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名词解释(侧重元明清)重点讲义资料

元明清文学名词解释汇总
1、“三不从”。

出自元末高明所作的南戏《琵琶记》。

所谓“三不从”是说故事的主人公蔡伯喈为人忠孝，同赵五娘结婚后不想去应考，父亲不从；中状元后，曾拒绝牛承相招赘，牛承相不从；欲辞官，朝廷不从。

这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三不从”，又是导致他一生悲剧的根源。

《琵琶记》的戏剧冲突，可以说都是围绕着“三不从”而展开的。

2、“一人永占”。

这是清初剧作家李渔所作《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似剧的简称。

四剧均为当时著名剧目。

3、吴江派。

明代戏曲文学流派。

其领袖人物是吴江（今江苏吴江）人沈璟。

向来认为属于此派的曲家有顾大典、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袁于令、范文若、汪廷讷、史□等。

沈璟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色”。

他编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厘定曲谱、规定句法，注明字句的音韵平仄，给曲家指出规范。

沈璟的理论和吴江派诸作家的实践，对于扭转明初骈俪派形成的脱离舞台实际、崇尚案头剧的不良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沈璟过分强调音韵格律，主张宁肯“不工”，也要“协律”。

他提倡戏曲语言要“本色”，原本意在反对明初的骈俪颓风，但由于他把“本色”狭窄地理解为只是采用“俗言俚语”、“摹勒家常语”，也产生了弊病。

沈璟等人与汤显祖于万历年间曾经在创作方法上有过一场为时不短的激烈争论。

由于吴江派的革新主张主要体现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内容上，因此，这种革新的影响和意义就远逊于临川派，甚至为后人诟病。

4、《绿牡丹》。

《绿牡丹》是明末优秀戏剧家吴炳的代表作。

本书叙述的是两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故事。

全剧以绿牡丹为中心，咏绿牡丹让沈婉娥、车静芳、谢英、顾粲展露他们的绝世才华，并且使他们因此而心生爱慕，终于喜结良缘，也让柳希潜、车本高丑态百出，受尽奚落。

5、“三桩誓愿”。

出自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

窦娥被污入狱杀头，她原本不想和现实生活作对，可是黑暗的现实却逼得她爆发出反抗的火花。

她骂天骂地，并发出三桩奇异的誓愿：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

她要苍天证实她的清白无辜，她要借异常的事向人间发出强有力的警示。

6、《赵氏孤儿》。

元代纪君祥所作的一部历史剧。

其本事见于《左传》、《史记·赵世家》，但两书所记差异较大。

本剧主要依据《史记》敷衍而成，但情节上作了较多改动。

故事大体上是：晋灵公无道，荼害百姓。

赵盾劝谏不听；奸臣屠岸贾残害赵盾全家。

赵媳庄姬公主避入宫中，产生一子，由赵门客程婴乔装救出。

屠岸贾闻公主产子，进宫搜孤不得，下令十日内若不献出婴儿，即将国中与孤儿同庚的婴儿均杀死。

程乃与公孙柞臼计议，程婴舍子，公孙舍身，救出孤儿。

后孤儿成人，魏绛回朝，怒打程婴。

程述真情，回府绘图，告知孤儿过去情景。

孤儿遂与魏绛等，计诛屠岸贾报仇。

《赵氏孤儿》显然是一部具有浓郁悲剧色彩的剧作。

剧本最后以除奸报仇结局，则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完成了复仇的主题。

7、“花妖狐魅，多具人情”。

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聊斋志异》一书的评价，鲁迅说：“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
8、“临川四梦”。

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

前两个是儿女风情戏，后两个是社会风情剧。

或许“四剧”皆有梦境，才有“临川四梦”之说，或许“四剧”本身就是其毕生心血凝聚成的人生之梦。

汤显祖的一位同时代人王思任，在概括“临川四梦”的“立言神旨”时说：“《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

