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10月15日，由浙江省政治学会、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参政党建设研究中心、《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和民革浙江省委会孙中山研究学会联合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举行。

来自上海、江苏和浙江的5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影响”和“辛亥革命在浙江”两个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和交流，现综述如下：
一、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影响
1.辛亥革命和“三民主义”
首先，杨树标(浙江大学教授)、李继峰(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和胡承槐(浙江省委党校教授)阐释和探讨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和过程、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

辛亥革命和“三民主义”救过中国，它打倒了帝制，终结了封建，并且创立了民国，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让几千年封建皇朝统治下的中国走向共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道路。

“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护构筑了政治基础，使各种抗日力量尽可能地携手团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抗日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民主革命时期，“三民主义”出现了诸多变种，有戴季陶主义、西山会议的政治主张、中
国法西斯主义、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思想、汪伪“三民主义”和叶青“三民主义”等等。

但是，这些“三民主义”的变种都没有真正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通过改革开放，是中国不断强大起来。

胡承槐教授论述了辛亥革命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学界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辛亥革命是革命党人精心组织、前赴后继不断斗争的结果；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出于偶然的士兵哗变。

辛亥革命不是一件孤立的历史事件，它来源于清末中国社会的二三大社会历史矛盾的极度尖锐化：一是甲午战争之后清廷的财政基础被战争赔款消耗殆尽，导致整个国家内部充满社会危机；二是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但是新政并未终止，士人议政、结社结党、新式媒介、新式学堂、新式学人、新式工商业、铁路交通等等不但被保存下来，而且还在缓慢艰难地生长着，不断地侵蚀着皇朝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三是满汉民族矛盾不断凸现，“驱除鞑虏”成为革命党人的口号，进一步削弱了清皇朝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这些促成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但是，从辛亥革命发生的具体过程来看，辛亥革命又充满了偶然性。

李继峰教授还原了辛亥革命中的人物和事件的具体情境，江苏和浙江的辛亥革命的具体过程，南京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以及为什么辛亥革命能够“不流血”的
完成。

工兵营发生兵变，执政当局的应急处理，到革命党人积极地将兵变引向革命，全国各地的纷纷响应，袁世凯富有心计的促成革命，这整个过程的历史真相。

这些事件本身又充满不确定性，这也是辛亥革命的不确定性。

2.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
高力克(浙江大学教授)从孙中山的革命观的角度切入，论述了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发展过程。

辛亥革命前的维新变法以及洋务运动，中国基本上以英美为师，崇尚政治和社会改良；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主要以法、俄革命为师，崇尚政治、社会和文化革命。

维新变法的失败，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当时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逐渐地对民主改良失去了信心，转而走向革命道路。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更偏向于美国革命，其深刻之处在于认识到地方自治之于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并以养成自由自治的公民精神和公民政治能力为实现宪政的路径。

高力克教授还分别阐释了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和“宪政”思想。

余逊达(浙江大学教授)从辛亥革命及之后中国革命的
选择出发，比较了英美革命和法俄革命在思想基础、具体过程和逻辑结果上的区别。

英美革命和法俄革命的思想基础，是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较量，英美革命是有限的革命，革命只发生在政治领域，对社会和文化的冲击很小；法俄革命是发生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大革命，几乎波及了所
有领域。

概括而言，英美革命是一场市民阶级之自由立国的政治革命，法国革命则是一场底层民众追求人类平等解放的社会革命。

李继峰教授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转向的重要影响
事件，而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前提和社会基础是辛亥革命留下的。

辛亥革命后，民众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

所以民国成立后，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报刊杂志空前活跃起来，群众活动繁多。

可以这样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因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创造的这种社会氛围和民众心理状态，五四运动是很难发生的。

3.“民主共和”与社会现实
许惠民(浙江省政协原副秘书长)从孙中山的历史定位
出发，论述了孙中山一生为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所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孙中山，只为国、为民、为革命，不计名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旗帜。

姚建华(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参政党研究中心秘书长、副教授)分析了辛亥革命与政党及政党政治的关系，政党与政党政治是辛亥革命成功的组织保障，开了我国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先河。

