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原因分析

论政治发展的影响因素
【摘要】政治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正向的政治变迁，其影响因素有很多，社会运动是其中之一。

在传统定义中，往往将社会社会运动定义为暴乱
和非正常，其实这是有失偏颇的，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政治的发
展
【关键字】社会变迁结构话语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是正向的政治变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衡量着一个国家的国家政策的效度以及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度。

无可非议，政治的发展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社会运动就是一个，而社会运动又是由社会变迁、结构和话语引起的。

近年来，我国以群体性事件为主的社会运动频发。

虽然这些社会运动仍旧显得无序和具有破坏性，但是这种社会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积极意义要大于消极意义。

因为它虽说影响了一个地区的稳定，但是以小见大，它对于防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国来说，可以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而且泄愤在某种程度上逼迫地方政府改进治理方式的同时还可以增加地方政府与百姓的相互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治理的透明度，加强百姓对地方政府的了解。

最近读了赵鼎新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这本书对我们认识当今中国以群体性事件为主的社会运动，将其与变革和革命这类根本改变国家性质的运动区分开来以及如何正确对待这种群体性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有作用。

要准确定义群体性事件，最关键的是首先要搞清楚三个概念：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革命。

对于其概念，作者认为所谓集体行动就是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所谓社会运动就是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革命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话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形为。

革命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旨在夺取政权并改变政权性质，但不对社会进行全面重建；而社会革命的发动者则在夺取政权之后，不但会改变现存政权的性质，亦会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造。

观察可发现，上面对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定义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被看做制度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从而得以与选举、政府会议和官方集会等制度内集体行动相区别。

不过，这种定义也带来两个问题：其一，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较保守的人，都倾向于把发生在制度内的行为视为正常行为而把发生于制度外的集体行为视为非正常行为。

因而，这一定义有贬低社会运动和革命之嫌。

其二，即使从执政者的角度，这一定义也有问题。

比如，在西方社会，虽然破坏性的骚乱和旨在颠覆政权的革
命永远为执政者所不容，但像工会等以前处于制度外的政治组织，以及罢工、示威、静坐等以前不见容于体制的政治活动，几乎都已被合法化，或者说，被部分或全面的纳入了制度轨道。

于是问题产生了：被全面或部分制度话的集体性政治行为是否依然可以被称为整治行动？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因为本书主要在讲社会与政治运动，而事实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革命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在理论解释上也有很大的共通性。

通过上面的理论，我们姑且把群体性事件归之为集体行动，它并没有以根本改变国家的性质为目标，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通常显得无组织性和纪律性，所以我们不要把集体性行动看做蟑螂，一旦出现就想狠打狠压，这对于避免集体行动发展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是非常有作用的。

要理解中国的集体行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西方关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的发展。

社会学有关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运动和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二是其发展有什么规律，为什么有的成功了，有的却失败了，有的则被体制化了？针对这两个问题，社会学家提出了各种不同理论，诸如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梯利的社会动员模型。

但是作者认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之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多半都可以归为以下三个因素：变迁、结构、话语。

所谓变迁，指的是由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大规模流行病、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种种变化。

所谓结构则指的是国家结构及其行为方式、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和话语策略。

行动者的突生规范，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

任何集体行动，特别是社会运动或革命，其发生和发展离不开这三个因素，但是，这三个因素之间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逻辑关系。

一场社会运动既可以肇始于一系列社会变迁，进而导致社会结构条件的变化和挑战性话语的形成；也可以发端于国家主导的变革，进而引起国家和社会性的结构性变化及挑战性的话语出现。

说这三个因素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逻辑关系，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有机联系。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三个因素呢？作者认为每个因素都应该被看做一种超级机制，既一种包含着许多低层机制的复合机制。

比方说，人口变动只是“变迁”因素的一个方面，但它有可能驱动其他社会机制并推动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生。

以土地兼并为例，当地主手中的土地增多时，必然百姓手中的土地就减少了，流民增多，为了解决温饱问题百姓就把矛头指向了中央，因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反抗活动就此起彼伏。