应该说，这个评论颇有见地，或许指出了汤显祖梦文化的美妙情境。

9、《四声猿》。

指明代徐渭的四部杂剧。

它们是《渔阳弄》、《雌木兰》、《女状元》、《翠乡梦》。

四剧独立，合为《四声猿》。

王骥德《曲律》评这四个短剧“高华爽俊，浓丽奇伟，无所不有。

称词人极则，追躅元人。

”
“四声猿”语出郦道元《水经注》：“猿鸣三声泪沾裳”，鸣四声则更属断肠之歌。

10、程甲本。

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和高鹗将《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以木活字排印出来，书名为《红楼梦》，通称“程甲本”。

11、“荆刘拜杀”。

元代南戏《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的合称，是南戏中除《琵琶记》外，最负盛名的作品，被后人称作“四大南戏”。

这四部南戏以《拜月亭记》思想、艺术成就最高。

明人何良俊、徐复祚等曾以为胜过高明《琵琶记》。

吕天成又认为《荆钗记》可“仰配《琵琶》而鼎峙《拜月》”（《曲品》）。

12、书会才人。

中国宋元南戏与早期元杂剧的编撰者。

书会原为读书场所，至南宋遂演变为三教之外诸色伎艺人编写话本、戏曲、曲艺之所，故理学家有“风俗便不好”之叹。

书会里的编撰者称为才人，大多是出身下层的文人和民间艺人，以在勾栏、瓦舍编写话本、戏曲谋生。

随着宋元话本和戏曲的兴盛，书会不仅初具规模，组织也较严密，而且成员之间已有明确分工，有的就专司掌记之职。

13、《录鬼簿》。

元代的戏曲史料性著作，作者元人钟嗣成。

共两卷，成书月在顺帝时。

书中记录了金到元中期以前的杂剧及散曲作家的小传和作品名目。

共分为三期：第一期，“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第二期，“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及已死才人不相知者”；第三期，“方今才人相知者，及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

凡著录元剧四百五十八本。

是现存中国戏曲史上第一部重要文献。

14、“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三国演义》的评价。

鲁迅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意思是说：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智慧和战略确实被夸大了。

真实的诸葛亮在指挥战役的能力上并不出众，火烧博望是刘备干的，草船借箭是孙坚干的，很多事情被移花接木，美化了诸葛亮。

15、《青楼集》。

文学、戏曲史料。

元代夏庭芝撰。

《青楼集》成书于元至正乙未十五年（1355），全书1卷，记述元大都、金陵、维扬、武昌以及山东、江浙、湖广等地的歌妓、艺人110余人的事迹。

这些女子各有不同方面的艺术造诣。

《青楼集》记录了她们在杂剧、院本、嘌唱、说话、诸宫调、舞蹈、器乐方面的才能。

尤其对某些杂剧演员的专长有较细的记载。

同时还记录了她们与当时的一些达官显宦、文人才士、戏曲散曲作家的应酬和交往。

涉及名公士大夫等50余人、男演员30余人。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戏曲的繁荣状况及元代艺人的生活情景。

16、楔子
元杂剧四折以外所增加的独立段落。

篇幅短小。

一般放在剧首，有时也用在两折之间，衔接剧情，类似现代戏曲中的过场戏。

17、《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今存《永乐大典》中所收的三个元代南戏戏文，即《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三种。

它们在艺术上虽然粗糙，但就其性质来看，已经是成熟的戏剧文学。

所以，在戏剧史上，它们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18、前、后七子
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而以李、何为首，活跃于弘治、正德间。

后七子指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而以李、王为首，活跃于嘉靖、隆庆间。

他们对于诗文的见解大体一致，即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模拟古人。

对于打击“台阁体”雍容典雅、千篇一律的文风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把诗文写作引上复古道路，产生了许多毫无生气的假古董诗文。

他们也写有少数好作品，如李梦阳的《秋望》诗、李攀龙的《挽王中丞》二绝和宗臣的《报刘一丈书》等。

19、公安派
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的一个文学流派。

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

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被称为“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

