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散文的艺术特色

阿来散文的艺术特色
冯茂桐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710119）
摘要：阿来的散文在艺术层面的探索主要集中的两方面，一方面是他散文中独特的述说视角，另一方面是他对散文语言的重视。

在述说视角上，阿来分别从藏族人、知识分子、人类中的个体，三重身份来进行述说，从而表达出他对民族、文化、人类等层面的深思。

在散文语言方面，他曾反复强调语言的重要性，藏地散文中不断探索着属于他的语言，在科普类散文中最终实现了“语自在”。

关键词：阿来；散文；艺术特色；述说视角；语自在文章编号：ISBN978-7-5369-4434-4（2020）04-070-05作者简介：冯茂桐（1994—），男，山西省吕梁市人，汉族，陕西师范大学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一、阿来散文的述说视角
在阿来的散文中，言说主体的身份影响着他散文的述说视角。

不同的社会身份让阿来看到不同的社会、自然景观。

整体来看，阿来的散文大致有这样三重述说视角：藏族人视角，知识分子视角，人类视角。

在阿来的散文中，这三种视角之间并非互相孤立的，而是随着作者述说的需要不断切换、交互重叠，从而能从不同的视野呈现出不同的景观。

（一）作为藏族人的“我”
阿来曾将自己的散文称为“看见世界和看见自己的一个记录”，那么他是从什么角度“看”的，“看”到了什么？作为一名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他笔下有关藏地的人、情、事大多是从一个“藏族人”的视角下来“看”的。

“藏族人”看藏地，既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介绍，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审视，因而在阿来的散文中既有他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理性认知，又有他对这一片生养
于兹的土地的深爱。

在阿来的多篇藏地散文中，他以一个“归乡人”的身份行走在自己的家乡，对藏民族的宗教、历史、文化等进行了溯源式的探寻与追问，并且予以了自觉的审视。

阿来用这种方式一步步“走进”藏地，他在认知自己家乡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同时，进行着追问与反思，用自己更为开阔的人类学视野将处于边缘的民族文化推入全球的视域中，让世界了解到一个真实的西藏。

正如阿来所说：“我所以走进西藏，也就是为了走出西藏。

”
《大地的阶梯》是阿来散文中“藏族人”看藏地的典型。

阿来以“行走”的方式，漫游在阿坝嘉绒的土地上。

每到一处，搜集查阅地方志等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当地民众的口述所得来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来尽可能的追溯部族历史记忆，然后用文学的笔调叙述和表达嘉绒藏区的地理空间、历史文化、民族宗教和社会人生。

在对嘉绒土司历史的回顾中，他秉持着一种冷静和客观的
态度，认为“存在即合理”，而它走向衰亡和没落则必然有其不合理的原因。

然而他却并不能因此而彻底消散他在“某种陨落与消亡中表现出一种有限度的惆怅。

”事实上，这是阿来“文化溯源”、“文化怀乡”的表现，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心灵寻根”，是作者饱含深情的民族历史重述。

嘉绒地区土司们的故事早已随着时代的车轮成为过去的历史，是已经消失的古老记忆，但“缅怀”、“追忆”、“怅惘”充斥着阿来敏感的心灵，这是他独特的文化意识和历史观念的重要体现。

所以，这次漫游既是一个藏族人的一次文化寻根之旅，也是作者对自我民族身份的一次确认。

在“藏族人”阿来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阿来的故乡，位于“藏地”边缘的嘉绒藏区。

嘉绒藏区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嘉绒文化兼具“青藏高原文化圈”与“四川盆地文化圈”的双重特征，呈现出藏汉文化融合共生的人文景观。

依据阿来在《大地的阶梯》的散文集第一章《从拉萨开始》中对嘉绒历史的追溯探寻可知，在长江水系的大渡河的上游，有一开阔的峡谷过渡地带，这里产生了与地形密切相关的农业耕作区，这个地区就是嘉绒；“嘉”就是汉或者汉人的意思，“绒”是指河谷地带的农耕区，两个字合为一词，就是指靠近汉地的农耕区。

