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发现地考证

Oct. 2020Vol. 23 No. 4
2020年10月
第23卷第4期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 an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历史文化研究】
石鼓发现地考证
杨曙明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安710061）
摘要:石鼓是国之重器，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

自唐代被发现以来，石鼓一直备受关注，成为学者们研究 的对象。

关于石鼓的制作年代、石鼓的发现地等问题,虽然学者们讨论较多，但至今没有定论。

特别是石鼓的发现
地,宝鸡的当地学者讨论较多,先后提出了渭河南岸石鼓山、渭河北岸魏家崖石鼓寺及岐山县“岐阳”之说。

从唐宋 史料入手，结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认为石鼓发现地应在“雍县三畤原”。

关键词:石鼓;三畤原;雍城
中图分类号:K87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 - 777X （2020） 04 - 0049 - 04
石鼓，亦称猎碣、雍邑刻石、陈仓石鼓、岐阳石 鼓，唐代初期发现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因其形 状像鼓，所以命名为石鼓。

石鼓共有10只,每面均
凿刻文字，名为“石鼓文”。

石鼓现藏于北京故宫博 物院，为国之重器,2013年1月1日《国家人文历 史》杂志创刊号隆重推出九大镇国之宝，石鼓名列 第三位，被冠为大秦帝国的“东方红”⑴。

石鼓自唐
代发现以来，就一宜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历代学者
对石鼓的制作时代、石鼓文的发展变迁均有大量论 述，但对石鼓的具体发现地点却考证较少。

石鼓的 发现地点对于确定石鼓的制作年代和作用功效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文献资料和历史地理入手，重
点探讨石鼓的发现地点。

一、唐宋史料关于石鼓发现的记载
石鼓当年发现的情况，因年代久远，考证不易，
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历史文献,特别是与发现时代接 近的史料。

关于石鼓的发现情况，唐代贞观年间
（627—649），吏部侍郎苏晶的《叙记》是最早的文献
记录。

苏扇《叙记》卷首云：“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
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

'即其文也。

”并说 “虞（虞世南）、褚（褚遂良）、欧阳（欧阳询）共称古
妙。

”苏扇记载石鼓发现于“关中”。

此处的“关中”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境内的关中平原。

唐永徽三年（652）,章怀太子李贤在《后汉书•
邓鹫传》注中说:“今岐州石鼓铭”。

记载石鼓发现 于“岐州”。

当时的岐州相当于今天的宝鸡市，地处
关中西部，仍在苏晶记载的“关中”境内。

唐李嗣真（？ -696）（书品后》载：“史籀埋灭, 陈仓籍甚”。

记载石鼓发现于“陈仓”。

陈仓因陈仓
山（今宝鸡市行政中心北）而得名，早在秦孝公（前
361）时就设陈仓县，唐至德二年（757）改名宝鸡
县。

闵唐时，虢县、宝鸡县属凤翔府领辖，亦在“关 中”境内。

唐开元时（713-741）的张怀璀在《书断上》说:
“甄丰定六书，二曰奇字是也。

其迹有《石鼓文》存
焉。

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今在陈仓。

”记载石鼓发 现于“陈仓”。

唐代诗人杜甫（712—770）在《李潮八分小篆 歌》中称“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

陈仓 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

杜甫直接称石鼓
为“陈仓石鼓”。

韦应物（737—792）在《石鼓歌》中写道:“周宣 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
收稿日期：2020 - 07 - 06
作者简介:杨曙明（1976-）,男，陕西凤翔人，陕西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特聘研究员、宝鸡文理学院特
聘教授、《陕西社会科学》副主编，主要从事周秦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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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风雨缺讹苔薛涩。

”
韩愈(768-824)在《石鼓歌》中写道:“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蒐于岐阳骋雄俊。

”
唐代窦蒙在其弟窦泉《述书赋上》作的注文中云“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

此书《述书赋下》云“大历四年七月点发行朱。

”大历四年(769)“点发行朱”，即点圈终止。

就是说窦氏兄弟在769年记述石鼓文在“岐州雍城南”。

雍城即雍县治所所在地，至德二年(75刀雍县已改名为凤翔县。

唐代元和八年(813)，宰相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首次明确记载石鼓发现地点是天兴“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这也是为石鼓入载地志之始。