但是，中华民国建立后，政党政治的畸形变化，直接影响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政治生态的无序和混乱。

辛亥革命后，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大地上碰撞，造成了文化大繁荣，出现了很多思想、文艺和科技领域的大师；特
别是五四运动对“民主自由”的大力宣传，让整个国家的思想和文化充满了生命力。

这些都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联系到社会现实，“民主共和”的思想传承了百年，“民主共和”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是“民主共和”的路径却依旧在探索之中，还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断努力，用智慧和爱国之心来找到适合中国的“民主共和”之路。

余逊达教授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民主的关系角度，分析了民主和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统一关系。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有四个突出特点：一是社会大变革，传统大断裂；二是文化思想领域的大解放和大开放；三是精英主义；四是以战争为手段的革命。

这些突出特点使得民主共和的思想很容易被近代中国社会所接纳，并且发展壮大；但是，这些特点同时也阻碍了民主共和的真正实现。

社会大变革、传统大断裂和文化思想领域的大开放，使得民主共和作为一种新思想很容易被接受，但同时还有很多其他新的思想和理念也同时传人近代中国，并且获得市场，所以民主共和思想很难在近代中国获得全社会的认同；崇尚精英主义的近代中国，精英的力量极其巨大，他们对民主共和的宣传和推动，是民主共和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前提，但是民主共和的基础是大众主义，是反精英主义，这是民主共和与精英主义的矛盾；革命是为了追求民主共和，但是不断的革命，社会很难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来真正实践民主共和。

这是近代中国没有真正实现民主
的社会内在原因。

桑玉成(上海市社科联党组副书记、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在点评总结中认为，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方法论很重要，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主题和不同立场下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成果肯定是不同的；而近年来的民国热、辛亥热的最大贡献就是观念的多样化，研究思路的多样化。

联系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名实之争从未停止，对名的探讨和追求，缺乏真实性和有效性，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价值观，缺乏共识，这是政治发展遭遇瓶颈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二、辛亥革命在浙江
1.光复会与浙江
光复会是清末时期著名的反清革命组织之一，其会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光复会的领导人、骨干和主要成员大都是浙江籍人士。

沈建中(杭
州名人纪念馆研究员)对于光复会的人员地区结构提出一些
看法，指出参加光复会的人数，前后有1100余人，籍贯以
浙江绍兴人为主，遍及浙江全省。

光复会的会长蔡元培是会稽人，还有前期的主要成员章太炎是余杭人，陶成章、周树人是会稽人，徐锡麟、秋瑾是绍兴人，龚宝铨是秀水人，蒋百器是诸暨人，魏兰是处州人，陈伯平、马宗汉是余姚人。

其中，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是激进派，主张暴动
暗杀的形式举事，而陶成章等则是温和派，主张宣传为先，武力在后。

除了上述这一特点外，龚剑锋(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副教授)对此有着不同看法，他认为，光复会不仅系其创始
人和主要成员均为浙江人这一特点，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光复会自始至终与浙江会党有着紧密的联系。

浙江是会党林立之地，大大小小的会党几乎遍布浙江全省。

“浙学会”是光复会的前身，早在“浙学会”时期，蒋尊簋、许寿裳、沈瓞民等十多人就以“浙学会”之名义，秘密开始联络会党。

加入光复会的浙江会党主要有“终南会”、“双龙会”、“龙华会”、“白布会”、“伏虎会”、“平阳党”、“私贩党”等。

这些会党组织以地域而言，伏虎会在台州、宁波、奉化；白布会在温州、严州、处州；终南会在街州；双龙会在处州；龙华会“在金华八县咸有分部”，另在处州络云，绍兴诸暨、嗓县、青田，温州之乐清等县亦有分部，几乎覆盖了浙江省，特别在浙东、浙西最为盛行。

王金宝是双龙会首领，竺绍康是平阳党首领，沈荣卿、周华昌是龙华会首领，吕逢樵是龙华会处州首领，王锡彤是伏虎会首领，濮振声是白布会首领，刘家福是终南会首领，笠绍康是平洋党首领，余孟庭、夏竹林是私贩党首领。

