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部初二八年级数学上册 八年级上册数学课件：4.1-抽样 名师教学PPT课件

加完善，宋元明清也有相关的制度安排。 3． 位卑者生命价值逐渐加重 “身份成为定刑量罪的一个级别要素，在同
样 的 法 律 面 前， 不 同 的 身 份 有 不 同 的 对 待。”［11］（ P81） 身份等级制度中，位尊者的生命价值 要高于位卑者。但位卑者的生命地位随着历史发 展也在逐渐提高。虽然历代律例仍旧受宗法伦理 关系的影响，但父母的杀子权却经历了从有到无 的过程。［12］宗法杀人呈现的趋势是逐渐受到限制 的。另一个重要层面是贱籍身份者的生命价值逐 渐提高。以奴婢为例，先秦时主人能够任意处置 奴婢。［13］（ P58） 但西汉初期， “父母殴笞子及奴婢， 子及奴婢以殴笞辜死，令赎死。”［5］（ P44） 尽管汉律 中，赎死实际为财产刑，但主人已经失去任意处 置奴婢的权利。到西汉中后期及东汉，杀奴婢的 惩 罚 越 发 加 重， 奴 婢 的 地 位 反 较 唐 代 为 高。［14］（ P85 － 86） 经过魏晋南北朝，奴婢 “物” 的地 位逐渐稳固，良贱等级形成。故 《唐律疏议 · 名例》 “官户部曲官私奴婢有犯” 条称 “奴婢贱 人，律比畜产”，而 《唐律疏议·斗讼》 “主杀 有罪奴婢” 条直接规定 “诸奴婢有罪，其主不 请官 司 而 杀 者，杖 一 百。无 罪 而 杀 者， 徒 一 年”。宋受唐法，但宋代奴婢的地位得到很大提 高，良贱制度逐渐消弭。［15］（ P424） 《文献通考·户 口考二》 载宋真宗时定制 “自今人家佣赁，当 明设要契，及五年，主因过驱决至死者，欲望加 部曲一等； 但不以愆犯而杀者，减常人一等； 如 过失杀者，勿论。” 主杀有罪奴婢加部曲一等为 徒两年， 杀 无 罪 奴 婢 减 常 人 一 等， 当 为 流 三 千 里。其处罚较唐律大为加重。到明代， 《大明 律·刑律·人命》 “奴婢殴家长” 条规定： “奴 婢有罪，其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不告 官而殴杀者，杖一百； 无罪而杀者，杖六十，徒 一年。当房人口，悉放从良。” 仅从此来看，明 律对奴婢生命的保护略高于唐律而低于宋律。但 在明代，奴婢仅存在功臣及官员之家，［16］明律又 弱化或取消了唐宋以来对官员犯罪议、请、减、 赎的特权，［17］因此可知明律对于奴婢生命的保护 从实际上提高了更多。
一、个体生命价值 在古代法律中的渐重趋势
个体生命作为刑法所保护的主要价值，在古 代法律有很高地位，而且有逐渐加重的趋势。比
如汉代地方官有专杀之权，沈家本称： “三辅及 守令、相皆有专杀之权。”［3］（ P1976） 地方官也以之 作为政治治理的方法。 《汉书·胡建传》 载，胡 建对监御史经商谋利的做法不满，便引 《黄帝 李法》 “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 人者杀” 将 之 处 死。但 这 一 权 力 被 不 断 削 弱， 宋代之后则被彻底剥夺。［4］（ P69） 《宋史·刑法志》 载宋高宗时 “知常州周杞擅杀人，帝曰： ‘朕日 亲听断，岂不能任情诛僇，顾非理耳。’ 即命削 杞籍。” 这样地方长官失去了杀人立威这一治理 工具，谨慎对待杀人成为一项重要原则。历史地 看，古代法律中的生命价值有以下变化趋势。
1． 人的价值在法律中有位阶秩序 首先，不平等的身份秩序已经决定了人的差 异。如 《唐律疏议·斗讼》 规定过失杀缌麻小 功亲部曲奴婢、妻过失杀妾 （ “殴伤妻妾”） 、夫 过失杀妻、过失杀子孙妇妾、旧舅姑过失杀子孙 旧妻妾、主过失杀旧部曲奴婢均为无罪。因此， 尊亲属过失杀害卑亲属与凡人不同，而卑亲属过 失杀尊亲属则绝不会无罪。其次，罪人和非罪人 的生命价值也不相同。如 《唐律疏议·贼盗律》 规定： “诛杀一家非死罪三人……皆斩； 妻、子 流两千里。” 杀非死罪三人为不道，其中有一人 为犯死罪者就不成为不道。［19］（ P212） 另一方面，很 多社会价值直接在个体生命价值之上。 《孔子家 语·五刑解》 称： “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逆 天地者罪及五世，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 罪及三世，谋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杀人者罪及其 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杀人為下矣。” 天地、文 武、人伦、鬼神等在价值序列中都在生命之前。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原因在于，公私观念确定 了哪种价值在个体生命之上。公私观念主要涉及 三个主体的关系： 国家、家族和个体。与家、国 相比，个人的价值要低很多。因此，国与家具有 更高的价值位阶，个体的生命也就不再那么重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3262 / j. bjsshkxy. bjshkx. 151112