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

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

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

20、勾栏
勾栏，又作勾阑或构栏,宋代勾栏多同瓦市有关。

瓦市，又名瓦舍、瓦肆或瓦子，是大城市里娱乐场所的集中地，也是宋元戏曲在城市中的主要表演场所，相当于现在的戏院。

瓦市中
搭有许多棚，以遮蔽风雨。

棚内设有若干勾栏。

大的瓦市，有几十座勾栏，演出杂剧及讲史、诸宫调、傀儡戏、影戏、杂技等各种伎艺，可容观众数千人。

宋、元时的勾栏，今无一存，也没有留下任何形象资料，只能从各种记载中了解它的大致结构。

瓦市勾栏的出现，对中国戏曲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民间艺人向市民观众长期卖艺的地方，各种伎艺之间可以互相交流、吸收。

演出可以经常化、固定化。

21、晚明小品文。

是指体制短小、轻君灵巧、真情流露的“小文小说”，以区别于以往庄重古板的“高文大册”。

题材上则不拘一格，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铭、赞等文体都可适用。

晚明小品文创作风格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不少作家喜欢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尚。

晚明时期小品作者层出，像刘侗、祁彪佳、汤显祖、冯梦龙等人都是当时较有成就的名家。

晚明小品文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

当时周作人曾称赞张岱等人的小品“别有新气象，更是可喜”（《再谈俳文》）。

林语堂则从公安派作家袁宏道等人文风中品味出“幽默闲适”的趣尚而加以提倡。

可以看出晚明小品文在这些现代作家文学观念和创作中打上的某些印记。

晚明小品文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元代文学名词解释
1、元曲。

元代杂剧和散曲的合称。

杂剧是戏曲，散曲属诗歌，体裁不同，但两者都以曲词为主，合乐歌唱，故统称为曲。

因元杂剧成就最高，故又常以元曲为元杂剧的同义语，如臧晋叔的《元曲选》实际是元杂剧的选集。

2、元杂剧。

元代用北曲演唱的戏曲形式。

金末元初产生于中国北方。

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多种词曲和技艺发展而成。

剧本题材一般每本分为四折，每折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必要时另加“楔子”。

脚色有正末、正旦、净等。

一剧基本上由正末或正旦一种脚色唱到底；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正旦主唱的称“旦本”。

创作和演出以大都为中心，元灭宋后，又以杭州为中心流传各地。

今知有记载的元杂剧作家在一百二十人左右，著名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等。

现存作品有一百五十种左右，其优秀作品如《窦娥冤》、《西厢记》等，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在戏剧艺术和文学方面有突出成就。

对后来戏曲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3、元曲四大家。

“元曲四大家”是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元代四位著名杂剧作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郑光祖的合称。

4、“董西厢”。

指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又名《弦索西厢》或《西厢扌刍弹词》。

为区别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而称“董西厢”。

5、“王西厢”。

指元代王实甫杂剧《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共有五本二十一折。

6、元剧五大家。

指元代五个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郑光祖。

语出明王骥德《曲律》。

7、元曲四大爱情剧。

指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和郑光祖的《倩女离魂》这四部优秀的爱情杂剧。

8、元末四大传奇。

又称“四大南戏”。

是元末明初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四部南戏作品的并称，简称“荆刘拜杀”。

说见王骥德《曲律》。

9、南戏之祖。

对元末高明《琵琶记》的誉称。

语见魏良辅《曲律》。

《琵琶记》随后于《拜月亭》，但它的问世标志着南戏的成熟和定型，为南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南戏诸腔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故称“南戏之祖”。

10、小令。

散曲体式的一种，即独立的只曲，因短小而得名，元人又称之为“叶儿”。

小令多以一支曲子为单位，但可重复，各首用韵可以互异；有些小令可带同一宫调的一两支曲子，叫“带过曲”。

11、套数。

散曲体式的一种，又叫“散套”或“套曲”。

通常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连缀成套，短的至少有三支曲子，长的多达二三十支，一韵到底，套末有一尾声，称“尾”或“尾煞”。

