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来人”和日本文化

DOI:10.16496/ k i.rbyj.1999.03.014
日　本　研　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
“渡来人”和日本文化
大连外国语学院　胡孟圣
日本人历来将早期从中国大陆去日本列岛的中国人称之为“渡来人”。

顾名思义,所谓“渡来”,即从海上而来之意。

在隋、唐时期之前,中国人去日主要经朝鲜半岛小驻,然后穿过“对马海峡”抵达日本。

而到了隋、唐时期及其以后,便直接经黄海、东海、南海去日本了。

“渡来人”赴日所形成的文化意识,在人类交往史中,堪称一种创举,他们那可歌可泣的举措,蕴含了人类的聪明和才智,坚毅和果敢。

“渡来人”群体,起到了中国对日交流使团的作用,他们对日本的开发和建设功不可灭,他们对日本人的思想启迪乃至“大和魂”的形成作用甚大。

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渡来人”也属日本先祖。

本文试就“渡来人”迁徙日本的始末,略述一管之见,以求教于方家同仁。

一、浅说“稻作”和“渡来人”
日本曾把古时不断从中国经朝鲜半岛赴日的中国人称作“归化人”,这种说法欠妥,因为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渡来人”还不能从法律上得以“归化”,所以,仍保留其原来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

这一点与近、现代的日本大不相同。

当时的日本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渡来人”只是从中国、朝鲜以潮流的方式来日本罢了。

古时,“归化”一词的含义是“归顺王化”。

这至少可以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以为当时的日本,文化很先进,由于大陆人对日本带有积极向往的因素,所以“归化”。

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现在,日本的学界、考古界和文化界,对古时赴日的中国人,不使用带有特定意义的“归化人”一词,而使用与史实相符的“渡来人”这一词汇。

古代,日本并不发达,文化也相当落后,根本就不存在外来民族“归化”这一概念。

日本之所以有今天,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古时的“渡来人”给日本带来了实惠,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列岛,与东亚特别是与朝鲜半岛仅一海之隔。

据推测,在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之前,日本是与大陆相连的一个整体。

后来,由于沧桑变迁,从历史的某一时期开始,形成了一座列岛,与大陆隔裂开来。

古时,从中国大陆赴日人数之多令人惊奇,并且这种迁移不限定时期,一直延续了数千年。

因此,研究“渡来人”的历史及其作用,应从地理位置上来加以探讨,以期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渡来人”来日本之前,原来居住在日本列岛的人们主要以狩猎、打渔为生,从广义上说,尚处于采集经济阶段。

其人种也有别于北方的阿伊努族,从骨骼上判断,属带有共同点的原日本人系统的土著民族。

大约在七、八千年以前,即种稻子传来日本之先,陶器就传到了日本,并被“原日本人”广
泛使用。

这些被称作绳文式土器,是当时日本文化的基础。

这种“火度低、柔和的陶器”,因刻有“绳目之文”,故称“绳文式土器”。

当时,人们把“绳文式土器”视为日本“文化中心”。

这种“绳文式土器”,就是最初“渡来人”所制作的,这是他们为日本开创早期的新文化所奠定的基础。

尔后,负担种稻子的人们从大陆来到了日本,他们向土著居民传授稻谷和锄以及有关技术,并很快为土著居民所接受。

人们把“稻作”技术作为主要的“生活手段”,很明显,这时的日本已经进入了“农耕氏族”阶段。

像这样的“渡来集团”多次来到日本,使“稻作”技术迅速传播开来。

现代的考古和研究结果表明,日本“稻作”的起源,来自中国南方即长江以南的“江南地带”。

从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经海路渡来是不可能的,主要是经朝鲜半岛进入日本。

日本福冈县的“板付”被视为珍贵的“遗迹”而被保存下来,“板付”位于“那珂川”沿岸,靠近福冈飞机场一带。

此处既是日本最早的“农业遗迹”,又是最早的“弥生式土器遗迹”,同时,也是日本最后所残存的“绳文式土器遗迹”。

这座“遗迹”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在一地发现了从“绳文式土器”向“弥生式土器”过渡的两个时期的遗迹。