如果说唐宋之际记载石鼓的文章大多属于文学作品，那么《元和郡县志》则属于史料性的作品，较为严谨,可信度较高。

关于天兴“县南二十里许”，《括地志》中记载:“三畤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封禅书》云秦文公作郵畤,襄公作西畤,灵公作吴阳上畤。

”唐代的天兴县也就是今天的凤翔县城南部一带。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撤岐州，设扶风郡，治所雍县(今凤翔县城)。

唐肃宗至德元年(756)改扶风郡为凤翔郡,分雍县东南地另设天兴县。

至德二年(757),升凤翔郡为凤翔府，称“西京”，改雍县为凤翔县。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凤翔县并入天兴县，属凤翔府。

当时凤翔府治在天兴，共领八县：天兴、宝鸡(原陈仓县)、麟游、普润(今麟游县西部)、眉县、虢县(今陈仓区虢镇一带)、岐山、扶风。

冋不论唐初行政区划怎样调整,天兴县南二十里这个范围始终在今凤翔县境内。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石鼓文》载:“岐阳石鼓,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之。

”
南宋郑樵《石鼓文音序》载:“石鼓不见称于前代,至唐始出于岐阳。

”宋代的史料又将石鼓的出土地点标在了“岐阳”。

二、石鼓发现于雍县南还是陈仓
唐宋时代的史料中，关于石鼓的出土地点有关中、岐州、雍县南、陈仓、岐阳等不同记载，但大致方位是一致的,都在今宝鸡关中西部一带。

关中、岐州、岐阳是广义的地名，雍县南、陈仓相对较为具体。

这些史料中，李吉甫记载得最为详细,直接定位于雍城南二十里，也就是说石鼓出土于雍城以南的三畤原。

唐宋史料中，关于石鼓的出土地点大都是在雍县南或陈仓。

至于史料中出现的“岐阳”，可理解为唐太宗贞
观七年(633)所设岐阳县，或西魏时所置岐阳郡，也可以理解为岐山之阳。

从几处史料句意来看，“岐阳”应是泛指，如苏轼在《石鼓诗》中称“岐山之阳石为鼓”，并自言“官于岐下”。

苏轼在凤翔为官三载，对本地的地名及区划应该较为清楚，说“岐山之阳石为鼓”并非确指石鼓就发现于岐阳，也并不是说“官于岐下”就是在岐山为官。

从地名与行政区划演变的历史来看，岐山、凤翔、陈仓几个地名时有变迁，有时相互并入。

如在唐宋时期，有时归岐州管辖，有时归凤翔府管辖，唐至德二年(757),还曾改陈仓县为凤翔县。

唐代文人雅士大多在都城长安居住，对关中的地理较为清楚，不会记错。

而宋人都城远离长安，对关中西部的地理及名称不一定很清楚，加之行政区划与名称历经多次调整变化，所以很容易出现误称。

至于类似苏轼所用“岐阳”泛称，也是文章中常见的现象。

郭沫若先生在考证石鼓文年代时说，“据《元和
郡县志•天兴县下》云：’石鼓文在县南20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

唐天兴县即秦雍县，石鼓所在地则所谓三畤原也。

”认为“石鼓既在三畤原上，则与三畤之一建立必有攸关。

”⑷郭沫若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众多的史料当中，也只采用了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认为其较为严谨可信。

今大多学者较为认同郭沫若先生的观点。

若石鼓发现于雍县三畤原，就得首先明确三畤
原的范围，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观察，三畤原的大
致范围，应西起千河东塀，南依渭水北塀，东临岐
山，北靠千山。

畤为古代祭祀天地及五帝的固定场
所，是秦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宗
教思想的产物。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在秦汉时
代，只有祭祀活动和军事战争才是国家的大事。

帝
王将相的重大礼仪活动都要通过祭祀神灵祖宗,表
达对上天神灵的敬畏、对先祖的赞颂，从而祈盼神
力和祖宗庇荫子孙兴旺、诸事顺利。

⑸古时候，先民
认为雍地是神灵荟萃的场所，是置畤的好地方。

《史记•封禅书》载:“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澳,
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

