynasty，dragon robes could not only be worn by male such as the emperor and crown prince，but also be worn by female such as the queen，the imperial concubines and the crown princess．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dragon robes is their colors．Even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mentioned groups，dragon robes were contraband;the emperors of the Qing Dynasty bestowed them to some important ministers to win their support．The rewarded dragon robes include special dragon robes only for largess as well as the imperial dragon robes，while the imperial dragon robes include both the robes of the current emperor and the late emperor．
Key words:Qing Dynasty;Dragon robes;Costum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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