《晋书·刑法志》 称： “人命至重，难生易 杀。” 《旧唐书·刑法志》 亦载唐太宗语： “人命 至重，一死不可再生。” 因其人命至重， “杀人 者死” 成为古代基本的刑法原则。 《荀子·正论 篇》 称：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 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 《周礼·秋官·掌 戮》 载： “凡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 《后 汉书·张敏传》 载： “杀人者死，三代通制。” 与等级森严的身份制度相比，生命［1］在我国古代 具有相对平等性。生命伦理是古代法律制度建构 的重要要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个 体生命的保护； 二是对于死刑的适用。［2］（ P95 － 96） 古 人如何认识生命伦理也就影响了法律在这两个方 面的规定。学界关于古代生命伦理以及法律上杀 人罪与死刑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但直接对古代法 律所体现之生命价值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试图 从具体规范出发分析古代法律中的生命价值，以 便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古代法律文化。
因在于，个体生命具有自然性与社会性双重构造。不过从整体来看，生命价值在法律中以等级性为基础，
却以平等性为走向，这符合文明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人命至重； 个体生命； 古代法律文化； 人禽之辨
［中图分类号］ D902015） 11 － 0096 － 07
二、古代法律中 “人命渐重” 的有限性
尽管生命的本质具有一定的平等性，但古代 法律文化又要受公私观念的影响。公私观意味着 经济利益及政治利益在君、国与百姓、个体之间 的分配关系。［18］由于个体生命在观念上属于私的 范畴，因此个体生命在这种背景下经常被物化， 成为满足家、国利益的工具，其中主要体现为在 家、国两个层面上会超出法律限度剥夺个体生 命，或者 个 体 以 生 命 作 为 实 现 家、 国 目 的 的 代 价。生命价值的相对平等性也就被逐渐消弭。生 命在法律价值序列中因为家、国的存在并非总是 最高，人命渐重的趋势其背景是在古代有超越生 命的价值存在。
中国古代法律中生命价值的双重性解析
李勤通
（ 厦门大学 法学院，厦门 361005）
［摘 要］ 人命至重是古代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观念表达。从古代法律规范来看，生命价值在法律中
处于渐重的状态，刑法不断加重对个体生命的保护，收紧对死刑的适用，提高位卑者的生命价值。生命价
值呈现出相对平等性色彩，但家、国利益都成为消解生命价值的因素，生命价值因此呈现出双重性。其原
2． 犯罪者生命价值在法律实践中逐渐加重 在原始文化中，同态复仇是刑罚适用的主要 原则。 “在原始或古代社会， 往 往 不 问 加 害 者 的 行 为 是 故 意 或 过 失， 均 不 免 遭 到 对 方 的 复 仇。”［8］（ P51） 《礼记·曲礼上》 载： “父之仇，弗 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 国。” 从这里来看，同态复仇是客观主义的，即 只要有杀害行为就会出现复仇。但至少从汉代开 始，刑法就区分故意和过失等不同情况。汉律中 “贼杀人、斗而杀人，弃市。其过失及戏而杀人 者，赎死”［5］（ P27） 的规定就明确区分故意与过失， 如此就不仅考虑杀人者的客观行为而且考虑主观 状态，这也成为对同态复仇的超越。犯罪者生命 价值提高的另一表现是死刑的逐渐减少。［9］（ P8） 死 刑减少的情况有如下几种： 死刑数量的减少，按 照沈家本的研究，死刑从夏到汉代有逐渐增多的 趋势，但南北朝隋唐之后大为减少，宋代略有增 加而元明又少； ［5］（ P1247） 处以死刑但不执行的情况 逐渐增多，犯死罪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议、请、 减、赎，很多情况下还被赦免，而且如唐代又增 加役流以减少死刑，更为重要的是从殊死、非殊 死到真犯死罪、杂犯死罪再到立决、监候，死罪 内部的分类被规范化，从而使得一大批法定死刑 被减、赎、改判等； ［10］（ P25） 族刑中遭处决的对象 也逐渐减少； 等等。同时，死刑适用更为谨慎， 《魏书·刑罚志》 载北魏开始有 “当死者，部案 奏闻” 的复奏制度，到隋唐时死刑复奏制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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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此，古 代 法 律 所 保 护 的 价 值 秩 序 为 国、 家、个体。当个体企图危害国或家的利益时，他 们的生命也就不再如之前那样有价值。以杀人为 例，当个人杀死他人时，如果他所试图保护的利 益为国或家的法益，那么他的杀人也就具有正当 性。因此，在古代，如果私人在帮助政府捕盗过 程中杀人，可以无罪，［20］复仇在很多时候更是正 义的体现。个体的生命价值由于其在公私观念下 较低的价值地位而在法律中被消解。