12、《东篱乐府》。

马致远的散曲集，为后人所辑。

因马致远号东篱，乐府为散曲别称，故名。

计收小令104首，套曲17套。

13、《小山乐府》。

张可久的散曲集。

因张可久字小山，故名。

包括《今乐府》、《苏堤渔唱》、《吴盐》、《新乐府》四集，共有小令855首，套数9套。

14、元诗四大家。

指元代中期四位诗人：虞集、杨载、范梈（pēng）、揭傒斯，并称“虞杨范揭”。

语见清代宋荦（luò）《漫堂说诗》。

他们当时都颇有诗名，但作品多是题咏寄赠之类，内容较空泛，宗法唐诗，而风格各异。

明代文学名词解释
1、章回小说。

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是分回标目，把复杂的故事情节分为若干段落，每个段落称为一回。

每回前用两句对偶的文字标目，概括本回故事的主要内容，称为回目。

凡是采用这种形式写的长篇小说，就称为章回小说。

这种形式，源于宋话本，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具雏形，明清长篇小说普遍采用，因此，章回小说也作为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代称。

由于这种形式，源自“说话”，所以每回多用“话说”一语开头，每回末尾多用“且听下回分解”作结。

2、演义。

我国古代长篇历史小说的一体，是依据史实加以艺术创造所写成的小说。

演义由话本中“讲史”一类发展而成。

这类作品很多，最著名的为《三国志演义》。

3、《水浒传》七十回本。

明末清初金人瑞（圣叹）取繁本前七十一回加以润改，将第一回移作楔子，第二回作第一回，结尾自添“英雄惊噩梦”一段文字，成七十回本。

书题“东都施耐庵撰”，伪撰施耐庵序，托为古本。

由于它保存了水浒故事的主要部分，文字也较洗练和统一，因此就成为清代最流行的本子。

4、神魔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从作品内容的主要特点来分类，有历史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等名称。

神魔小说又称神话小说，主要通过幻想中的神魔鬼怪来反映社会现实。

《西游记》时神魔小说中的杰出代表。

5、诗话、词话。

诗话、词话常用的涵义是指评论诗或词、诗人或词人、诗或词的流派即有关本实等内容的著作。

在话本或说唱故事中，也有用诗话、词话来命名的，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唐秦王词话》。

还有明人创作小说，于章回中加有诗词的，也称词话，如《金瓶梅词话》。

6、公案小说。

主要写封建社会官府侦察破案的故事，是从“话本”的“公案”一类演变而来的。

明代已产生了不少公案小说，如《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龙图公案》等。

7、通俗文学。

也称俗文学，是相对于正统文学（诗词散文）而言的、流行于民间、为大众所喜爱的一类文学作品，一般包括白话小说、戏曲、讲唱文学等。

从创作过程看，大都是民间集体口头创作。

从内容上看，大都反映民间大多数人的思想感情。

从形式上看，大都通俗易懂，新鲜活泼，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8、拟话本。

“话本”是宋元“说话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

拟话本，则是文人模拟话本形式而作的小说。

现在多用以指明代文人模拟话本而写的白话短篇小说。

这类作品已不是供艺人演讲之用，而成为一种主要供案头阅读的作品。

如冯梦龙“三言”中的一部分作品和凌蒙初“二拍”中
的作品就是“拟话本”的代表。

9、《清平山堂话本》。

话本在宋元至明初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明中叶后大量出现话本和拟话本的总集、专集和选集。

《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存最早的话本选集，是嘉靖年间洪楩（pián）刊印的，共收宋元话本六十篇，多为宋元旧编，包括文言传奇，文字粗糙，体例不一，但却保存了作品的原貌，对于研究宋元时期的旧本有一定意义。

