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

科举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沿用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项选官制度。

它开创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结束，共历时1300多年，确立了我国“学而优则仕”的历史传统。

我国古代选官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制，而它的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大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时代。

苏东坡说过: “三代以上出于学, 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 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 隋唐至今出于科举。

”这段话, 实际上划出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

在科举制之前，我国的选官制度大多是以门第势阀为基础。

夏、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

据《礼记·礼运篇》记载，当时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均是“世及以为礼”，即实行世官制。

在这种制度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

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

周世官制的特点是：它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

那些担任王室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便是受封的各级封君，他们均遵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

春秋时期，社会开始大变革，我国从传统的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变。

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行明贤主义，即选贤任能。

到了战国，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一种唯功唯贤的新的选官制度逐渐建立起来。

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以客出仕”成了战国最风行的一种仕进途径，至此，世官制时代终告结束。

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

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材。

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

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

晋、六朝时沿用此制。

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

但是，这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

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

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

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动乱，隋唐时期，我国重新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就必然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全面的整顿吏治。

同时，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统治基础，需要从社会中下层网罗人才，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科举制度是一种适应当时新形势需要的选官制度，是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科举制的形成是有其特定历史条件的。

其一，科举制度的经济前提是北魏起实行的均田制在隋唐建的以推行。

均田制以土地国有、计口授田为原则，摧毁了大族豪强的庄园经济，使大批自耕农和庶族地主得以产生，并参与分享文化和权力，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其二，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江南士族势力迅速发展壮大，科举制度反映了“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的山东士族和江南士族之利益，这是他们在北方政权中获取政治地位的重要途径。

其三，书写、印刷等物质条件大大提高，唐代手工造纸产量极大，雕版印刷渐趋流行，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传播，有利于考试的实施。

其四，隋唐时代的经学大统一，为应考人士提供了必备的教科书，规定了法定的经义文本。

科举制的推行也是有其特定原因的。

其一，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能够读书的人家又必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当这些人意识觉醒后，加上对现实状况的不满，会成为统治阶级的阻碍，而最好的办法是将这些人收归己用，将士人基本都迫引到服务国家、效忠君主的“坦途”上来。

其二，九品中正制以来，世族势力逐渐控制了绝大部分政治力量，皇权被极度削弱，皇帝越来越不满这种现象，他需要有一支没有世家背景的、完全由自己掌控的且有一定实力的政治力量。

而一些有识之士在民间有很高民望，同时跟世族有一些交情，这就成了他们的政治资本，皇帝组建把眼光放到他们身上来。

其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阶层划分明显，阶级矛盾逐渐加深，统治阶级需要通过管员的选拔与运用来扩大政权统治基础，从而维护其封建统治。

其四，随着专制主义封建皇权的发展，事无大小均由皇帝裁决，皇帝精力有限，自然需要一些真正有才学之人来帮忙分担。

隋朝是科举制的起源时期。

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

始设修谨、清平干济二科，隋炀帝置进士科。

唐朝是科举制完备时期。

隋朝灭亡后，唐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诸史等科，随帝王的喜嗜不同，各有增减，但其常设仅为明经、进士两科。

唐太宗增加考试科目；武则天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并首创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提高科举考试的地位，用高官主考，以后成为定制。

科举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宋朝是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北宋时期，对科举制度本身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和调整，严格了科举考试的程序；分乡试、省试、殿试三级，殿试成为定制；减少考试科目，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的科目；改进考试方法，实行糊名制，防止考官舞弊；不断增加科举录取名额；王安石变法时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策论取士，使科举考试目的在于通经致用。

元朝是科举制度的中落时期。

蒙古人不着重开科取仕，灭宋后一度不举办科举，至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才再次开办，且时办时废，影响较小。

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

科举分为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

但在考试上种族等级明显，元代科举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

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相对较简单。

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相对较严格。

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

明朝是科举制鼎盛时期。

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只有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每三年一次。

考试形式是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

八股文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

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朝是科举制度的灭亡时期。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

满族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

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人文思想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

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

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主要有：第一，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手里收归朝廷，起到了抑制门阀势力的作用，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第二，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各阶层的读书人进入仕途、参与政权开辟了道路，从而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第三，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地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

第四，不断更新封建政府中官吏的结构成分，主动调整部分吏治，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政局的稳定。

第五，根据考试成绩，选拔官吏有了一个知识才能的客观标准。

有利于调动整个地主阶级，尤其是中小地主阶层子弟的学习积极性。

第六，调动了社会办学的积极性，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然而，明朝中叶以后，日益走向腐朽的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所需要的是孝子、顺民、忠臣。

因而有意识地利用科举考试中的缺陷，以“八股取士”，达到统治士人思想的目的。

这样，科举制度就逐渐从选拔人才的工具蜕变为摧毁人才的罪恶手段。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集中表现在：第一，从内容到形式都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把知识分子的思想限制在程朱理学之内，废弃了对经、史及其他各种技术知识的学习，使他们陷入愚昧的深渊，成为顺从皇帝的奴仆，最终成为封建制度的殉葬品。

第二，导致官风和文风日下，政治上的腐败导致科场上的派别斗争，营私舞弊，读书人为了做官，拼命诵读四书五经，追求八股文死板的作文形式，严重伤害了人才的选拔和成长。

第三，科举指挥学校，使学校失去了培养人才的意义，并成了科举的附庸。

明朝以后实质上就是八股文章指挥学校教学，一代复一代地制造愚民和庸才。

自隋朝始兴至晚清诏废，科举制度实行约1300年，不仅对东亚而且对世界文明都产生过影响，它由西方传教士带回西方，直接影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它是中国古代的文官政治，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