1． 刑法对个体生命的保护逐渐加重 杀人者死，百世所同，杀人主要处死刑。如 《左传·昭公十四年》 载 “杀人不忌为贼”，而 “昏、墨、贼，杀 ”。 但 古 代 死 刑 执 行 亦 有 轻 重 之别。汉律规定： “贼杀人、斗而杀人，弃市。 其过 失 及 戏 而 杀 人 者，赎 死。”［5］（ P27） 而 秦 汉 律 中， “律所举的弃市，是以首级为目标的斩首 刑”。［6］（ P6） 由于汉律死刑执行方式分为腰斩与弃 市，腰斩重于弃市，所以汉律中杀人并未惩治以 最高刑。 到 唐 代 后， 法 定 死 刑 执 行 方 式 定 型 为 绞、斩。其中， 《唐律疏议·贼盗》 “谋杀人” 条规定谋杀人已杀者斩； “斗故杀人” 条规定斗
［收稿日期］ 2015 － 05 － 20 ［作者简介］ 李勤通 （ 1986 － ） ，男，山东寿光人，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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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律中生命价值的双重性解析
殴杀人者绞，故杀人者斩； “戏杀伤人” 规定戏 杀人者减斗杀二等； “过失杀伤人” 条规定过失 杀人者赎死； “斗殴误杀傍人” 条规定误杀人减 斗杀一等。唐律杀人的最高刑为斩，相比汉律在 杀人方面的刑罚加重。对于处以斩刑的杀人罪来 说，似乎很难有加重刑罚的可能。但凌迟刑的出 现使得杀人罪所受之刑罚进一步加重。 《文献通 考·刑考六》 载宋仁宗天圣九年下诏： “如闻荆 湖祭 鬼，自 今 首 谋 若 加 功 者，凌 迟 斩。” 食 人 者、杀人多者也会处凌迟之刑。［7］明代继承宋代 的做法，《大明律·刑律·人命》 “杀一家三人” 条规定杀一家三人者凌迟处死。同篇 “戏杀误 杀过失杀伤人” 条则将戏杀、误杀是以斗杀论 均处绞刑，相比唐律也是加重了戏杀与误杀的 处罚。
2． 从国家利益对个体生命的消解来看，个 体生命具有预防犯罪的工具性
很多情况下，个体生命会因为国家目的的实 现而被剥夺。孟德斯鸠认为： “在专制政体之下， 君主把大权全部交给他所委任的人们。那些有强 烈自尊心的人们，就有可能在那里进行革命，所 以就要用恐怖去压制人们的一切勇气，去窒息一 切野心。”［21］（ P26） 从宏观层面来看，即使被杀者的 罪行不足以使其被处于死刑，但地方政府超越法 律的杀人行为在某些时代仍然十分盛行，杀人的 目的也是为了地方治安的井然。当然，不排除这 也是中央无法完全控制地方时的结果。［22］（ P5094） 地 方政府以杀人作为治理手段的原因在于，这在统 治者看来，属于功大于过的情形，个体生命由此 变成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而享受到地方安宁的 百姓也不会认为这是对生命的残害。从微观层面 来看，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无论狱讼还是盗贼 对政治秩序的潜在破坏性都足以引起国家治安状 况的反弹。因此，刑讯与捕盗是必然存在的，而 刑讯与捕盗作为正当暴力的行使即使在政治较为 宽缓的时代也足以导致杀人的频发。保护生命这 一维护政治统治的基本原则与杀人为工具这一维 护统治的基本手段之间就产生矛盾。刑讯容易导 致无辜者披刑，故刑讯从滥用走向了制度化、法 律化； 捕盗却因为指向秩序的主要破坏者，反而 从唐 律 到 明 律 有 扩 大 化 的 趋 势。如 《唐 律 疏 议·捕亡》 “被殴击奸盗捕法” 条规定 “持杖拒 捍，其捕者得格杀之； 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 杀之。” 而 《大明律·刑律·捕亡》 “罪人拒捕” 条在 此 基 础 上 删 去 “空 手 拒 捍 而 杀 者， 徒 两 年。” 按照清末段维的看法，唐律中禁止杀死空 手拒捍之人是对可以 “走逐而杀” 的限制，而 明律削去这一点，是对捕杀行为的放宽。［23］ “与
因此，个体生命的价值在古代法律中有逐渐 加重的趋势，这可以称之为 “人命渐重”。随着 法律儒家化的发展，身份等级制度充斥法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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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11 期
文，尊卑秩序越发严格，但生命价值的走向却恰 恰与之相反。刑法对生命价值的保护以及对死刑 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体现出生命价值在古代的重 要性，而古代所认识到的生命之相对平等性可以 说是 “人命渐重” 的产生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