那是在“弥生式土器遗迹”中残存着稻谷的痕迹。

这就清楚地证明了“弥生式土器”和“稻作”同处一个时期。

通过考古还发现,日本最初的“农业足迹”是逐渐由西向东漫延的。

此外,还通过现代的“考古学”确定了“弥生式土器时代”的时期即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之间。

在这长达500年期间,渡来的“农耕文化”在“日本列岛”逐渐由西向东扩展。

“渡来人”通过这次“农业扩展”,为日本农业奠定了基础,直到经过了两千年的现代,日本人民的生活仍靠农业支撑。

这个事实无可争议地证明,“渡来人”给日本带来了莫大的恩惠,这不仅是个“农业问题”,也是个“民族问题”。

“渡来人”来日后,形成了强大的“渡来氏族”,在推广传播“稻作技术”的同时,与当地居民“混血杂交”又形成了新的民族。

这次“农业传播”,到了“伊势湾”之后,又经“三河、远江”向东移动,其间又经过了若干年时间。

仅此可见“绳文文化”势力之强大。

农业传来日本之后,技术上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规模。

不久,农具所用“铁器”也传到日本,并逐渐推广开来。

不过,由西向东传播的时间稍晚一些。

“稻作”也由“水田的播种方法”向“整理秧田”和“插秧”方式发展。

这种进步,足以说明“渡来人”的伟大功绩。

五百年时间并不算长,但是这个期间却奠定了日本农业基础。

从那以后,“稻作”一直是日本农业生产的中心。

这也为研究四、五世纪的日本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四、五世纪“渡来人”的功绩,日本研究者认为那是“渡来人的第二次浪潮”。

二、浅说“部”所具有的意义
秦汉时期从中国大陆涌入日本的“渡来人”,限于当时的航海技术条件,不可能从海上东渡日本,只能先移往朝鲜半岛小住一段时间,然后穿过对马海峡抵达日本。

中国秦汉时期,政治形势相对比较稳定,经济势力也比较强大,有条件,有能力向日本进行文化输出。

日本历来所推崇的对日本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秦始皇子孙”和“汉灵帝后裔”,实指秦时徐福及汉时东渡日本的中国人。

他们经过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后,入乡随俗,并改换各自的姓名,逐渐演变成日本人。

秦汉以后至公元四、五世纪,从中国输入到日本的文化主要是各种“技术的文化”。

随着“稻作”技术传入日本,“养马”技术也传到了日本。

当时,无论是“养马技术”还是“骑马技术”都是为日本人所乐意接受的。

在此之前,日本列岛无马可养,当然也就谈不上“养马技术”了。

“养马技术”传到日本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时人普遍认为:陆路乘马和水路行舟一样重要,两者不可缺一。

此前,日本人以陆路徒步为主的交通运输,费时劳力,相当不易。

而“养马,用于运输和交通”加强了运输力度,发展了生产力。

日本在明治时代以前,“马”或“肩舆”曾频繁往来于“东海道”之间,可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马一直作为日本的主要交通工具而广为利用。

进入明治时代以后,由于铁路的建成,人们可以进行更加快速的移动,缩短了时间差距,解放了生产力,马的作用才逐渐减弱了。

在古时的日本,由于“渡来人”传授了“养马的技术”,进而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当时,日本各地先后建立了许多“国”,但是,作为“统一国”,还远没有形成,正是由于有了马,方便了交通,加强了各地间的联系,才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因此,“渡来人”传授的“养马技术”和“近代的铁路建成通车一样,具有等同的历史意义。

