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形兼备妙造自然——浅谈花鸟画写生

109
文|李君琳
神形兼备妙造自然——浅谈花鸟画写生
摘要：花鸟画的发展离不开写生。

写生，是画家观照自然表现自然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也是花鸟画创作的必要手段。

本文借由历代花鸟画家对于写生精神的重视，论述以形写神、迁想妙得在花鸟写生中的作用，以及写生对于花鸟画创作的重要性。

关键词：花鸟画；自然美；写生；以形写神；迁想妙得
花与鸟，自然生机的表征，四时之妆点，天地之精灵。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饰中就有对这种“鸟语花香”的自然美的描绘，及至南北朝时善作花鸟鱼虫的画家们的演绎和发展，唐时写生技巧的不断提高，“花鸟画”一门独立成科。

经过五代“徐黄异体”的风格多样化开始成熟，到了宋代，尤其徽宗一朝，更是成为中国花鸟画的黄金时代。

此后，无论是元代花鸟画的变格（文人画的发达和“墨花墨禽”的出现）还是明清两代花鸟画向纵深发展的时期，抑或近现代花鸟画家在花鸟画道路上的探索和努力，无不向我们辉煌呈现了千百年来历代花鸟画家们在实践中大胆革新创造，不受时令的局限，不受空间的束缚，欣赏自然，妙造自然，创作出一幅幅优美动人的画卷，抒写了人与自然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深情映照与关怀。

自然美，顾名思义，是大自然中存在的美。

在中国的古典文论、画论中都一致肯定客观存在的自然美是主观美感的源泉。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陆机《文赋》）四季的变幻，万物的兴衰会引发无尽的思绪和情感波动而成为描写的对象寄托情思。

所以，花鸟画虽以自然界中花鸟为描绘对象，然而它的实质是描写人。

通过对自然物象外在的形体描绘来传达自然物象的内在精神，即神韵。

这也是花鸟画创作的重心所在，亦是写生的实质内容。

“虽一草一木，亦莫不有性情，若含芯舒叶，若枝枝行干，虽一花或含笑，或大放，或将谢，或未谢，俱有生化之意。

写意者正在此精神，亦在未举笔之先有天巧耳：不然画家六则（按，指六法），首云´气韵'生动，何所得´气韵'耶？”（明代唐志契《绘事微言》）若不能表现自然物像的精神，就谈不上“气韵生动”，而气韵生动，正是指导后来中国绘画思想、艺术思想的绘画“六法”（谢赫《古画品录》）中绘画创作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

其余五法：“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与“传移模写”，则从造型、构图、色彩、表现等等方面指明了达
到气韵生动的具体方法。

写生，是花鸟画创作的基础，是画家观察自然、感受自然、表现自然的过程。

在花鸟画发展进程中，历来被花鸟画家们所重视。

西蜀的黄荃与南唐的徐熙，以写生形成各自的风格，即画史上所谓的“黄家富贵，徐熙野逸”。

宋代的赵昌以写生著名，早岁学画，每天清晨于朝露未干时就到花圃中，手调彩色作画，自号“写生赵昌”。

又有易元吉，“入万守山百余里”，以观猿猴獐鹿动止等等，不胜枚举。

这种风气，一直到宣和时期都是徽宗写生精神的榜样，并对后世乃至今天的花鸟画创作都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写生，是对自然最直接的观照和体验，通过对客观物象的长期观察、仔细研究，对被描绘对象的精神的微妙之处有深入的感受和体会，苦心经营，大胆取舍，以形写神，由此达到“取神”的目的。

清代的邹一桂在《小山画谱》里记载：“宋曾云巢无疑，工画草虫，年愈迈愈精。

或问其何传？无疑笑曰：此岂有法可传哉。

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

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

方其落笔之时，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

”画家捕捉到了对象内在的神，他的画自然就精而且活了。

苏东坡描写文与可画竹的物化境界时也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

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

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

”文与可笔下的竹既是竹的精神，又是人的精神。

中国绘画虽然强调传神写意，但并不脱离生动具体的形似的要求。

“夫象物必在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创造性的形似是达到“气韵生动”的必然条件。

为了达到对象的核心的真实，作者要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

晋顾恺之所说的“迁想妙得”，正是此谓。

迁想妙得，就是艺术想象，是画家创作的心理思维过程。

“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也提出类似的观点。

写生不仅是描写外形再现自然，而是要表现自然物象的内在神情，要把作者的想象迁入对象的形象内部中去，即“迁想”；再经一番陶铸，化为胸中意象，已是主客观相统一而不同于自然形态的物象，即“妙得”。

正如康德所言：“想象力（作为生产的认识机能）是强有力地从真的自然所提供给它的素材里创造一个象似另一个自然来”。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康德认为想象力在审美活动中是自由的，超出概念的，因为“美的艺术须被看作是自然，尽管人们知道它是艺术”。

就像顾恺之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觉精采殊胜”。

通过最能透露人物精神特点的那部分外形的巧妙刻画，使其内在的精神特点表现出来，活跃在人的眼前了。

这其间的关捩，就在一个“妙”字。

花鸟写生亦是如此。

无论是云巢对草虫作长期观察、易元吉深山观猿，还是其他如疏凿池沼，蓄诸水禽，或自种花果，或亲问花工，目的不是为了做到和自然物象的酷肖形似，而是要捕捉到自然物象的内在活力，得其天趣。

因之“妙”，就有了“曹将军画马神胜形”，“徐熙画花传花神”的佳话，就有了“或观名花折枝，想其态度绰约，枝梗转折，向日舒笑，迎风欹斜，含烟弄雨，初开残落，布置笔端，不觉妙合天趣自是一乐。

”（屠隆《画笺》）的使观者产生情感共鸣的经典作品。

“此妙果，既非得于形象上，又非得于技法中，而得于心灵深处之创获。

是妙也，为东方绘画之最高境界。

”（潘天寿《听天阁画谈随笔》）在宋、元人的花鸟画里，我们尤其能欣赏到这种“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

”的感人肺腑的艺术之美。

从“写实”、“传神”到“妙悟”境内，通过写生，主体与客体达到最高程度的审美交融，创造出成功的艺术形象特有的无限情趣和勃勃生机，也反映出花鸟画家的审美情操和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只有造化和心源这俩方面的融合统一，才能创作出有价值的艺术作品。

（作者单位：福建省福州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