”今凤翔县城南的三
畤原为古代帝王最早建造“畤”祭祀神灵的地方，而
且三畤原就是以“畤”命名的，也是古代帝王建“畤”
祭祀神灵最多、最集中的地方。

⑷
从石鼓的功能角度来看,石鼓可能为庙堂陈设
之物。

石鼓的出土地点“三畤原”，就是秦人当时最
主要的祭祀之地。

石鼓上面的文字均在半面刻写，
并没有在石头表面全部绕刻。

只在正面刻写，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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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刻写，这既是碑石文字的特点，也与青铜器的铭文铭刻方式类似。

这么巨大的石刻作品，而且有十个之多,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春秋战国之际，普通人根本无法搬运加工凿刻，只有帝王诸侯才有能力制造。

以十面石鼓的规模来看，很可能就是宗庙祭坛的重要陈设。

郭沫若先生就认为，“石鼓既在三畤原上，则与三畤之一建立必有攸关。

揆其用意实犹后世神祠佛阁之建立碑碣也。

”⑷而且，石鼓自唐代重新面世后，也多在庙堂宫廷陈设。

古陈仓县地在千河以西，与三畤原隔千河相望，是两个不同的地理区位。

也就是说，古陈仓县不在三畤原，两者就没有地域重合的可能性，而且当时有虢县（今虢镇一带），要重合也是虢县与雍县（天兴）重合。

此外，从方位来看，陈仓县在雍县（天兴）西南,不在南二十里的范围之内。

既然陈仓县不在雍县（天兴）南二十里的范围之内，更不在三畤原上，那么石鼓作为庙堂陈设之物,似不应该出现于陈仓境内。

在古陈仓县境内,石鼓可能出现的地点是陈宝祠和密畤。

从时代来看，陈宝祠为秦文公（？一前716）所建，石鼓诗文中《吾车》《济殿》《田车》《銮车》《霸雨》《作原》等篇章与秦文公沿湃河东猎之意均有一定的联系,而且陈宝在秦人的心目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以至于司马迁说“光景动人民唯陈宝”。

⑺但陈宝祠既不是畤，也不是宗庙,其祭祀地位较低，石鼓作为重器出现于此的可能性较低。

密畤为秦宣公（？一前664）所作，地点在渭河以南。

密畤是畤,祭祀地位较高，符合石鼓安放的条件。

但密畤的具体地点没有确定，可能在石鼓山上，也可能在陈仓区阳平镇太公庙村附近。

目前而言,石鼓山上还没有发现祭祀坑、祭祀用品等遗迹,也没有发现宫室建筑的遗址。

而陈仓区下站村所在的渭河南台嫄上，发现较多的祭祀坑，其内多埋有动物遗骨。

囲且此地与平阳都城遗址相近，有现成的宫廷建筑，既便于祭祀时官员食宿休息,也便于祭祀用品运送，应该符合密畤设置地点。

但此地古时属于虢县之地，不在凤翔塀上,不属于三畤原范围，也就很难与石鼓发现地联系起来o
三、石鼓发现于石鼓山还是千河石鼓寺
今人对石鼓的发现地考证较多,特别是宝鸡地方学者做了较为具体详实的考证，出现了渭河南岸石鼓山与渭河北岸魏家崖石鼓寺之说，甚至于岐山县“岐阳”之说。

今宝鸡市区南石鼓山上建有中华石鼓园，园内建有石鼓阁，阁内陈列有10面石鼓的复制品，均是根据石鼓出土于此而建。

今宝鸡市陈仓区千河镇魏家崖村村民集资修建了石鼓寺。

岐山县也修建了岐阳石鼓博物馆，并组织召开了岐阳石鼓文化学术研讨会。

关于石鼓发现于渭河南岸石鼓山的说法，主要依据是石鼓山上石鼓寺，及李嗣真、张怀璀、杜甫及《凤翔府志》《宝鸡县志》和清嘉庆十三年《重修石鼓寺记》等记载。

何
从史料来看，唐宋时代的关于石鼓发现的文章大多属于文学作品，其记述也大多为听说,很少有考证的成分。

而《凤翔府志》《宝鸡县志》、清嘉庆十三年《重修石鼓寺记》碑文等地方史料，编修年代均在明清之际,最早的《凤翔府志》为明代正德年间（1505—1521）,时代也与唐初相差了近800年时间。