除了“养马技术”传入日本之外,还有一项重要技术也传到了日本,那就是“锻冶技术”。

在“锻冶技术”传到日本之前,日本就有了“纺织技术”。

在分散的各个家庭之中作为“家内劳动”进行生产,并将生产的物品作为“贡物”,向“统治者的住所”奉献。

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尽管相互间也有协作,但形式单一、组织分散。

当时,人们把这种生产“贡纳”的组织形式称之为“伴”。

所谓“友达”这个词,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人们在生产中相互帮助,并将“生产物”定期向朝廷奉献。

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在日本延续了很久,日本的农业也以同样的形式从事生产。

然而,通过朝鲜半岛进入日本的“技术人员”却以新的组织形式从事生产活动。

当时的中央,即“朝廷”,从各个从事劳动的家庭中征用劳动者,统一组织生产,向“朝廷”交纳的“贡物”。

因为是以“集团”的形式从事生产,所以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技术水平。

“养马技术”也是如此,并非一家一户单独养马,而是从各个家庭征用养马之人,一块儿传授和训练技术。

“锻冶”更为明显,所有活动全由“朝廷”统一管理,所有被征用来的劳动者,全在“朝廷”掌握之中,有时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这种劳动“结构”生产的物品也作为“贡物”向“朝廷”奉献,但其生产方式却与“伴”大不一样。

其主要区别在于先征集生产者,然后组织其实施生产活动。

这种“应有的劳动规模”就叫作“部”。

日本民族的集团精力的形成与“部”大有干系,可说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来源于中国,发展于日本。

日本古代的生产组织,存在“伴”和“部”两种形式。

人们在各自居住的场所,相互协作生产物品的给织形式称为“伴”;把有关生产者在一定的场合下集中起来,集体生产物品的组织形式称为“部”。

公元四、五世纪传入日本“部”的生产组织形式,实际上属于“奴隶制的生产方式”。

不过,这种“部的作法”对日本生产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伴”和“部”这两种生产组织形式均有“优点”和“缺点”。

“伴的生产形式”既有要抛弃的地方,也有要保留的地方。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筹办集体的“官营农场”是不可能的,所以仍保留单一的“伴”进行生产活动。

而“部”采用的是“集约形式”,因此,既能提高生产技术,又能提高生产效率,并且还能生产“伴”所生产不出来的物品。

这就是“部”非常明显的优点。

但是,采用“部”被征用者
须离开家庭外出劳动,造成家庭成员间分离的苦恼,这是当时难以克服的缺点。

总之“部”明显优于“伴”,尽管还存有诸多不足之处,但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它的诞生,不仅提高了生产力,还加强了集体主义精神,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日本的文化很能体现日本民族的双重性格,一方面把“渡来人文化”有机地加以调和吸收,为己所用。

另一方面又顽固地坚持固有的生产方式,小心翼翼地提防着被“渡来人文化”所同化,排斥性地选择与本民族文化不相冲突的并可完善自己的东西,执着地维系日本精神支柱“大和魂”。

被称作“伴”的“共同体的生活”和被称作“部”的“奴隶制的倾向”并存,共同发展日本生产,这就是公元四、五世纪日本的特点。

当时,“征集人员”使其劳动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是通过“渡来人”进入日本的。

在通常的情况下,日本固有的“共同体”似乎被破坏殆尽,然而事实上却残存下来,并且成为奴隶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对应的作法”,一直沿续到公元五世纪以后。

这一时期的开初阶段已经能够建造“大古坟”,即“应神天皇”和“仁德天皇”在位时所出现的大规模建造古坟的“古坟时代”。

这一时期为“奴隶制的生产”及其“劳动组织形式”所主宰,这种生产方式为各地“统治者”所认可,并参与制订各种制度。

“古坟时代”从这种意义上说仍是“强大的渡来人文化”时代。

三、“渡来人”的功绩
在日本历史上,“渡来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写下了不朽的历史篇章。

可以说日本历史上每一次“文化创造”,每一项“技术革新”都离不开“渡来人”,日本历史上每一项重大举措,都是这些中国大陆出身的“渡来人”具体组织实施,付诸辛勤的劳动所完成的。

