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文化读书报告：浅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冲撞与融合

浅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冲撞与融合
《三种文化》读书报告
摘要
由美国知名的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撰写的《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一书，致力于解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词汇、工具等方面的差异，对这三者近代以来的成就、兴衰过程及原因进行了解读。

本篇读书报告对其理论进行了简要概括，并对其几个有吸引的内容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三种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罗姆·凯根
一、《三种文化》作者及内容简介
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美国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

出生于1929年，现任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凯根在拉特格斯大学取得学士学位，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先后就职于俄亥俄州立大学、西点军事医院、俄亥俄州费尔斯研究所和美国国立心理健康研究所。

1964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心理系，在这之后的16年里，他致力于儿童气质类型的研究，尤其是0—10岁儿童发展的相关问题。

他以跨文化和纵向研究的形式探究儿童内在气质和外在文化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其中他对婴儿和儿童认知与情绪发展，特别是对气质形成根源的研究十分著名。

他的研究表明：个体气质的差异既受环境又受基因的制约。

1987年，他获得了美国心理学会颁布的杰出科学贡献奖。

杰罗姆•凯根针对1959年C·P·斯诺在“瑞德讲坛”发表的“两种文化”（智力生活分成两种文化，一边是艺术和各人文学科，另一边是诸自然科学学科）的理论，提出了“三种文化”，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三种文化》一书提出了通常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第三种文化，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专业领域，并分章介绍了三种文化中每一种文化的各个假定、词汇和贡献，指出每一个共同体所使用的许多概念的意义对它自己的方法来说都是独特的，因为证据的来源各不相同。

本书总结了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对我们理解人类本质的贡献，并怀疑以下流行的信念：生物学过程是人类行为多样性的主要决定因素。

这本书的出版有三个主要目的：分析三种文化所使用的词汇的不同意义，叙述及评论三个共同体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的各种开创性的假定，最后是列出每一个共同体的特有贡献。

第一章考虑了各种文化在其所使用的词汇、心智工具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各种类型或各种单独特征方面的兴趣平衡问题；历史对所探讨的问题的影响；最后是每个群体不同的动机层次问题。

第二章分析各门自然学科，特别是其四个创造性的前提。

它们希望用伦理学来避免陷入困境，它们坚持最大限度地缩小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异，对人类先前的霸权提出挑战，以及有志于自然科学的年轻人对要求团队合作的研究方式怀有的矛盾情绪。

接下来的两章讨论社会科学，评价学者们开始时不愿把集体研究看成合乎逻辑的现象，他们的衡量标准和方法所存在的问题，在生物学家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后的丧失，围绕着经济学家的各种刻板模式产生的问题，还有社会科学家的重要贡献。

第五章解释人文学者地位丧失的原因，这是社会科学地位的上升和后现代主义对基于叙述的种种主张的有效性的挑战造成的；也说明人文学者对人类现状的某种理解作出的创造性的贡献。

最后一章叙述近来在大学中出现的一些让人烦恼的事件，特别是研究机构身份的稀释，对名声的极度追求，对当代大学生教育的使命的混淆不清。

最后几页转向怀
疑，提出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今天，是否比200年前变得更好的问题，但未能给出某种不含糊的、肯定性的回答。

本书以向三个共同体发出呼吁作为结束，希望他们承认每个共同体都把特定形式的启迪带给了这个由各种不同的社会构成的世界。

二、《两种文化》与《三种文化》的比较
“文化”一词在近代人类学上的专门意义始于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71 年的用法。

他指出：“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

”而在此之后，有关文化的概念据统计有260 多种。

著名科学家和作家C.P.斯诺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次题为《两种文化》的演讲，并在随后出版了《两种文化》这本书，他观察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日益分化，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

这种文化上的两极分化给人类带来损失，斯诺为此提出警告，并呼吁两者的合作。

然而，斯诺的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尽管在演讲中他一直试图用“两种文化的分裂”或“互相不理解”来表明自己超越两种文化并试图沟通两种文化的立场，但是他对技术科学及专业技术教育的青睐显而易见，这背后当然也有没有在演讲中明确表达出来的，对所谓文学知识分子的敌意。