作者说过这么一句话：“一旦厘清20世纪在美国发展起来的集体行动、社会行动和革命理论与19世纪社会学理论只见到关系，整个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逻辑就清晰了。

”所
以介绍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就显得尤为必要。

说起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的理论，勒庞仍旧是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思想家，勒庞的整个理论的核心就是心智归一法则，单个人是有理想、有教养、有文化的，但随着人数的增多，它们会变得情绪化、野蛮和非理性化。

许多美国人留学欧洲，学得勒庞的理论以后在其基础上加以改造，最成功的就是布鲁默的循环反应理论。

该过程分为三个步骤：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

第一阶段是谣言传递的过程。

逐渐地，随着不确定感的增强，人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并产生某种共同的感觉，这是第二阶段。

最后，随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力和共同感觉继续增强，爆发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关于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研究视角才从社会心理学转向社会学，但依然保留了社会心理学的内核，具有代表性的是格尔，他在《人为什么要造反》讨论了社会结构因素，包括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型等，尽管如此，核心还是心理学的。

在社会学化得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当数斯梅尔塞的价值理论。

20世纪60年代，美国还崛起了政治过程理论，其背景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美国出现了许多规模较大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反越战运动等，一些同情这些运动的年轻教授发现，现有的社会运动理论都有很强的保守性，不但过分强调社会运动的负面效应，而且把发动和参与社会运动看作是非理性行为。

在对这种传统理论进行清理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有代表性的是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以及亨廷顿的现代涂尔干视角。

美国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认识到文化认同感、话语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因此，美国和西方在政治过程理论这个大框架下产生量四个在一定过程上相关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它们是：政治机会结构、运动动员结构、运动文化和运动话语的的形成以及运动与媒体的关系。

当然，这些思想家们也没有停止继续思考的脚步，他们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有代表性的就是麦克亚当、梯利和泰罗，他们提出的中心思想是：1、提倡打破社会运动研究、革命研究、民主化过程研究之间的界限，将其融入统一的“对抗政治”框架下进行研究。

2、提倡在研究中引入时间，即把对抗政治的态势看做有关各方在一定社会结构下互动的结果。

3、研究对抗政治应该从社会机制出发并以社会机制为核心。

当然，这种新的探索本身也还是存在缺陷的，主要是太过大而化之，估计是想放之四海结果是适得其反。

那么社会变迁、结构、话语到底是如何影响政治发展的呢？
关于社会变迁对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形成的影响，其知识源泉可以一直追溯到涂尔
干关于社会变迁对自杀率影响的分析，在涂尔干之前，自杀被看成是一种心理学、病理学现象，但涂尔干却将其看做是一种由社会变迁引起的社会现象，欧洲现代化过程，打破了已有的利益格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从而导致失范的形成和自杀率的提高。

涂尔干的理论是典型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其理论的核心是社会规范以及基于社会规范的人都情感。

也就是说，人是依规范而行事的情感动物，社会规范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根本支柱。

社会变迁造成社会规范的紊乱，社会成员因此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涂尔干是站在规范、稳当，甚至是当权者的视角和立场上来研究社会变迁的。

在此基础上，亨廷顿形成了涂尔干视角，其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社会如果变迁很大，且这些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不能被及时消化，就很容易发生社会运动和革命。

雷恩则在《西化过程中的世界革命》一书中，提出了20世纪变化的两个主轴：一是在西化的浪潮下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文化及社会结构的失衡和解体，二是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西化压力下的文化重建。

作者认为，雷恩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抓住了20世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但是缺陷是他认为20世纪所有的革命都是为了反制“西化”浪潮的观点则是由偏颇的。

首先，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面对“西化”时所做的第一选择并不是抵抗，而是做有限的改良，只有当改良无效时才会想着抵抗。

其次，每次反抗其实本质来说也不是针对“西化”浪潮的反制性革命。

而关于社会变迁对社会运动影响的理论对我影响最深的则是格尔的相对剥夺感，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价值期望，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