光复会从酝酿、建立到解散，只有八年时间，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组织也不大，但以光复会为首的浙江会党在辛
亥革命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金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研究生)总结其贡献有以下四点：(1)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光复会做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对广大人民进行了政治教育，启发他们同封建势力做斗争。

例如，在光复会建立早期，他们就积极进行新思想的宣传丁作，出版了很多报刊，如《浙江潮》、《江苏》、《国民日报》、《中国女报》、《萃新报》等。

(2)团结知识分子，兴办学堂，为革命搜罗和培养人才。

光
复会先后创办了很多学堂和馆社，如绍兴大通学堂、杭州求是书院、赤诚公学、台州耀梓学堂、嵊县爱华女学等。

(3)
联络会党、策动新军。

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及其成员先后多次深入浙江杭州、嘉兴、绍兴、湖州、温州、台州、衢州、金华等县府秘密联络会党，组织起义。

除联络会党之外，光复会与同盟会互相协作，打人清朝新军内部，策动爱国的官兵转向革命。

(4)光复上海、浙江，攻克南京，为辛亥革命
的成功奠定东南大局。

会党作为光复会的同盟军，其历史功绩必将彪炳于后世。

在认可其功绩的同时，龚剑锋等专家对此却有着不一样的视角，他们表示，会党也有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性。

其一，民族主义色彩过浓。

清代浙东学派的思想家们，大多抱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强调夷夏之别，这对本土读书士子的影响尤为深远。

他们在看清了清王朝反动卖国的面目，认识到革命必要的同时，也触发了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

正因如此，
例如华龙会，才成为具有“反清复明”传统的会党，一度将“排满”作为革命的终极目的。

每当斗争趋于高潮时，把满腔怒火发泄到满族人身上，大有仇杀其种族之趋势。

其二，农民小生产者的落后性。

以陶成章、张恭等草拟的《龙华会章程》为例，《章程》的“宗旨”条中的内容与太平天国的空想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朴素愿望，但可行性甚微，明显不符合当时之社会条件。

其三，难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会党的领导者毕竟都是传统十子出身，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理论了解不多，难以摆脱传统思想的影响，不能在革命斗争中改造会党，不断引导会党群众前进，反而去适应会党群众的某些要求，使自己止步不前。

2.辛亥革命对浙江的影响
与会专家指出，辛亥革命对浙江的民族工商业来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辛亥革命前，浙江的民族工商业刚刚起步，发展相对来说比较缓慢。

辛亥革命后，浙江的民族工商业进入了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棉纺、火柴、电力等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

杭州、宁波、温州、绍兴、湖州等地。

都新增了使用现代机器的工厂企业。

例如，棉纺织业：1912―922年是中国棉纺织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各地棉纺织企业不断增加。

上海与江浙集中了全国63％的企业，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机械业：清末建立的宁波顺记铁工厂、杭州汇昌机器
厂和温州毓蒙铁工厂，规模很小，只能搞些修理，辛亥后，多厂聘用日本技师，发展各自的机器，显示了浙江机械工业的复苏；电力工业：浙江最早的电厂是创建于1901年的宁
波电灯厂，1910年，杭州建立大有利电灯公司，资本3万元，电灯用户3000盏，1916年，公司资本增至20万元，用户增至10000盏，与此同时，电厂从杭州向浙江其它城市扩展。

龚剑锋副教授还认为，辛亥革命不仅推动了浙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且造就了大批人才。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人才辈出，输出人才多；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实业领域，都出现了了一批优秀人才，他们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且具有优良的思想道德水准和炽热的爱罔主义思想，在近代思想史经济史上占据了一定的历史地位，加深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文化的内涵，这也是浙江对全国的一大贡献。

李继峰教授认为，辛亥革命不仅对浙江有巨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浙江对辛亥革命同样具有重大的影响。

他指出，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虽然很多来自海外，但国内的革命党人主要在浙江这边，所以浙江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特别是蔡元培、章太焱。