公元七世纪时吐蕃在青藏高原兴起并建立政权，接着他们从群山的台阶上逐级而下来到成都平原的边缘一片漫长的弧形地域，通过军事征服占领了这片区域，从此嘉绒地区便逐渐纳入藏文化版块。

盘热所带领的西藏大军的军事占领以及他在统治的过程中带来了西藏的成文法律；毗卢遮那作为一名流放嘉绒地区的落魄之人，在嘉绒大地上自由漫游，用他高深的佛法、刻苦的修行在当时苯教一统江湖的嘉绒传播了佛教福音并且带来了创制不久的藏族文字，为这个地区带来了光明与未来。

嘉绒就此结束了原先各自为战的部族时代，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却也保持了自身多样特性的独特藏文化区。

由此可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嘉绒地区在保留其原本的汉族农耕文化的前提下，又接受了来自西藏的藏文化熏陶，所以形成了受藏汉文化双向影响的区域文化。

（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
阿来的职业是写作，“作家”是现实生活中阿来的一个重要身份，这一身份也往往是其散文中述说者的身份，甚至在他的很多散文中，述说者就是作家阿来本身。

因此，在阿来的散文中，有一个重要的述说视角，即从作家这一身份所衍生出的知识分子视角。

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看到的是作为知识分子阿来的责任与担当，这首先体现在他对现代文明的审视与思考中。

批判性思维是知识分子所应有的一种能力，在阿来的藏地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知识分子的阿来对于现实的批判。

游走在故乡的山水之间，阿来最深切的感受是现代文明对自然生态的破坏。

对于现代文明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阿来是予以肯定和欢迎的。

他欣喜地看到康巴地区交通便利，相邻的十几个县之间公路四通八达，曾经要走两三天的路现在只用几小时，当天返回。

这些新事物、新生活方式的到来改变了封闭落后的藏区藏地，让蒙昧与贫穷不再是世代藏民无法摆脱的标签，向着现代文明社会大踏步迈进。

但同时，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也层出不穷，阿来首先关注到的是环境问题，“刀斧进入山林”让阿来这个“自然之子”倍感伤痛，他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人们为了发展自身急功近利，甚至对破坏自然生态的人类发出最严厉的批判与诅咒。

这种自然环境的衰颓其实都是阿来进行文化反
思的切入点，是他思考的起点，从这一表象中阿来看到的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变化，如古老的传统文化的消逝，很多的民俗已经难以为继，宗教信仰的不断衰落……阿来由自然到人文，由历史到现实，对时代巨变下的宗教、族群和生态等问题给予了深刻反思。

（三）作为人类中个体的“我”
阿来自诩是“自然之子”，几乎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他对大自然的崇拜，这使得他的散文拥有了更为宏阔的“人类”述说视角。

阿来的“人类”述说视角一方面是相对于大自然而言的，面对自然万物、太空宇宙，阿来以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姿态；另一方面是相对于人类自身，通过对人类文明的回顾展现出他对人类命运的优思。

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他不再在意族群，不再在意他的社会身份，他仅仅是一个人，人类中的一员，万物生灵中的一员。

他去倾听大自然的每一种声音，去感受大自然的欢愉与伤痛。

这样的视野与阿来的民族文化背景有密切的联系。

阿来的多部作品都可以被看作为一种民族志传记来看待，最为典型的便是《大地的阶梯》和《瞻对》，但实际上，如果仅从民族志的视野来看这两部作品的话，必然是狭隘的，若能察觉到他的“人类”述说视角的话，便可以看出阿来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和关于人类命运本身的追问。

同样的，当我们审视阿来对自然生态的关注与忧虑时，不应仅仅停留在忧思层面，而应该看到阿来通过对生态环境的忧思所透视出的人类学视野，他的关注点最终还是落在了人类本身。