10、传奇。

“传奇”本为小说的一种体裁，以其情节多为奇特、神异，故名“传奇”。

一般指唐宋人用文言写的短篇小说，如《李娃传》、《南柯太守传》等。

因其内容多为后代说唱和戏曲所取材，所以宋元时代说话、诸宫调、南戏、北杂剧，都亦称“传奇”。

到了明代，则以南曲演唱为主的长篇戏曲为“传奇”，以区别于杂剧。

明代“传奇”是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上，吸收元杂剧某些优点发展起来的。

明中叶以后，“传奇”盛极一时，在明代戏曲艺术中，居于主要地位，代表作品有《牡丹亭》、《宝剑记》、《红梅记》等。

“传奇”的出现表明我国古代戏曲在形式体制方面进一步臻于成熟和完美。

11、昆山腔。

明中叶以后流行的传奇唱腔，主要有四大声腔，即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

明嘉靖间，戏曲音乐家魏良辅以昆山腔为主，把弋阳、海盐等南区诸腔以及北曲声腔熔于一炉，加以提炼，集中了南北曲的优点，形成一种轻圆舒缓、轻柔婉转的新型声腔。

这种新的昆山腔（也称昆腔）遂流行南北，独霸剧坛，至今仍流传大江南北。

12、临川四梦。

指汤显祖撰写的《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四部传奇。

由于作者是临川人，四部传奇都有人物梦境活动的情节，所以人们称之为“临川四梦”。

又因汤显祖的书斋名“玉茗堂”，故又称“玉茗堂四梦”。

其中《牡丹亭》是汤的代表作，他曾说“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

13、吴中四杰。

指元末聚居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的四位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

他们都是在明初去世的，所以历来把他们归入明初以比肩于“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

吴中四杰中，高启的成就最高，居“四杰”之首。

14、闽中十子。

指明初闽中诗派的十位作家，他们是林鸿、郑定、王褒、唐泰、高棅、王恭、陈亮、王偁、周玄、黄玄。

他们都是福建人，作诗的旨趣相近，在洪武、永乐年间结社唱和，后人谓之“闽中十子”。

他们伦诗宗法盛唐，偏重于艺术形式方面的学习。

15、台阁体。

明初上层官僚间所形成的一种文风，流行于永乐、成化年间。

其特征是形式典雅工丽，内容多为粉饰太平和颂扬统治者公德。

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荣、杨溥，时称“三杨”。

16、茶陵派。

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诗歌流派，因该派首领李东阳为茶陵人，故称。

当时社会弊病已日见严重，台阁体阿谀粉饰的文风已不容不变，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以图洗涤台阁体单缓冗沓的风气，振兴文坛。

17、竟陵派。

明代后期的文学流派。

以钟惺、谭元春为首。

两人都是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名。

他们反对拟古，要求抒写性灵，其主张和公安派基本相同。

但又以公安派的作品有浮浅之弊，企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矫之，以致流于艰涩。

18、童心说。

是晚明时期杰出思想家李贽的文学观念。

“童心”就是真心，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

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四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

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这在当时的环境中自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19、唐宋派。

明代嘉靖年间文学流派。

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

前后七子倡言复古之，散文创作以摹拟古人为事，缺乏思想，文字佶屈聱牙，流弊甚烈。

唐宋派力矫时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一时影响颇大。

其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

清代文学名词解释
1、岭南三大家。

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合称。

王隼编选三家之诗成《岭南三家集》，始有“岭南三家”之称。

屈大均的诗歌是其心灵历程的写照，他以屈原后代自居，学屈原兼学李白、杜甫，诗歌奔放纵横，激荡昂扬，于雄壮中飞腾驰骋，豪气勃勃，在遗民中乃至整个诗界独树一帜。

陈恭尹的诗歌感时怀古，抒发亡国之悲，间或也表达矢志复明的决心，激昂盘郁，擅长七律。

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屈、陈有共同的民族思想，胸怀一股郁愤不平之气；梁诗多酬赠和吟咏景物之作，风格较平淡。