他还说虽然当时定都在南京，但当时攻打南京的主力是浙江的军队，他们打得是最勇敢的。

所以他认为应该特别感谢浙江先烈。

陈魏的后人陈致春先生也认为浙江对辛亥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介绍了绍兴对辛
亥革命的贡献。

3.辛亥革命中的浙江人
龚剑锋等学者从一个新窗口、新视角研究浙江的辛亥革命，认为，辛亥革命能顺利发展，浙江籍华侨功不可没。

辛亥革命期间。

浙江籍华侨队伍中涌现出了很多仁人志士，他们有的积极从事革命理论宣传，有的踊跃参与反清排满斗争，有的则千方百计为革命凑集经费、捐助款项，更有甚者三项兼得，为中国近代民主共和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重点列举介绍了浙江籍华侨张静江、吴锦堂及赵家蕃、赵家艺兄弟的事迹，我们无不被他们的事迹所感动。

对他们那种坚定的革命信仰、无私的奉献精神、无提的斗争勇气，我们感到折服和敬佩。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对于他们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应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评价。

孔陈焱(浙江省利：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和徐立望(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另一个维度，对浙籍留日人员这一特殊群体，在辛亥革命中为浙江光复所做的努力进行了分析。

指出，甲午战争后，浙籍留日人士逐渐成为清末新政改革的中枢力量，他们为凝聚民众力量，兴办报刊竭力鼓吹地方自治，成为立宪的基础和先导。

浙籍留日人士还积极掌控省谘仪局，扩大了在政治领域的影响，为立宪派与革命派联手革命作了铺垫。

在军事上，留日的军事人才的归来，为新军顺利光复浙江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夕。

浙江发动的
拒路拒款维民权运动，起到了动员和整合社会各阶层的作用，促进了军界、政界和学界人物的联动。

经过浙籍留日群体在诸多方面的推动，浙江的光复才水到渠成。

何林辉(临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一些专家学者从
行政区这一地域划分出发，总结归纳浙江不同县市革命人的历史功绩。

主要有：(1)辛亥革命中的台州人。

何林辉按辛
亥革命前、辛亥革命中、辛亥革命后三个时间阶段，探讨发生在台州的历史人物史迹。

辛亥革命前：台州籍光复会员、同盟会员以四种形式从事革命活动。

第一，台州各地联络会党，宣传革命，发展会员；第二，开办新学，以学堂为鼓吹之地，传播民主思想，培养革命人才；第三，出任教习，发动华侨，募集活动经费；第四，运动新军，参加各地起义。

辛亥革命中：主要表现为台州志士在光复上海、陕西起义、杭州光复、攻克金陵等事件中所作的努力。

辛亥革命后：主要表现在反袁、护法、独立等事件中所作的努力。

(2)辛亥
革命中的绍兴人。

季力(民革党员)指出，绍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可以传扬，但绍兴先贤，例如“悲情”的王金发，“激情”年代的文豪鲁迅，回归故国的学界泰斗蔡元培，远大抱负的青年才俊周恩来，在百年前也曾为辛亥革命书写过华丽的一笔。

(3)辛亥革命中的湖州人。

邱鸿昕(民革党员，湖州市政府办公室退休干部)介绍了辛亥革命中湖州人民的
反美爱国运动，外地或国外湖籍人士和学生的反清反帝活动，
以及湖州人民团结一致光复湖州的历史事迹。

另有一些专家学者，如浙江大学图书馆馆员王晓军、民革杭州市委金家勋及辛亥后裔陈致春、刘克蔚、俞匡章等，以人物传记的方式叙述了辛亥革命中的浙江名人。

其中涉及到辛亥英杰吕公望、少年侠女尹锐志与尹维峻、儒商楷模孙表卿、辛亥勇将葛敬恩、共和元勋王文庆、辛亥老人陈魏、前岗乡贤俞丹屏以及谭震乾坤的辛亥烈士杨哲商。

(作者徐东涛系《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周佳松
系浙江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