其中，包含着递减性剥夺感（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价值预期没有变化，但社会提供某种价值的能力见底了，就会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如果社会能提供的价值总量未变，但人们的价值期望变强了，就会产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当二者均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有所因某种原因有所跌落，而导致落差扩大时就会产生这种情况。

）
无疑，这些理论都是从社会变迁出发，但是这些理论往往存在跨过其他理论而直接指向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故有失偏颇，同时这些理论往往以其预言家的方式预测未来，未免又有点大而化之。

关于国家的结构、性质以及国家特有的行为方式与社会运动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法国革命的分析。

他认为，传统法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是一个三层结构：国家、贵族、家庭和个人。

贵族在这一结构中享有许多特权，但由于他们同时管理大量地方事务，所以其特权在法国社会中被普遍接受。

但是，路易十四推行
大规模的中央集权，为了减少贵族的阻力，路易十四赋予贵族免税等特权，并夺取了他们手中的权利，平民日益原子化，直接归国家管理，由于大权收归，国家掌握了更大的权利，但同时，个人对国家的矛盾由于没有了贵族这个屏障，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中央，中央则得承受反叛的压力。

关于社会结构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主要有三种视角：1、社会组织结构视角，着重探讨社会中层组织或公民社会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

2、阶级结构或马克思主义视角，主要研究不同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阶级结构和群体利益是怎样影响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生及其性质的。

3、政治结构视角，重点关注国家的结构和性质，以及与此相应的国家的结构性行为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影响。

关于第一种视角，具有代表性的是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和欧泊萧提出的一个关于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之间关系的理论。

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三层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

社会中层组织能够对精英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控制；能够提供一个交往和讨论的平台，从而使民众对现实的感知更为真切和现实；中层组织的多样性能够导致利益和认同的多样化，从而降低民众被大量动员进同一个运动中去的可能。

也就是说中层组织起了一个缓冲的作用，既能使民众一定程度上直接免于精英的控制，另一方面，也能使精英一定程度上免于大众的冲击。

欧泊萧则在批判康豪瑟的理论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之间关系的理论。

他提出两个维度：一是社会组织的形式及其强弱；二是社会的整合力强度欧泊萧把社会组织分成弱组织、社团型组织和社区型组织。

以这一分类为基础，他指出，当社会整合力高，人们的组织能力低时，发生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最低；社会运动的可能性随组织能力的加强而加强，而当一个社会组织的能力很强而整合能力很低时，发生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最大。

依作者的观点，欧泊萧的观点虽有很大的可行性，但是他对康豪瑟的批判却值得争议，因为康豪瑟说的是大型的社会运动，而他人的理论主要在解释小型的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环境保护等，所以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上的冲突。

对于第二种视角最具代表性的则是马克思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摩尔的观点，马克思的观点我们从小就在学习。

更有意思的是摩尔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而摩尔却认为在世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走的并不是一条路，而是三条路：第一条是英国、法国、美国的民主道路；第二条是日本和德国的法西斯式道路；第三条是中国和俄国走的自下而上革命的道路。

原因何在？在摩尔的书中包含有五个阶级：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国家精英、农民、工人。

根据摩尔的看法，每个阶级都有其利益存在，中产阶级基本上倾向于民主政体，
因为他们在这种政体下最能发挥自己的影响；但如果面对很强的工人阶级，他们就会倒向专制政体，与其联合起来镇压工人；工人则是最强有力的民主力量，人口众多且又处于社会下层，民主最符合他们的利益；而农民则是一个没落的阶级，它们很容易被当做棋子，既可以为民主所用，也可以为专制所用。

第三种视角具有代表性的则是以托克维尔为代笔的国家中心视角、斯考契波及其革命理论、寡头整体现代化和革命。

这里重点介绍一下麦克丹尼尔对寡头整体现代化和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

与民主政体不同，寡头整体执政的基础不是法律而是寡头个人的领导能力；与现代权威政体不同，寡头整体下的寡头一般不信任组织的力量，并经常运用个人意志和权力去违背国家组织的种种决策，他的例子是俄国和伊朗。