这也是日本学术界综观日本历史所作出的中肯评价。

对于“渡来人的贡献”,可以列出若干个项目,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日本的国土开发”
据日本史料记载,“日本土地开发”的历史使命,客观地落在“渡来人”的肩上,各地的“土地开发”几乎都是“渡来人”所完成的。

从中国大陆大批涌入日本的“渡来人”,来日前,一般都在朝鲜半岛极其狭窄的地方靠开荒种地维系生计。

他们利用“从山间流下来的积水”,浇灌所开垦的农田,尔后,将垦荒种地的经验及其有关技术带到日本,在日本大片大片的处女地上大显身手,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和聪明才智。

他们的业绩,可歌可泣,在东瀛列岛闪射出灿烂的光辉。

当时,中国大陆尚有广阔的未开发土地,不过,大都覆盖着“泥浆”,很难开垦,特别是长江沿岸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域更是如此。

开发这些地域,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技术条件要求较高。

因此,希冀新生活的大陆中国人积极寻求较易开发的新地域。

经过长年累月地苦苦探访,终于获悉东瀛日本这一理想的生存地方。

因此,“渡来人”一进入日本,便迸发出旺盛的生存欲望,充分利用比较先进的技术条件,进行“国土开发”。

“渡来人”改造旧有土地,积极开垦新土地,大力发展了岛国经济,增强了日本国力。

“渡
来人”开发“京都盆地”的壮举,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范例。

当时在“渡来人”的心目中,“京都盆地”是一块极其理想、值得开发的地方。

“京都盆地”,北部有水量丰富的“贺茂川”,西北有“大堰川”,东北有“高野川”。

上述三条河流长年流经“京都盆地”,因此,古时这里被称作“爱宕郡”,所谓“爱宕”,意为“犹若瀑布般的水在盆地中翻滚流淌”。

可见,“京都盆地”在当时还是一片富饶的尚未开发的处女地。

当时的日本政府让大批“渡来人”在这个“山城盆地”(“京都盆地”的古称,多指京都南部一带)定居,旨在开发和利用这片肥沃的土地。

据日本史料记载,当时的日本政府不准“渡来人”聚集一地,而分散到盆地的各个地方,以图利于全面开发。

日本史学家评论当时日本的举措称:“将这些渡来人作了相当巧妙的安排”。

可以说当时的“京都盆地”凡是需要开发之处,均安置了“渡来人”,充分发挥“渡来人”的技术专长,实施大规模地垦荒种田。

当时“渡来人”的辛勤劳作,至今还留有许多遗迹。

比如“大堰川”这一河名,从开发“京都盆地”那一天起就一直沿用至今。

“大堰川”古时称“葛野川”,意为蔓草丛生的河川。

当时,“渡来人”在这里修筑了一条很大的“堰堤”,在截流蓄水的同时,还沿川修筑了“堤防”,“大堰川”故此得名。

由于“渡来人”的辛勤努力,“大堰川”的水患完全被治服了。

尔后,“渡来人”又在“堤防外侧”造出了许多“大片集体住宅区”。

像这样大规模改造土地的技术活动,在当时相当不易,可说“京都盆地”的辽阔沃土,撒满了“渡来人”的汗水,也可以说“京都盆地全地域”全由“渡来人”开发而成,就是当今的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京都盆地是渡来人的土地”。

总之,“渡来人”利用他们的聪明和才智,在“土木和治水工程”方面,为日本创下了“突出的业绩”。

(二)“日本最初的记录”
“渡来人”另一方面的不朽功绩是在日本开创了“记录”的先河。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把“人类的生活”详细地记录下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诸如“今天我们究竟干了些什么”等等,如果连这些情况都不清楚,发展下去,浑浑噩噩,只能是打发无为的岁月。

这对后人来说也只能是“回味起来毫无意义”。

如果作下记录,比如“今天做了如此这般的事情”,日积月累,就能把自己每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记录下来,这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一大进步。

