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中国的聚落考古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80年代后中国的聚落考古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摘要：聚落考古作为当下考古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在我国兴起与发展
的时间并不长。

本文尝试梳理聚落考古在我国的发展历程，重点探讨聚落
考古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聚落考古研究提出几
点反思，以便于今后研究的开展。

关键词：聚落考古；发展历程；存在问题
一、引言
聚落考古的研究最早发源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研究，但正式提出
“聚落考古”（settlementarchaeology）一词的是美国学者戈登·R·威利，见于1953年发表的《秘鲁维鲁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态》一文。

一般认为，中国的聚落考古研究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以殷墟的发掘为代表。

1954～1957年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聚落考古研究的正式展开。

但此时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尚未成熟，并不具备聚落考古研究的视野，真正
的兴起还是在80年代以后。

相继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促使文化谱系、
区系类型的时空框架的基本建立，考古学所承担的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任务
也已基本完成；龙山时代以及夏商时期城址的重要新发现，也推动了中国
文明起源及古史发展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中国考古学逐步深入对古代社
会生活史的研究，即苏秉琦先生倡导的新时期考古学复原和重建中国古代
史的任务。

恰逢西方“新考古学”思想热潮席卷中国，引发众多学者对贯穿整个
文化系统的文化进程的探讨。

在对考古学文化的热切探索中，需要走出一
条新途径去解释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剖析物质遗存的
背景与功能，聚落考古的学科建设是实现这一蓝图的契机。

聚落形态研究
成为“新考古学”中“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派的缓和点，是这两大相对立阵营皆能一展所长的载体。

宾福德提出考古学科的三大目的：“复原文化历史”、“复原生存方式”、“描述文化进程”[1]，而聚落考古无疑是达到这三项目的的必要途径。

二、80年代之后中国的聚落考古
80年代聚落考古的兴起离不开张光直先生对西方聚落考古理论的大力推介。

其主编的论文集SettlementArchaeology（《聚落考古》，PaloAlto：NationalPress，1968），率先让国人系统了解到西方聚落考古学知识。

他对聚落形态的研究使几代考古学者受益匪浅，甚至被称作“中国聚落考古学发展战略起点的设计者”[2]。

80年代之后，聚落考古的研究逐步向深层次化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著文指出现阶段聚落考古的研究重点及方向，一是“通过聚落的形态结构来探讨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二是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三是“把聚落遗址的形态分类与地理分布同自然环境的考察紧密结合起来，推动环境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3]。

许永杰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以往的聚落考古实践可以分为：全面揭露一处遗址、区域考古调查、区域考古调查与全面揭露及多学科结合三种形式”，则是从具体形式和操作方法上作出的归纳[4]。

当聚落考古这一新概念、新理论传入中国时，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

在这一阶段初期，我们从发表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停留于理论的探讨上，这也是考古界对聚落考古进行“解惑”的一个时期。

曹兵武先生在《聚落考古学的几个问题》[5]一文中对聚落考古的几个层次性概念进行阐述，在“聚落”这一大环境中重新解读遗物、遗迹、
家居、院落、社区、村落、聚落、文化区域等，层层递进，清晰明了地概
括出聚落的形态演进过程。

严文明先生对近年来聚落考古的进展进行了总结[6]，分析不同时期
的聚落遗址，时间上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龙山时代、夏商时期，空间上主要集中
于东北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随后，他又提出几处研究要点，即单
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聚落
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7]。

张忠培先生提出如何确认聚落的共时性、识别不同文化的聚落之间存
在的性质和关系等问题[8]；随着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学者们也
产生了对早期文明形态的困惑，不少人将西方国家的“酋邦”理论引入对
聚落的解释之中[9]。

90年代以后，聚落考古的研究渐入佳境。

在理论方面，出现几种新
的研究趋势：一是翻译国外聚落考古的著作，如戈登·R·威利的《维鲁
河谷课题与聚落考古——回顾与当前的认识》[12]、欧文·劳斯的《考古
学中的聚落形态》[13]、冈村秀典的《仰韶文化的聚落结构》[14]等。

