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超常教育的几点思考

对我国超常教育的几点思考
超常教育是针对智商超常儿童，采取适合他们个性的一种特殊教育。

亦称为”优才教育”或”天才教育”。

它并不是仅仅通过缩短学制、加快速度、提高难度来使超常儿童达到较高的学业水平，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英才才是它最终的使命。

多年的实践表明，我国的超常教育已经形成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其中仍有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一、”超常儿童”的鉴定是否公正
超常儿童的鉴定一开始就与智力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

传统意义上的超常儿童主要是从智力维度上判断的。

2XXX年代初，泰伦鲍姆(A.T.Tannenbaum，1983)认为超常包含下列五个因素(1)一般能力即一般智力>(2XXX年笫1版)因此，单靠几种简单的测验不可能真正全面地反映人的智力状况。

更何况这些智力测验都是外来”产品”，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即使经过改造达到本土化要求，但多少有些洋人的味道，难以完全符合中国人的社会文化背景，这无疑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

我国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对以智商来标定超常儿童的观念提出了异议。

他们认为，鉴定超常儿童不应该忽视非智力因素。

目前，
我国常用来测量超常儿童的非智力因素的量表是《卡特尔16PF》和《中国少年非智力个性心理特征问卷》(CA-NPI)等。

但是，我国心理学界对非智力因素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一些基础性理论如定义、结构等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非智力因素测验缺乏完善而坚实的心理学理论基础。

在具体操作方面，目前的非智力因素量表主要测试的是一些静态的非智力因素，缺乏对其动态性的研究。

因此，对超常儿童进行的非智力因素的测验也只是一种带有”偏见”的测验，缺乏对其整体水平的认识。

由此可见，由于心理科学研究水平的局限性和成人文化意志的影响，我国有不少超常儿童被无情地漠视或扼杀。

以智力测验分数为指针的统计研究结果，超常儿童占整体儿童群体的比例大约是1%-3%。

以中国目前14岁以下儿童总数约为2XXX年班与85级本科生进行了一项比较性测试，结果发现少年大学生有8项特性比本科生发展良好，即聪慧性、稳定性、有恒性、敢为性、世故性、创新性、自主性、自律性;有7项特性较低，即乐群性、兴奋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忧虑性、紧张性。

(《现代特殊教育一优才教育》2XXX 年第5期P11页)这项调查研究很能说明基础超常教育的存在问题。

一方面，超常学生在学习能力、竞争意识、创新意识、表现意识等方面明显强于常态学生，另一方面，超常学生在人际沟通能力、创新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又明显不及常态学生。

当然，能力发展的不平衡在超常学生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我们对超常学生在成长
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弱势能力不能轻视。

不少超常学生在成人不恰当的引导下过分迷信自己的高智商，缺乏自知之明，不能对自己作全面检讨”他们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筹，不屑与他人为伍，期望别人以他为中心，心胸狭窄，性格孤僻。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教育的悲哀。

因此，我们不能只重视智力因素训练，还要重视非智力因素培养;不能只在近乎封闭的状态下”生产”天才，更要让他们掌握社会伦理道德，正确对待社会现实，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

三、超常教育的评价是否科学
不少专家、教师和媒体在评价目前超常教育的成功时，往往从短期或中期成果的角度，以考取重点大学、硕博研究生、留学海外的百分比来衡量。

笔者并不否认这种评价的可行性，事实上这种评价不够科学严谨。

一方面，评价忽视了教育的滞后性特征。

超常教育的目标是为国家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拔尖人才，成为硕士生、博士生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就成为国家的拔尖人才报效祖国。

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有多少比例的年青的拔尖人物是由超常教育教育出来的?相反，当今许多知名人物，大多数接受的是常态教育。

另一方面，评价的维度单一，只重视超常学生的成功，忽视了他们的成长过程。

这样做容易对教育目标产生误导，加剧应试教育的恶性循环，素质教育难以贯彻，应试教育越演越烈。

这种”成则王，败则寇”的评价思想虽然迎合了传统的思想和大众的口味，但却很容易便我们的超常教育渗
入杂念，使其成为应试教育的”拳头产品”。

对超常教育，国家所期望的并不单纯是少年大学生或少年研究生的数量，而是能为国家服务、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专业领域”制高点的高、精、尖人才。

成功也许可能是成长的标志，但成功同样可能会遮蔽学生成长过程中诸多矛盾和问题。

学生学习阶段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成才的终结，而只是为成长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我们不能只从功利角度去评价超常教育的成果，更要考虑教育过程的评价，全面科学地关注、促进超常学生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