尽管这些寡头政体在现代化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现代化越来越复杂，它们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体制性社会矛盾，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原因：第一、在寡头政体下，社会越发展，合法性越难确立，一旦寡头政体统治的神秘性消失，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第二、寡头政体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因而全凭一个人的喜好，在此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大的矛盾；第三，现代化导致识字率的提高、大学的扩展、城市化以及对外交往的增加，这些都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并由此带来新的矛盾和管理问题；第四，社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层组织的发达和多样性，而在寡头统治下，社会中层组织变得越来越薄弱，因而失去了缓冲带；第五，在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偏激，它们所追求的不是改良，而是推翻寡头统治，甚至实现全民的幸福、自由、平等、博爱等等。

因而，随着现代民智的提高和通讯的便利，权权威失去了神秘性魅力，国家权力无法再以传统作为唯一基础。

现在，国家的合法性一般建立在意识形态、民主选举和绩效上。

因而对于所有的国家而言，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赢得民众的支持，如何建立发达和多样的中层组织，如何长治久安，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关于话语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影响自古就有之，比方说古代中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等等的话语，但是这些难免简单，而且目标也过于幼稚，结果无非是王朝的再一次更替。

而现代社会运动与之相比的最大一个特点是它们大多有较为复杂的以意识形态和话语为主导的政治目标。

现代社会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有着一些如游行、示威、集体绝食、静坐、罢工、串联等传统社会没有的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在这些活动中，运动的参加者进行演讲，呼喊口号，举着标语和横幅；他们同时也做着各种符号性行为，以维持激情、鼓励同伴、取得同情和动员大众，据作者的观点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非西方国家，因为在西方国家随着民主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组织越来越发达，大多数社会运动在合法的渠道展开，社会运动与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体制化了，而只有在非西方国家，
很多的社会运动对被定义为针对政府、反抗政府的行动，因而受到大规模的镇压。

尽管这些理论都有着或这或那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视角，即从变迁、结构和话语三方面来看待一场社会运动，从这三个方面找原因，时刻关注不同方面的微小变化，对于起源于某些特定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变动和相对伴随的利益损害，或是起源于特定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的非法牟利，以及制度缺失或制度失效而引发的种种原生怨恨和权力机关在处理和消减上述原生怨恨中所表现出的失当、不力或无能，使得百姓或受害者对政府失信和决心采取报复手段来解决事端而派生的怨恨具有消解作用。

所以，类似“邓玉娇事件”，“躲猫猫事件”毫无保留的展示了地方政府的失职以及无能，在群体性事件未发生之前，只知道一味的进行压制和信息封锁，而没有真正做到透明和公开，占取话语的领导权，而是遗人于口实。

在事件爆发之后，又没有及时的泄愤，终究闹得一发不可收拾，实在是有损地方政府的起脸面和权威。

总之，集体性行动，甚至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并非必然与社会和谐相冲突，它们对政治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比如选举投票、游行抗议、舆论监督等等行动都是集体性的社会政治运动，但它们是和谐的，是促进政治发展的，如美国的选举最多，五花八门，规模最大的总统选举每隔四年就要举行一次，也未见到有什么颠覆美国政权的危险。

国外有学者实证研究指出，局部范围内政治行动多的国家，全国范围的有危险的政治行动反而较少。

故而，对集体性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进行客观的理论剖析和实证研究，才是我们真正应有的科学态度。

尽管，“中国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西方的理论确实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但是，毕竟中国也有自己的国情，我们也不能把西方理论当作救世宝。

正确的做法是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探索我国社会运动爆发的原因，并提出适合自己国家道路的解决社会运动和摩擦的方式才是可取之道，因为就像赵教授说的：“西方的昨天也许是中国的今天，西方的今天也许是中国的明天。

”
参考文献：《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赵鼎新清华社会学系
《怨恨解释、动员结构、理性选择—有关都市地区集体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刘
能北京大学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理论述评》王瑾《国家与社会科学》
《政治发展的涵义、特征和研究意义》李元书《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