这
一时期，中外合作的项目也日益增多，成果相继出版[15]。

二是具体区域
或文化形态研究，如许永杰教授对黑龙江七星河流域的汉魏遗址群聚落研
究的展望[16]，再如张弛先生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的研究[17]，张
新斌、王建华对黄河流域史前聚落及城址的研究[18]，皆是在之前的新石
器遗址发掘的基础上作出的总结，剖析了两处流域聚落的形成与演变轨迹。

诸如此类的研究还有汉水流域的聚落考察[19]、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形态研
究[20]、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21]等。

三是GIS等新技
术的应用。

目前GIS技术在国内考古学中的运用尚属于探索阶段，实例并
不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在颍河
上游地区开展的考古调查中尝试应用了GIS技术[22]。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
空间分析技术对聚落研究的巨大辅助作用，如张海尝试利用ArcViewGIS
技术研究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以来的聚落变迁情况[23]；毕硕本、裴安平、闾国年等人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渭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姜寨遗址的
选址与空间位置等方面进行分析[24]；赵春青运用聚落考古的方法，按照
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前期、仰韶文化后期、龙山时期四个阶段，对郑洛
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聚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涉及聚落分布、聚落形态以及
聚落内部遗迹三个主要方面[25]。

在实践方面，90年代以后的聚落考古主要以区域考古调查的形式展开，侧重于聚落形态结构与文明起源的探索，聚落形态与早期社会复杂化
的研究。

这一时期开展的大型合作项目较多，主要以山东大学与美国耶鲁
大学、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山东日照地区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研究[26]；吉林大学、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研究[27]；以
及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国家博物馆航空遥感考古中心合作的“七星河流域聚落考古计
划”[28]为代表。

区域考古调查方法的运用体现了90年代以来我国聚落
考古研究兴趣的转变。

三、80年代后聚落考古尚存在的问题
（一）聚落与生态环境
笔者认为，考虑到史前时期的聚落大多是一个相对独立与封闭的“自
给自足圈”，所有的生产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聚落的“领地”（Catchment）
[32]范围内完成的，因此对“领地”内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研究或可成为我们了解一个聚落生存模式的重要突破口。

如果按照希格斯提出的“遗址领地分析法”，我们可以将聚落周围的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与等级，有的适于耕种，有的利于狩猎，有的可提供木材，有的可提供石料等，每一类别都可以做出细致的划分。

我们也可依据聚落的规模大小确定定居聚落的取食开发领地或采集狩猎流动经济聚落的领地范围[33]。

当我们深入研究聚落外部环境之后，进一步可对聚落内部的生产空间、辅助资源、经济综合效益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规模等内容展开讨论，这样才能真正将聚落生态环境与聚落生存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聚落布局与结构功能
80年代以来的聚落考古实践中，仍旧存在“重遗迹，轻遗物”的传统思维，认为遗物最大的功用在于区分类型、划定期别，对于遗物风格、制作技艺以及文化内涵的探讨并不深入，对相关遗物的出土环境更是进行“模糊化”处理。

这样的研究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进一步了解聚落形态及结构功能。

（三）聚落发展演变与文明进程
具体到研究方法层面，80年代早中期主要是通过“串联式缀合”将同一区域大小不同的聚落排列在由低到高文化发展的序列之上；到了90年代，兴起的区域考古调查方法侧重“以中心辐射四周”的模式，将中心聚落与周边地区的中小型聚落整合起来，强调同一文化系统之内存在不同的聚落等级，并由此看出聚落发展的规模和程度。

这一方面的研究颇多，上文中已列举了一些，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语
本文通过回顾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聚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及相关学术成就，归纳出现阶段我国聚落考古研究中尚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聚落生态环境、布局结构以及反映的文明进程问题等。

分析了这方面研究取得的主要成绩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即在今后的聚落考古研究中需要转变聚落生态环境研究方式，重视对遗物的深入研究，倡导与民族考古学的结合。

笔者认为，现阶段聚落考古的研究应更上一层楼，科技考古、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等新兴领域的蓬勃发展也是聚落考古发展的助推力。

以上分析如有疏漏之处，还希望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