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行旅_评杨四平_省略_象_现代中国文学海

收稿日期：2015－01－19作者简介：魏文文（1988－），女，安徽蒙城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新诗研究。

2015年第4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No．42015第28卷JOUＲNAL OF HAINAN NOＲMAL UNIVEＲSITYGeneral No．154（总154期）（Social Sciences ）Vol．28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行旅———评杨四平《跨文化的对话与想象：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魏文文（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310（2015）－04－0068－05作为中国著名的诗歌批评家，杨四平教授被评为“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之一，并荣获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奖（2011－2012）等诸多荣誉。

他多年耕耘在“新诗批评”这片领域，现已硕果累累。

但是他并没有把学术眼光仅聚焦于此，而是凭借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扎实的治学素养选择了一块坚硬难啃的“学术骨头”———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

面对这么一个庞大复杂、有相当学术难度的选题，杨四平教授一路勇往直前。

他认为“做学问就是一场场智力、毅力和耐力的打拼”［1］后记。

正是凭借着超群的智力、惊人的毅力和持久的耐力，杨四平教授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跨文化的对话与想象：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11月版，下称《传播与接受》）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得“优秀”结项成果，同时该书第五章以“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差异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8卷第1期）为名荣获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文章类二等奖。

《传播与接受》作为杨四平教授学术研究中重要的著作首次勾画出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和接受的谱系，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值得读者深入咀嚼、咂摸。

“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长时间被“西方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这一命题所遮蔽，究其由来除了作家、批评家与文学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忽视等因素外，最主要的是“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自身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它长久地游离在“中国文学”“文学翻译”“海外汉学”之间，得不到相关专业研究者应有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并取得了明显的突破，相关研究既有个案研究，国别文学研究，又有“断代”研究及专题研究，除此之外，有些高校还成立了中国文学海外研究机构、召开此类会议、出版相关译著及会议论文集。

中外学者的潜心研究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层次与视角，但是在研究的深度、广度及中国文学的价值判断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本书著者从这些实际问题出发，进一步探究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和接受与语言思维、历史文化、诗学观念、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纠缠，梳理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基本情况，为其他研究者提供资料和学术参考。

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和接受，经历的长期的理论探索、反思、整合的发展历程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些零碎杂芜的资料，很多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和接受现象的原典性资料没有得到深度的挖掘，甚至形成了有此无彼，此详彼略的局面，同时在文献整理与分析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欠缺。

在笔者看来，要完成此类学术研究，首先必须具备两大功夫，DOI:10.16061/46-1076/c.2015.04.014即发掘与梳理。

马克思曾经说过：“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态，探究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只有在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2］作者正是从资料的大量占有和整理出发的。

除了海外汉学家、海外中国学家和海外文论家撰写而被翻译成中文的书籍及文章之外，他还考察了海外汉学家、海外中国学家撰写的外语著作与文章，这对一个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者来说是必须的，也是有难度的。

这些原典性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使作者在对每一种接受现象进程的来龙去脉的交待中，在揭示现代中国文学海外接受的发生背景、进程动态及本质特征时，既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又新见叠出、独树一帜，在横向深入、纵向发展的交叉网络中，客观地展示出现代中国文学海外行旅和接受的构架。

“语境”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于1923年提出，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作者从文化语境出发，进一步探究现代中国文学如何跨语际，跨文化参与到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进程中，以及在此进程中世界文学对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的种种想象，故《传播与接受》一书被冠以“跨文化的对话与想象”再贴切不过。

《传播与接受》全书26．5万字，紧扣“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这个中心，从“国内”和“国外”两个落脚点出发，辐射现实状况、过程动态、文本接受、形象塑造和未来发展五大方面，以“一个中心，两个落脚点、五个方面”为论证的框架和逻辑，纵横交错地编织出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和接受的立体网络。

作者具有史学、哲学以及跨文化的维度，在多种维度的交织下，从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文化语境中反思存在的问题，着眼未来发展，进一步提炼出未来中国文学在海外接受的路径和方法。

作者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和接受的“路径和方法”上下足了功夫，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传播与接受》首先关注的是现代中国文学海外接受的发生，对学者提出的传教士是如何发现“文学中国”的问题做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法国中国学家安必诺和何碧玉在《西方传教士———中国现代文学的首批读者》里谈到了四点原因：第一，“形势所迫”；第二，“道德使命”；第三，编写教材所需；第四，培养基督教文学新人，催生基督教文学。