唯在反映岭南的山川风貌、人情世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方面，三家则有共同之处。

2、清初三大家。

指清初写作文学散文的三大古文家：侯方域、魏禧、汪琬。

魏禧论文以有用于世为目的，要关系天下国家之政，反对模拟，散文以观点卓越、析理透辟见长，《大铁椎传》是其名篇。

汪琬则散文力主纯正，偏于保守所作原本六经，叙事有法，受到后世正统文土的推崇，代表作品为《周忠介公遗事》。

侯方域的影响最大，他的散文继承韩、欧传统，融人小说笔法，流畅恣肆，委曲详尽，被推为第一，代表作品有《马伶传》、《李姬传》。

“清初三大家”是桐城派的嚆矢。

3、易堂九子。

指清初魏禧等九个文学家。

魏禧的父亲魏兆凤，明朝灭亡后削发隐居于江西宁都县翠微峰，名其居室日“易堂”。

魏禧与兄魏际瑞、弟魏礼以及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丘维屏、彭
任、曾灿讲学于此，提倡古文实学，世称“易堂九子”。

道光年间，彭玉雯编有《易堂九子文钞》。

4、南施北宋。

指清初诗人施闰章、宋琬的合称。

因二人诗名相况，且都属“尊唐”一派，风格相近，又因施闰章是安徽人，宋琬是山东人，故名。

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著有《愚山诗集》，长于五言诗，写景抒情字句清丽，风格接近王维、韦应物。

有些诗反映民生疾苦，艺术上也比较成熟。

宋琬，字玉叔，号荔裳，其诗多感伤时事之作，风格沉雄奔放，部分诗篇有一定现实意义，佳句亦清丽可诵。

二人在清初诗坛上均有一定地位。

5、江左三大家。

指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

因他们都是江东人而得名，三人文学成就不同，钱谦益和吴伟业文学成就较高，龚鼎孳次之。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为当时文坛领袖，他力排七子的“诗尊盛唐而文学秦汉”，转移当时诗歌创作的风气，是从明诗到清诗转折的一大关键人物，其诗作转益多师，风格接近晚唐和宋诗，技巧成熟。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作诗取法盛唐及元、白诸家，早期作品风格绮丽，后期作品则激荡苍凉，多写明清之际时事和民生疾苦之作。

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其诗声词婉丽，有苍凉之音。

6、《投笔集》。

是清初诗人钱谦益最后一个诗集和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取班超“投笔从戎”之意以命名，其内容与复明水师进取东南和永历政权的形势有关，其中也贯穿了他和柳如是抗清复明的心迹和踪迹。

全集共108首诗，均为七律，其中104首分为十三叠，每叠八首，均次杜甫《秋兴八首》之韵，构成有清一代绝大之组诗。

《投笔集》以七律组诗的形式纪传纪史，内容博大宏厚，不仅开拓了七言律诗题材的范围，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7、虞山诗派。

在钱谦益的影响下，在其家乡常熟产生的诗派，主要成员有冯舒、冯班、钱曾、钱陆灿等人。

冯班为其代表人物，他论诗有独到之处，诗歌也有个人的面目和特色，并以标榜晚唐李商隐而自张一军，势力颇大，使虞山派“诗坛旗鼓，遂凌中原而雄一代”，后来的吴乔和赵执信可说是虞山诗派的馀波涟漪。

8、梅村体。

梅村乃清朝诗人吴伟业的号，“梅村体”是他在继承元、白歌行体诗的基础上，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自成的一种叙事诗体。

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故国抒情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性。

吴伟业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把古代的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梅村体叙事诗约百余首，《圆圆曲》是代表性作品。

9、《圆圆曲》。

吴伟业脍炙人口的长篇歌行，也是“梅村体”的代表作。

它以吴三桂、陈圆圆的悲欢离合为线索，以极委婉的笔调，讥刺吴三桂为一己之私情叛明降清，打开山海关门，沦为千古罪人。

全诗规模宏大，个人身世与国家命运交织，一代史实和人物形象辉映，运用追叙、插叙、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