作为一个个体的人，阿来所面对的是自然，是宇宙，是人类文明之外的大千世界，因此，他的思考或许代表的是人类的思考，而他与自然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人与自然”这一命题的探索提供了答案。

因而，阿来从“人类”的角度开反思人类，又以“人类”的角度认识自然。

在对“人类”问题的反思中，阿来最先注意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

“人定胜天”是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信条，作为自然界最高级的动物群体，人类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但是文明的发展却是血淋淋的，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自然之间，人的行动都以实现其利益为驱动。

阿来对这样的观念提出了批判，他认为，“不只是人与人互为环境”，在自然界的万物看来，人类文明也是一种环境。

人类会感慨生态环境的破坏，假如万物有灵，那么自然界的万物或许也会感慨“人类环境”的恶化，在阿来看来，很多时候并不仅仅是人类破坏自然导致了自然生态被破坏，而是人类的思想观念被破坏，导致了自然的生存环境出现危机。

由此便引出阿来进一步的思考，人类的思想观念如何被破坏？由此阿来开始回顾历史，在对藏民族历史的回顾中，我们看到了圣洁、淳朴、善良、坚韧，同时也看到了战争、愚昧、血腥、贪婪，尤其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内部的都乱殃及自然，为了个体的利益，不择手段，最终致使人性的迷失。

二、阿来散文的语言艺术
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阿来对语言极为敏感，在他的创作谈中，他曾多次谈及语言的问题，对语言、汉语的探索成为他散文创作着重思考的一个内容。

阿来的文学语言观具体体现在他的藏地散文与科普类散文中，通过对汉语的不断探索，阿来所要寻求的就是一种“语自在”的境界，而这种追寻，阿来一直没有停歇。

（一）“语言的信徒”
“语言”是阿来散文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对阿来散文语言艺术进行探究之前，我们不妨先在阿来的散文中寻找出阿来自
己对文学语言的认知。

在谈及文学时，阿来非常重视语言的问题，他认为“文学第一重要的是语言，第二重要的是语言。

”阿来在很多的演讲、访谈、序跋中谈到了文学语言，如：《作家对语言要有宗教性的虔敬》《语言的信徒——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演讲》《文化的转移与语言的多样性——在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的演讲》《诗人语言、方言及叙事建构》《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关于<云中记>，谈谈语言》《作家的天命就是要讲究语言》《“我是一个藏族人，用汉语写作”》《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母语与汉语》《翻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我对文学翻译的一些感受——2016年8月15日在第四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等，这些散文成为我们探索阿来语言艺术的重要文献。

通过对阿来的语言观进行整体上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阿来对于文学语言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阿来作为一名母语非汉语的藏族人，如何将母语中所蕴含的对世界的独特经验与感受转换到汉语中并通过汉语表达出来成为他思考的重要内容。

阿来在很多场合里强调自己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从他的文学作品来看，他对汉语有着极强的把控能力。

在具体的作品中，阿来用汉语写出了一个藏族作家的个人体验，同时也写出了藏民族的文化和历史。

在阿来看来，他能够拥有较好的汉语驾驭能力，主要是由于汉语本身的性能利于他的文学表达，“一些强势的语言，将越来越多地被一些非母语的人来使用。

而且，可能使用得比本族人更好。

英语里面，很多杰出的作家都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而是犹太人，是黑人，近些年来，又加了上印度裔的人，比如拉什迪，还有奈保尔。

”在对汉学的学习与使用中，阿来获得的并不仅仅是掌握一种语言，更重要的是语言背后的文化信息，尤其是在与母语的对比中发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从而能发现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契合点、对应点。

（二）“语自在”
“大自然是有‘语言’的。

大自然的语言，不管你看得见还是看不见，都随着时序而变化……”这一句话在阿来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同时也给阿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藏地书写中，阿来通过对藏地的山山水水的述说来表达一种属于人类共通的情感，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跨越与沟通。