从大的方面来看,这是“日本全体”不断向前发展的具体表现。

这种“积累”逐渐增多,就能形成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

如若什么都不作记录,对后人就无任何启迪和供借鉴的地方。

因此,作好人类生活的日记,记录“今天我干了些啥”这件事本身就是“快乐的生活方式”,也为后来的“国家记录”作了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这是“渡来人”最初进入日本“朝廷”时的又一大创举。

作“记录”就必须有“历”。

即,必须知道今天是何年何月何日,这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当时,日本还没有“历”,平时只是以观察太阳来判断时间,以冷暖寒暑来判断四季,或以月亮的“月圆月缺”来判断日期。

但是,到底是何年何月仍然不清楚。

于是,日本采用了“历”。

公元五世纪,“渡来人”将中国的“历”带到了日本,并以此作为记录时间的依据。

日本从此开始有了纪年历史。

日本最初用中国北魏时期所推行的“元嘉历”作系统记录。

这是“渡来
人”的一大贡献,可以说没有“渡来人”,就没有日本的纪年历史。

日本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日本书记》自“安康天皇”以后,均采用“元嘉历”书写而成,以前的部分是以“唐仪凤历”书就。

即,将古代部分用晚时传入日本的“仪凤历”书写,应该肯定这一部分全是后加的,因此,可信度小。

而采用“元嘉历”书写的那一部分,均依据当时的具体资料书写而成。

从这一点看,《日本书纪》所用史料完全可信,这对研究日本那一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可靠性”。

根据日本历史记录,到公元七世纪,“笔、纸、墨”及其制作技术也由“渡来人”传到了日本,并在日本制作成功。

在日本古代,由于没有纸,而采用“把剪刀切下来的木块连成一体”,在上面写字,以作记录。

最近,日本考古人员在发掘和清理“飞鸟的平城京遗迹”中,发现了那个时代的“木简”。

由此可见,日本人最初用“木简”记录历史。

这也是“渡来人”的一大功绩。

“记录”对日本历史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掌握日本经济”
“渡来人”的第三大功绩是“与生产相结合”。

这样以来,不仅提高了生产力,也积累的相当可观的财富。

当时日本各地的“大富豪”均系“渡来人”,可见“渡来人”在当时占有相当强的经济势力。

因此,日本政府在政治上若不启用“渡来人”,则必然会困难重重。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渡来人”在开发日本国土、记录人类生活的同时,充分显示出统计和管理事物的能力。

当时,无论是“生产”还是“事务”,全在“渡来人”掌握之中,也就是说“渡来人”掌握了当时日本的经济命脉。

“钦明天皇”在位时,一位名叫“秦大津父”的“渡来人”担任“大藏省长官”,这在《日本书记》中有明确记载。

“大藏省”为当时日本政府的“财政中枢”,如此重要的职务交由“秦氏”承担,可见当时“渡来人”的政治地位是何等显赫。

据日本史料记载,这位“秦氏”参加过“京都盆地”的开发,是日本有功之臣。

日本朝廷特意将深居乡间的“秦氏”请出来,委以“钦明天皇的朝廷的大藏大臣”的重任,这表明“渡来人”已进入日本上层社会。

总这,没有“渡来人”,就没有日本的“政治和经济”,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史实。

主要参考资料:
①《大日本百科事典》,小学馆。

②《日本大百科全书》,小学馆。

③小松左京著:《日本文化の死角》,讲谈社。

④林屋辰三郎著:《日本文化の东と西》,讲谈社。

⑤上山春平、梅原猛共著:《日本と东洋文化》,新潮平凡社。

⑥家永三郎著:《日本文化史》,岩波新书。

⑦祖父江孝男、米山俊直、野口武德著:《文化人类学百科辞典》,晨星社。

⑧《中华传统文化大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⑨柳治徽编著:《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

10于长敏著:《日本文化史略》,吉林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