正如此书中所说的，“它傲慢地断定，人文学科是一种缺乏严密性的智力事业，没有能力为那些居住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的福利做出贡献”[1]。

为此，当时这本书激起了社会的激烈讨论。

2006年，杰罗姆•凯根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无意中看到了《两种文化》这本书，这让他想起了这本书在50年前出版时引发的热议，以及这50年中大学和学术界的各种新变化，于是，便有了眼前这本《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斯诺的两种文化，是指“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这两种群体所代表的不同文化，而凯根的三种文化，则是在斯诺的理论之上加入了在西方的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繁荣发展的社会科学，其中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语言学。

凯根在书中介绍了三种文化各自的关注对象、证据来源、所使用的概念、语义网络等，并指明了这些学科对人类智力进步及整体发展所作的贡献，以及这些学科自身面临的困境。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他反对一味的推崇自然科学，认为社会科学有着自然科学无法取代的地位。

总之，与《两种文化》相比，凯根在《三种文化》中的论述更为丰富与严谨，思想也更为先进，其中对于三种文化的讨论，值得我们深思。

三、社会科学的独特之处及其贡献
社会科学存在着与自然科学本质上的区别，它无法像自然科学一样用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同时，他对社会科学所作贡献的申辩令人印象深刻。

在第三章中，他用了一节的篇幅，谈论“社会科学的贡献”。

首先，社会科学家已经“纠正了生物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均持有的许多众所周知但又是错误的信念”；其次，“对人类的意义或对具体的人的发展阶段的评价，以及对所得出的各种推论的观察背景的评价，是社会科学的第二个胜利”；“被加工的信息的本质，或所要求的解决方案，是与刚才考虑的背景问题有某些关系的第三个进展”[2]；另外还有条件作用，对生物变异、性别和气质、早期经历、语言学的贡献等等。

可能因为作者专业背景的原因，他提到的贡献，似乎大部分是心理学的贡献。

然而，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去理解他的意图。

四、“三种文化”的紧张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始终处于人类文化的中心位置，社会科学也不断壮大，而人文学科却日渐丧失其地位。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将人文学科挤压到边缘，甚至全面取代人文学科在人类精神世界的位置，使其不能承担对人类完成启蒙和心灵慰藉的缺陷暴露无遗。

在凯根看来，自然科学得以存在和发展，必须否认任何自然现象的伦理意蕴。

近现代自然科学许多重大成就的取得，有赖于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实验测量。

对自然科学的迷信，直接驱动了美英德等国不少臭名昭著的政策实验。

反观人文学科，尽管处于空前的低潮，但人文学者以及对哲学、文学、历史学感兴趣的许许多多普通人，仍然在履行这个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关键功能。

显然，凯根对三种文化的现状和格局并不满意。

他分析三种文化内部存在的紧张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冷漠和冲突，正是为了强调，我们亟需加强三种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合作。

他认为，“三种文化的成员显然需要彼此间有更多的理解，这部分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可以在学校内也可以在学校外进行，大学的课程教育、著作的编写都可以由来自两个或三个群体的代表合作”[3]。

这个理论，对于当今大学的教育模式或许会有所启发，我们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该将三种文化平衡的融入其中，使得它们能够相辅相成。

五、小结
这本书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进行了深度的剖析，并总结了它们对于我们理解人类本质所起的作用，里面不乏很多实例。

由于专业知识的有限，很多社会科学、心理学的内容本人理解的还不够透彻，因此，只是对浅显易懂的内容进行了学习和分析，多有不足还望理解与指正。

注释：
[1] 杰罗姆·凯根著，王加丰、宋严萍译：《三种文化》，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年，第1页。

[2] 杰罗姆·凯根著，王加丰、宋严萍译：《三种文化》，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年，第119-122页。

[3] 杰罗姆·凯根著，王加丰、宋严萍译：《三种文化》，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年，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