［3］学者刘丽霞在考察“文学研究与传教方式改革内在的联系”时也提出“基于内在的主动意识和外在的鼓励帮助，在集中营的闲暇时间里，圣母圣心会士们才会着手进行这样评介中国文学的研究性工作”。

［4］作者认为这样的归结略显笼统，指出：“其实，从深远的意义上讲，传教士译介和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有更大的抱负。

那就是在‘和合’思想的指导下，通过译介和传播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促进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有的传教士，如文宝峰，回国后，继续操持旧业，乃至将其作为一生的志业，并有相关的著作出版。

这进一步表明了传教士在华传教已不限于‘政治传教’和‘侵略传教’。

”［1］23这种不囿于成见的创新精神和客观公允的立论态度在《传播与接受》中比比皆是。

杨四平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及清晰的理性思维尤其值得钦佩，他在学术研究中习惯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由此顺藤摸到其发展现状，最后在“怎么办”上再下一番功夫。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杨四平教授学术研究的最低目标，也是最高目标。

“发现问题”需要极其清晰的理性思维和细致的分类概括能力，比如在考察“留学生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时，他除了考虑到“到国外去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还抓住了一贯被忽视的“来中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这一主体，认为“他们也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了才智和力量”［1］29。

在对“留学生”角色定位和理解时，他细致地将其划分为五种情况，这样细致的划分在之前的相关研究中从未有过，对进一步探究“留学生与海外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探究“中国学家的译介和研究”时，作者采取了比较研究法，通过中国学家的译介和研究与传教士、留学生、作家、记者和外交官译介之间的比较得出，中国学家的译介和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即，选题对象的名典性；研究视角的多样性；译介和研究的系统性和学理性以及研究成果的代表性和经典型，并指出了中国学界译介和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在于，除了向世界翻译、介绍和传播现代中国文学，让外国人了解现代中国及其文学外，还使现代中国文学当年在大陆受挫的危情下，在海外却能保持一定的历史延续性。

［1］52我们在阅读了《传播与接受》之后，发现此著最难能可贵的是，既不回避意识形态的国家管控这一重要的现象，而又形成了超越政治社会批评的独特的话语体系。

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被委以建设民族国家的重任，出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文学常常被政治化、组织化、社会化，也经常被纳入国家对内外宣传、管控的“传声筒”。

文学对外输出的国家管控，是指国家对那些有利于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价值观和正面的、积极的国家形象的文学有组织地进行输出前、输出中和输出后的全方位的有力监控、推广和评价。

［1］54《传播与接受》的第一章第四节中指出：“文学输出的意识形态的国家管控，不只是中国在管控自己的文学输出，输入国也在管控中国文学在他们各自国家的传播与接受。

也就是说，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遭遇到了作为‘输出国’的中国和作为‘输入国’的目的地国家的双重操控———一出一进的管控。

只有经受了国内和国外双重操控的考验，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才能顺利。

”［1］55在这种高强度、高压力的“双重管控”下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困难重重，如“文革”时期，国家对文学的向外输出与向内引进都进行了极其严格的控制，此时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几乎成了“四人帮”政治斗争的工具，严重偏离了文学轨道。

针对文学输出与意识形态的国家管控这一现象，作者以明确的态度指出：“在中外文学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只有彼此都保持‘适度’的主体性，像当年美日之间进行的有效的跨文化交流那样，真正掀起双向的或多向的译介、传播与接受风潮，规避文化冲突和文化霸权，才能使中外文化产生互荣，造福于人类。

”［1］66在第五章第三节中作者再次提出意识形态的认同对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和接受的影响，“由于意识形态方向的原因，西方是排斥现代中国文学的，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认同现代中国文学”，“欧美中国学家由于处于西方的学术体系中，西方的价值观与话语权力常常主导了他们的评价标准和体系，因而他们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时常出现某种程度的遮蔽、歪曲、误读和错读”，［1］140这些都使得西方对现代中国文学中所谓的“异己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文学，相反一些西方左翼人士则乐于传播和接受中国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以及改革文学。

作者从科学的方法论出发，提出：“在看待西方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到西方内在的复杂性，不要激化矛盾，反而要智慧地利用它们，因势利导地，巩固现代中国文学在西方译介、传播和接受的多样性。

”［1］154《传播与接受》中诸如此类“解决问题”的案例还有很多。

杨四平教授以科学的发展观为立场，深深思考和探究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和接受中急待解决的问题，既为文学/文化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的文化政策提供学术依据，又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提升国家文化形象和文化软实力。

《传播与接受》的第三、四、五章考察了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和接受的特征，即现代中国文学海外接受的多样性、不均衡性以及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