唐宋时代尚且是传说或传抄，明清之际就更甚了。

至于石鼓山、石鼓寺之名，全国各地以石鼓命名的地名不少，仅今宝鸡市区渭河两岸就有两座石鼓寺。

关于渭河南岸的石鼓山，明正德《凤翔府志》载:“石鼓山，县东南二十里。

其形如鼓，周宣王之猎碣也，昌黎、东坡作石鼓歌。

石鼓有十，散在陈仓野中。

”可以看出《凤翔府志》中记载石鼓山的命名是因为“其形如鼓”，并非因秦石鼓在此发现而命名，而且后面清楚地记载:“石鼓有十，散在陈仓野中。

”“山”与“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石鼓山是一座“山”,石鼓则在“野外”。

另一个地方志书《宝鸡乡土志》中则记载“石鼓山，在县南五公里，相传将有兵，此山则鸣，其声如鼓，故名”。

可见,《凤翔府志》《宝鸡乡土志》中并没有记载石鼓山与秦石鼓之间的关联。

李仲操先生认为“石鼓山在今宝鸡市郊东南约十余里之渭河南岸，当陈仓山（即鸡峰山）之北阪,隔渭水与古陈仓城相对。

秦文公获陈宝、宣公作密時都在这里。

”“原被称作'陈仓北阪'之地,至秦武公时又被称为’石鼓山'，很明显秦文公所获’若石'，应当就是石鼓，只是这时的石鼓上还未刻字罢了”严］关于“陈仓北阪”的问题，王宏波先生已有文章专门论述，⑴］陈仓北阪应该是陈仓古城所在地，即今宝鸡行政中心北坡。

关于“若石”，苏秉琦先生认为,“然则所谓'若石’，所谓'陈宝’，原不过'流星陨石'特神乎其说也，，［12］o显然，陨石与石鼓之间没有关联，也不可能有10个大小、样式相近的陨石落在同一地点。

关于石鼓发现于渭河北岸石鼓寺的说法，主要依据是千河镇魏家崖村有石鼓寺,这座寺庙也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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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寺，以区别渭河南岸石鼓山上的西石鼓寺，而且魏家崖村发现有春秋时代秦国的建筑遗址，可能是秦文公所建“千渭之会”，所以有学者认为在魏家崖石鼓寺发现先秦石鼓是顺理成章的J13]
关于魏家崖春秋建筑遗址是否秦文公所建“千渭之会”，学术界还有不少争议，尚无定论。

但魏家崖一带发现的金虎和金辅首,形制和工艺特征与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如出一辙,其年代已为春秋晚期,其遗址很难确定是“沥千渭之会”O 魏家崖石鼓寺的名称同样也无法佐证秦石鼓就发现于此。

既然石鼓是庙堂陈设之物,就不应该随随便便出现在某个地方，即便所处的庙堂后来废弃，石鼓这样的重大石器也不是谁能轻易挪走的,其发现地应该有宗庙或畤的遗迹。

从目前所获取的资料来看，石鼓在唐初发现于今宝鸡境内，其大致地点应在雍城三畤原，即今凤翔塀上这一区域。

石鼓山、魏家崖石鼓寺及“岐阳”等地,均没有可靠的材料支撑，其具体的发现地点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

虽然三畤原之畤和石鼓的具体出土地点目前考古上还没有确定的佐证材料，但可喜的是凤翔血池遗址中出土了有“上畤”“下祠”“上”等文字的陶片」⑷为探寻三畤原之畤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希望今后的考古发掘能再有突破，早日找到畤与石鼓发现地的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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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央广网,2019-1-24.
[责任编辑邓雯]
Textual Research on Discovery of Stone Drum
Yang Shuming
(Sha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Xi'an710061China)
Abstract:Stone drum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are reputed as“the first antiquity in China”. Since the discovery of the Tang Dynasty,the stone drum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has become the research object of scholars.Although scholars have discussed many issues such as the date when the stone drum was made and the place where it was discovered,there is still no final conclusion.In particular,local scholars in Baoji have discussed the discovery site of shigu,and have successively put forward the theories of shigu mountain on the south bank of Weihe river,weijiaya shigu temple on the north bank of Weihe river and Qishan county's qiyang.Starting from the historical data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any scholars,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iscovery place of Shigu should be"Sanfan Yuan"in Yong Countymany scholar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discovery site of shigu should be in sanzhiyuan,Yong county".
Key words:Stone Drum；San Zhi Yuan；Yong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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