但是藏地的大自然在汉语世界中终究会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些遥远的物象依旧有着深刻的民族记忆与文化痕迹。

尽管阿来一直力图通过拓宽汉语的包容力将自己的族群文化引入一个公共场域，从而被注视、被理解，但事实上，他在进行藏文化的汉语转译中还是会丧失掉很多无法被转译的东西。

语言在这样的境地下开始变得无力。

直到有一天，阿来在公园中被美化的香味深深触动之后，他对于语言的纠结逐渐释然了。

《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是阿来散文中创作的一个重要转向，是阿来从藏地到成都，从乡村到城市，从沉重到轻盈，从复杂深刻到单纯和谐的一个转向。

在对成都花花草草的记录中，他进一步地实现了表达的自由，达到了他所谓的“语自在”的境界。

所谓的“语自在”，对于阿来而言其实就是一种能够体现阿来自己的一种个性化的语言。

在阿来的小说中，这种语言其实便已经形成，但是这种语言却由于“思想”而略显沉重。

“思想和语言之间并没有中介，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

”在藏地书写中，历史、现实、文明、
宗教等等都会让阿来沉入一种背负感极强的状态，甚至会略显压抑。

对此，阿来一直在探索如何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写作的自由。

三、结语
三次赏桐花，三次不同的经历，三种不同的情绪，就这样呈现给读者。

在这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阿来诗意的语言，尤其是对盛开的桐花感叹时，对生命的芳华由衷地发出赞美时，仿佛作者自我也成为了一朵盛开的桐花。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在散文结构设置中的自由，三节并不相关的赏花经历糅合在一篇文章，其实就是一种人生百态的呈现，并不是当准备好一切后，大自然便会满足你。

在叙述中，语言的跳跃性使整篇文章似乎也出于一种意识流的状态，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散淡，看到的是阿来的随性，是一种章无定法的自然呈现，这种状态便是阿来的“语自在”。

参考文献：
[1]阿来.阿来散文集一滴水经过丽江[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
[2]阿来.阿来散文集让岩石告诉我们[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9.
[3]阿来.草原上的太阳[M].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
[4]阿来.成都物候记[M].成都时代出版社.2019.
[5]阿来.大地的语言[M].春风文艺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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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社会的联动机制，方言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由于在调查阶段时间有些仓促，导致问卷数量和质量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在数据统计阶段发现问卷设计上有些地方可以再做改进，对数据统计和分析会更加便利和准确。

由于学识有限，在分析时角度和视野不够开阔，分析语言演变趋势和原因的部分做得还不够细致和深入，许多不足之处，还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注释：
①游汝杰.汉语方言岛及其文化背景[J].中国文化,1990,（2）
②庄初升.试论汉语方言岛[J].学术研究,1996,（3）
③李小凡,项梦冰.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9
④曹志耘.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以吴徽语区为例[J].语言研究,2005,（4）
参考文献：
[1]陈荣泽.关中地区山东方言岛语言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2]曹志耘.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以吴徽语区为例[J].语言研究,2005,（4）
[3]冯丽娜.霍州市东湾村博兴方言岛语言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8.
[4]郭龙生.略论当前语言规划的类型[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6):67-73.
[5]葛世玮.天津方言使用态度调查[J].语言应用研究,2010(4):93-96.
[6]霍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霍州市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7]雷洪波.方言保护与语言规划[J].中国社会语言学,2012(1):36-44.
[8]李小凡,项梦冰.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9
[9]李诗奂.推普环境下方言的生存现状与发[D].天津大学,2013.
[10]苏金智.衢州市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J].语言文字运用，2016(1):112-119.
[11]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12]游汝杰.汉语方言岛及其文化背景[J].中国文化,1990,（2）
[13]庄初升.试论汉语方言岛[J].学术研究,1996,（3）
[14]周伟红,徐海滨.方言式微的原因及高校发挥的作用[N].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